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与皇后窦氏共生有四个儿子，他们依次是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和四子元吉，其中三子元霸早夭。大业十三年，李建成随父起兵反隋，被封为陇西郡公。他在进军关中及其以后出兵关东的战事中，曾先后担任过左军大都督。左元帅等要职，为唐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武德元年（618年），李建成以嫡长子的特殊身份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唐朝皇权的合法继承人。
李世民虽然是李渊次子，但在文治武功方面却胜其兄长一筹。他最早策动其父起兵反隋，在进军关中和唐初统一战争过程中，又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因此，有人认为李世民是唐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唐朝初年，他被封为秦王。在以后镇压窦建德、刘黑闼农民起义军和消灭薛仁果、王世克等割据势力的斗争中，李世民罗致了大批人才。武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一批名将，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且都是一时俊秀，秦王集团势力的发展引起太子李建成的严重不安和警觉。
李渊的四子李元吉在太原起兵时，年仅15岁，当时以太原郡守的名义留镇晋阳。在以后的军事斗争中，他虽然也建立过功业，被封为齐王，但无论是地位还是势力，均不足以与两位兄长相抗衡。在这种背景下，李元吉S李建成联手，结成共同对付秦王李世民的官府集团（即太子东宫与齐王府）。
为最终夺取最高统治权，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宫内宫外，朝野上下到处充斤着阴谋，正在导演一场宫廷喋血、骨肉相残的丑剧一、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房玄龄起到出谋划策、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后来“玄武门之变”的谋主之一。在李建成与李世民势同水火的危急关头，房玄龄通过李世民的妻兄、心腹长孙无忌转达了自己的主张。他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汹汹，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合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在这里房玄龄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厮杀已势不可免。他还清醒地认识到“大乱”不仅将引起人心浮动，更重要的是它将危及秦王府，甚至新建立的大唐的江山社稷。面对危局，房玄龄表现出超人的政治智慧，提出“为国者不顾小节”的意见。将一场室内操戈的血腥活动说成是捍卫国家大局的堂堂义举，并从历史上找到事实依据，这就是“遵周公之事”；；所谓“遵周公之事”，就是像周公诛杀其兄弟管叔、蔡叔那样去铲除李建成与李元吉。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之弟，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峡山北），所以称之为周公。他曾佐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以幼年继位，由周公摄政。对此，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不服，勾结商朝的残余势力武庚和东方夷族发动反叛。为维护四周的统一与安定，周公出师东征。平叛战争胜利后，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房玄龄以周公之事类比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斗争，其实并没有说服力。因为西周初年与唐朝初年的背景有很大不同。周公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代表周天子行使诛伐大权。而李世民与李建成之争，是李世民企图夺取李建成的皇位合法继承权。虽然时代有别，性质不同，但房玄龄却能将两者扯在一起，为李世民的发难寻找历史依据，这大概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作为秦王心腹的长孙无忌早有此志，他听后对房玄龄说：“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合宿心。”当长孙无忌向李世民转叙了房玄龄的意见后，李世民很快约见房玄龄，就应付危局一事亲自征询房玄龄的看法。为进一步坚定秦王李世民先发制人的决心，房玄龄说：“国家有难，历朝皆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有德善谋之圣人才能纤难救国。大王你功盖天地，威震四海，如果能奋起韬略，一举剪除凶顽，当是顺乎民心。合乎天意的壮举。”在房玄龄、长孙无忌和社如晦等人的密谋策划下，李世民加快了采取最后行动的步伐。
房玄龄在秦王集团的重要作用，使李建成十分不安与嫉恨，他曾对李元吉说：“秦府的智慧谋略之士，最可怕的惟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人。”于是，他们频频向唐高祖李渊进谗言，诋毁房玄龄和杜如晦。在唐高祖的干预下，房玄龄、杜如晦被逐出秦王府。
在房玄龄、杜如晦因谮被逐。秦王集团遭到削弱的严重关头，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等不断进言李世民，力主当机立断，采取措施，除掉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恰在此时，突厥数万骑入塞南攻。在此之前，凡遇此类警报，多由秦王李世民督师出征。这次李建成则别有用心地推荐李元吉率军御敌，李元吉也向李渊提出证调秦王府的重要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随军效力。很明显，太子、齐王的真实意图是借对突厥的战争，彻底搞垮秦王集团，其用心极其险恶。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秦王急召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密议对策，并立即派尉迟敬德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入秦府商定大计。为掩人耳目，房、杜二人穿上道士服，化装后潜人秦王府。事经一夜密商，遂定断然处置之大计。拟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晨，在玄武门设伏，一举擒杀上朝议事的太子和齐工。
玄武门是宫城北门，是内廷警卫之重地，出入内宫必经之路。据《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记载，六月四日凌晨，秦王李世民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等人提前埋伏在玄武门一带。当太子、齐王路经玄武门时，李世民弯弓搭箭首先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又直取李元吉，以箭致之于死地。取得玄武门胜利的秦王李世民为铲除隐患，又极其残忍地将李建成、李元吉的10个儿子统统处死。在造成既成事实的6大之后，唐高祖李渊只得传旨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当年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李世民终于登上了大唐皇帝的宝座，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即公元627年，改年号为“贞观”。
“玄武门之变”是唐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其本身并无是非曲直可言。但秦王李世民具有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他的胜利为他施展抱负和才能提供了政治舞台，使他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和皇帝的权威去开创一代宏伟大业。房玄龄几乎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全过程，并发挥了参谋、定策的重要作用。《贞观政要·任贤》中说：“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在贞观元年唐太宗论功行赏时，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及侯君集等5人功居第一。房玄龄因此被晋爵为邢国公，得到实封1300户的赏赐。“玄武门之变”结束后，房玄龄的地位日隆，权力日重。李世民为太子时，他做了太子的右庶子。李世民登基称帝后，他又先后被委以许多重要职务。在贞观年间，他尽忠竭力，协助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清明时代。
四协和诸臣尽忠国事
唐太宗即位以后，房玄龄历任要职，久居相位，是贞观年间一般大臣所不能比拟的。贞观元年（627年），房玄龄代萧璃出任中书令，荣登宰相之位。贞观三年（629年），得以兼任礼部尚书。贞观四年，又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并监修国史。贞观元年曾因功晋爵为邢国公，后来又先后改封为魏国公、梁国公。总之，房玄龄从贞观元年担任中书今起，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去世止，在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未离相位。房玄龄所以能久处枢要，既与唐太宗知人善任、特别垂青有关，也与房玄龄自己建立的特殊功业、尽职尽责、慎事太宗有关。
在贞观元年的论功行赏中，房玄龄等五人以“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名列第一。唐太宗还当场让所有朝臣就论功是否公平各抒己见。太宗皇帝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房玄龄等人以“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表示不服。唐太宗在严厉指出李神通于征战中屡有败迹的同时，又将建有勘乱定国之功的房玄龄比之为西汉初年的名相萧何，毫不动摇地坚持房玄龄等人理应“功居第一”。唐太宗“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的态度，使那些“自矜其功”。准备争辩一番的臣僚，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此后，唐太宗又给了房玄龄许多很高的荣誉和重要的事权。时人和史家也将房玄龄视为不可多得的名相。但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借柳芳之口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乃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欧阳修在《新唐书》对房玄龄的赞评中，在肯定房玄龄是唐初“名宰相”的同时，也发出了“求所以致之之迹，逮不可见”的疑惑。柳芳说房玄龄“无迹可寻”，欧阳修也认为房玄龄“之迹，速不可见。”仔细查阅新、旧唐书等史籍，似乎柳芳、欧阳修之议有些道理。但认真推敲、思考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议论好像有些肤浅之嫌。史书上关于房玄龄在贞观年间建树的记载的确不多。事实上，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皇帝的明暗及其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王朝的治乱兴衰。唐太宗目睹了隋王朝的残暴政治及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亲自参加了开创李唐王朝的复杂斗争一这一切使他得以成为安邦的雄主，致治的明君。在贞观年间，上自治国的大政方针，下至普通的军政举措，许多都出自唐太宗之手。在这种导明巨强的时代，我们只能循着唐太宗的行踪，来发掘、辨认房玄龄等人的足迹与贡献。据此：我们就会发现，房玄龄在以下几方面的业绩是十分突出的。
第一，快和诸臣。
贞观元年就出任宰相的房玄龄，勤勤恳恳，事必亲躬。及至贞观四年他代K孙无忌担任尚书左仆射之后，从政风格不改往昔，依然是事无巨细，昼夜操持。对房玄龄这种孜孜于琐务的做法，唐太宗颇不以为然。为此，他曾宣示房去龄说：“你身当尚书省仆射之重任，帮助我广耳目、访贤才当是最重要的职责。近来听说你每天要亲自审阅数百份文案碟讼，这样一来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去访求贤才呢？”于是，唐太宗指示尚书省：从今以后尚书省的细碎事务交由左右仆射的属官左右丞处理，惟有那些冤滞大案、军国要务才须关知左右仆射。这件事情说明，在房玄龄出任宰相之初，尽管他勤于政事，但对自己的根本职守还不甚了然、其实，在此之前太宗曾给房玄龄等说过：“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后来，唐太宗曾多次讲过“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也反复强调过“为官择人，惟才是举”，选“贤才”用“正人”，进贤退不肖和“量才授职”“各取所长”的用人原则和政策。这种“任人惟贤”的用人路线是贞观时期出现人才济济盛大局面的根本所在。贞观时期，在唐太宗周围，聚拢了一大批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优秀人才。他们拔自各个阶层，来自不同营垒。其中有农民起义将领，如徐世勣、程知节、秦叔宝等；有昔日政敌的部属，如屈突通原为隋将，戴胄本是王世充的部下，魏征、冯立等曾是李建成的谋士和部将；还有来自民间、出身卑微的刘泊、马周、张亮等；许多少数兄弟民族的将领也被提拔到朝廷。面对用人大权主要操于太宗之手和贤哲盈朝的现实，官居宰辅的房玄龄一方面尽心竭力地访贤荐贤：一方面又融通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将主要精力用在协调满朝文武，使之各司其职，尽忠国事，为开创“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
唐太宗即位初年，就根据朝廷的实际情况，强调国家用人“务省官员”和“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原则，给房玄龄等提出并省机构、裁减官员的要求。房玄龄根据唐太宗的旨意和实际需要，对现存机构和人员进行了全面整顿。整编后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由原来的2000多人减至640人。由于淘汰了庸劣，简拔了贤能，因此，并未因此而影响朝廷各部门的行政效率。
早在秦王府时，房玄龄就十分留意为李世民搜罗人才。他对杜如晦的议论即为一例。杜如晦，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他自幼聪明颖悟，好谈文史，后人秦王府任兵曹参军。唐高祖李渊曾将他调离秦府，改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深知杜如晦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他对秦王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闻听此言大惊，立即上奏高祖，仍将杜如晦留在秦府。后来杜如晦不仅成为“玄武门之变”的重要谋主之一，也成长为与房玄龄齐名的贤相。《贞观政要·任贤》篇中说：“论者称为良相焉，”“时称房、杜焉”。
虽然贞观年间名臣盈廷，良将比肩，但房玄龄仍然将选贤举能视为自己的重要职守。贞观年间，为了加强国于监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唐太宗曾发布命令：“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对此房玄龄极为重视。贞观六年，他向唐太宗推荐了司马才章，经唐太宗几次召问，终于擢拔司马才章担任了国子助教。司马才章是魏州贵乡人，其父“博涉《五经》”。司马才章自幼袭其父业，隋朝末年被荐为郡博士。司马才章进入国子监以后，“论议该洽，学者称之”，成为一代著名的经学家。
在《旧唐书》中，作者对房玄龄的从政风格和特点作了如下概括。说他任宰相。总百司期间，“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论是刚直不阿的敢谏之臣，战功卓著的元老勋旧，还是与自己意见相左，甚至与自己有矛盾的人，房玄龄均能以谦和的态度，使他们和衷共济，尽心国事。
曾被唐太宗称为“我之腹心”的王桂，贞观年间先后担任过谏议大夫、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以及待中等重要职务。他常为军国大事直言进谏，唐太宗曾称赞他说：“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对他寄予厚望。王珪与房玄龄的从政风格和性格特点有很大差别，但这并未影响二人的交往和情谊。一次，唐太宗让王珪评品房玄龄等人优劣长短。王挂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充分肯定了房玄龄勤勤恳恳的奉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