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皇帝继位，同年八月，经宰相赵汝愚大力推荐，宁宗任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侍讲是专门给皇帝讲经史和治国之道的官，虽然不是什么显赫的官，但名义上是皇帝的老师，位置很清高，而且有机会经常呆在皇帝身边。朱熹经过劳苦的官场奔波，终于挤到皇帝的跟前。初见宁宗，朱熹便上一道奏折，大讲“君臣父子”之道，任侍讲后，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为宁宗谈论治国之道，同时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面陈四事：第一，“首罢修聋东宫之役，而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第二，建议宁宗皇帝“下诏自责，减省舆卫”以收拢民心。第三，“使朝廷尊严，纲纪振肃……近习不得干预朝政，大臣不得专任己私”。第四，“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则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俱见于《朱子文集》卷十四）。这次面陈，矛头竟然直指皇上，当然引起了宁宗皇帝的反感。由于朱熹多次进言，指摘时政，议论得失，这在宁宗看来是越俎代庖，是干预朝政。这年十月，也就是在朱熹任侍讲开讲的第四十六天，宁宗下诏免去了朱熹的侍讲之位，被逐出朝，从此以后，朱熹实际上是退出了政治舞台。
朱熹从淳熙六年（1179年）知南康军到绍熙二年（1191年）离开宁宗侍讲之位转归故里，前后共12年，在这12年里，他在官场奔走，千方百计推行他的思想，但仕途坎坷、没法实现理想，空有一腔报国热情。
四讲学著述育天下之桃李
朱熹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与哲学思想是相互联系的，哲学思想是他从事教育的指导，而教育思想又是其哲学在教育中的具体运用。他热衷于教育事业，积极从事讲学活动约五十年，即使在从政期间也未间断，每到一地，他便整顿州学县学，制定学规编定教材，致力于教育事业。对于朱熹来说，政治上没有实现他的宏愿，但在学术和教育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培养出一大批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著名的有重要成就的教育家，朱熹有其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和理论。
第一，大建书院，热心办学。
朱熹在卸任同安县主簿回家定居时，即开始聚徒讲学，知南康军期间，在唐代文人李渤隐居的地方，建白鹿洞书院。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并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朱子文集·白鹿洞书院学规》）使白鹿洞书院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其学规也成为各书院的楷模。绍熙四年（1193年），朱喜知潭州时，修复岳麓书院，并亲手书写“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于堂，学生曾达千人之多。在其家乡考亭又建有考亭书院。总之，朱熹讲学多年，桃李甚多，弟子门人布满朝野，培养出大批人才。
第二，“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朱熹办学，其首要目的是整顿封建道德伦理，为赵宋王朝的地主阶级服务，这一点他是直言不讳的，他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朱子文集》卷八十）福州本来是东南地区为学最盛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圣学不传，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同上）。正是由于圣学不传，儒教不兴，才出现这种师生相见漠然如路人的不正常现象，就是说学校教师教育目的不明确，没有达到“明人伦”的教育效果。由于人们一日不能离开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此五者之关系，也不能离开“亲、义、别、序、信”此五者之理，因此朱熹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预圣王教民之条民作为白鹿洞、岳麓二书院的学规，朱熹把这五条称为“五伦”，“明五伦”即是明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和宗法等级制度，这便是朱熹教育的根本目的，他称之为“定本”，《朱子语类》卷八载：
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这个所谓“定本”，不管是国学乡学公学私学，都应以此为教育目的。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又进一步明确写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库、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也就是说，朱熹把“明人伦”作为各类学校的共同教育目的。同时，朱熹又进一步发展了孔夫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也都应该受教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朱子文集》卷十五）。只有让天下民众人人都受教育，才能做到“明人伦”，达到教育目的。
第三，“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朱熹认为，应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提出不同的培养目标。按照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分两个教育阶段，即小学和大学，以15岁为限，8岁到15岁为读小学时期。“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朱子文集》卷七六）学生在小学里先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即是先学封建道德伦理规范，教育孩子们按“忠、孝、悌、信”等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去做。朱熹认为，小学教育非常重要，是打基础的阶段，小学教育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大学的教育，还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继续，又是小学教育内容的深化，15岁以后，为读大学时期，凡入大学的俱是统治阶级上层子弟及“凡民之俊秀”，教育内容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教学生知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大学的教育内容，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可能出发的，是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为国家为朝廷效力的封建知识分子。朱熹认为，学校用什么教材，也是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仍然以儒家传统经典为主要课本外，还应该学习《史记》、《资治通鉴》等，了解中国发展历史。他借用孔子“因材施教”思想，提出关于“成人”、“中人”、“富人”、“懒人”的不同培养方法，让受教之人小才成小材，大才成大材，各得其所，成为有用之人。
第四，教学与读书方法。
朱熹在长期的聚徒讲学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首先教会学生自己读书，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其次让学生去亲自体察，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灌注式教学，老师只是一个引路人，不是包办代替，遇有疑难问题，师生可以共同商量，另外读书要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朱熹在讲学授徒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书立说上。他著述甚丰，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财富，今略举其大概以列于下：（1）朱熹自撰写的书，《周易本义》13卷、《易学启蒙》4卷、《诗经集传》8卷、《礼义经义通解》37卷、《明堂图说》1卷、《大学章句》1卷、《论语新说》8卷、《孟子问辨》10卷、《伊洛渊源录》14卷、《太极图说解》、《书经问答》、《童蒙须知》等。（2）朱熹编次的书，《论语要义》、《论孟经义》34卷《孟子集注》14卷、《资治通鉴纲目》59卷、《五朝名臣言行录》10卷、《二程遗书》25卷、《近思录》14卷等。（3）朱熹注释的书，《四书章句集注》19卷、《楚辞辨证》2卷、《小学注解》等。（4）朱熹校刊的书，《中庸辑录》、《书古经》、《春秋注》、《周易参同契考异》等。另外，朱熹的诗文、奏章等被编入《朱子大全》、《朱子语类》里，从其著述来看，朱熹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大学问家。
五日积月累集理学之大成
自汉魏以来，儒、佛、道三家思想经过长期争论和归同，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条件，“理学”是以儒学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道家有关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观点和佛教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改头换面，来弥补儒家学说的缺陷，建立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唯心主义体系。理学萌芽于唐中叶以后的韩愈和李翱，经北宋的张载、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的发展，到南宋时朱熹集其大成。当然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朱熹的理学学说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当时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思想反映。
首先，它适应地主阶级建立绝对皇权的需要。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相比，我国中世纪封建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皇权特别强大。宋代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由前期转向后期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破坏，中央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天子是天下一切的所有者和支配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朱熹正是为适应这种为适应封建专制皇权作论证的需要，融合了儒、佛、道的思想肥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问题熔于一炉，特别是发挥了儒家的“宗天神学”和伦理思想，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天理观”，为绝对专制皇权作新的论证，把儒学“宗天神学”、“天人感应”学说加以发展，对君主超人化乃至神化。只有把君主神化，才能为他凌驾于臣民之上统治一切找到理论依据，朱熹的这种“天理观”既是封建专制皇权进一步加强在思想上的体现，又是地主阶级加强专制的精神支柱。既然君主是“天之元子”、“超人”、“神人”，显然国家就是君臣一人一家之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主子可以随意驾驭奴才，而奴才要无条件地忠于主子，要事君以忠，稍有违抗，就是犯上、就是大逆不道。朱熹建立“天理观”，到提出“事君以忠”的思想，完全是为了适应地主阶级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的政治需要。
其次，它适应建立和整顿等级制宗法制和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在封建社会，专制主义是通过封建等级制来维护其特权的，朱熹从维护和加强专制主义出发，极力为巩固等级特权加以论证。他所说的“天理”，虽然范围很广，但其主要内容就是“三纲五常”，朱熹把“三纲五常”提到“天理”的高度，无疑是把封建等级制神圣化、绝对化，“君为巨纲”即是其具体体现。根据封建伦常，他提出“差等有别”，反对“僭逾”，主张严格按封建等级制度办事。他做官时，就是按差等有别来处理政事的，凡打官司者，他都先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然后再看是非曲直，以下犯上者，都要严肃处理。在这种等级制度下，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个人的“分”，各安本分，各得其所。君臣之间更是如此了，“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朱子语类》卷六八）。封建宗法制是巩固等级特权的基础，与特权等级制是密切结合的，在宗法关系的外衣下，形成了一套组织严密、法规严格的等级特权制度。宗子、族长大都是官僚地主，他们不仅具有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特权，而且又享有封建统治特权，他们把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封建等级统治，“三纲五常”是封建宗法关系的核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讲的就是父亲、丈夫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君为臣纲”实质上也是宗族关系的继续和扩大。未熹把“三纲五常’脱成是天理之自然，从而把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神圣化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