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初年，因为人们刚刚脱离两晋南北朝以来长达300多年的战乱之苦。因此，对由隋文帝实行部分改革所开创的统一安定局面，充满信心，抱有希望。多数人认为从此以后，天下将太平无事，隋王朝的江山也会长治久安。在善良的人们盲目乐观的时候，有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却讲出一番既令人吃惊，又令人深思的警世之。他避开众人悄悄地对父亲说：“当今皇帝杨坚本来并无功德可言，他依恃阴谋欺诈等手段夺取北周皇位之后，不思长远之计，肆意变更传统礼法，废弃已被立为太子的嫡长子杨勇，导致了诸皇子之间的相互倾轧。他对子孙也不加约束，使他们成为一群竞相淫侈的不肖子弟。杨坚这种变更成制和放纵子孙的态度，既不足以保全其家族，也不足以保全朝廷。现在看，表面上号称天下清明太平，而事实上已埋下了潜在的危机。因此，隋王朝的垮台可翘足而待。”孩子的父亲听罢此番议论之后，既惊且异。他万万没料到，十几岁的孩子竟能对国家的前途作出如此的分析和判断，并且和自己深藏胸中的想法又不谋而合。但老人毕竟从政有年，干练老成。他在暗暗高兴之余，又觉得儿子涉世未深，担心他的见解张扬出去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因此，他告诫儿子说：“你小小年纪，不要对朝廷大事妄加议论。”时隔不久，时局的发展验证了少年的判断。隋王朝的暴政激起了民变，昙花一现的隋王朝成了历史的陈迹，这个语出惊人的少年就是唐初贞观时期的名相房玄龄。
一青少年时代
房玄龄（579~648年），字乔（一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他虽然不是名门望族的后代，但也不是出自平常的百姓之家。其远祖本来居于清河（今清河西北），到八世祖时才迁至齐州。从八世祖房湛开始，房玄龄的前辈们先后在北朝担任过州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职。其曾祖父房翼不仅官拜郡太守，而且还世袭过“壮武侯”的爵位。
房玄龄之父“（房）彦谦早孤，不识父，为母兄之所鞠养”（《隋书·房彦谦传》）；。因此，房彦谦的童年是孤寂的。长兄房彦询教育过他，其“母兄”抚养过他。15岁又“出后叔父（房）子贞”为继子，后来又侍奉过伯父乐陵郡太守房豹。大概就是这种转相投依的不稳定生活，使房彦谦过早地成熟起来。他孝侍继母“有这本生”，当继母去世时，他悲痛欲绝，以至于“勺饮不入口者五日”。他对伯父也尽了一个晚辈的责任，“四时珍果，日弗先尝”，完全按传统的礼法和孝道行事。
房彦谦天资聪慧，悟性很强，深受“雅有清望”长兄的喜爱，自幼就随兄长读书习文，到七岁时就可以口“诵数万言”，使邻里乡亲为之称奇。后来他又师从博士尹林，“手不释卷，遂通涉五经”。优秀的天赋，加之后天的潜心攻读，使房彦谦终于成为一名既善属文、又工草隶的“雅有词辩，风概高人”的杰出青年。从18岁起，他先后在北齐、北周、隋朝担任地方官员。虽然时局变幻无常，但房彦谦一直清介自守，不肯与世俗同污合流。他担任隋朝长葛令时，因其多有善政，境内百姓都尊称他为“慈父”。当他因政绩斐然调职升迁时，治下吏民更为之号哭动情，并专门“立碑颂德”，以志不忘。
房彦谦还时刻关注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能透过隋朝“强盛”的虚假现象，看到其背后“王纲不振”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在隋炀帝“朝廷靡然”，人心不古的混乱时期，他却“介然孤立”，所交皆是“位望清显”的海内名贤。房彦谦还是一位长于修身齐家的谦谦君子，始终坚持以道德文章传家的古训。他虽然家有旧业，资产素殷，又有固定的俸禄收入，但在生活上却“务存素俭”，大部分家资和俸禄多用于抚恤亲友，周济贫乏。自己的“车服器用”却十分简约，其家庭生活也屡屡因此而举步维艰。房彦谦对此无怨无悔，他“治然自得”，乐在其中。他治家很严，也极有章法，自己的“一言一行，未尝涉私”，对家族中的子侄晚辈也从不放松督勉和教诲。他曾对儿子房玄龄说：“他人均以做官而致富，惟独我却以为政而贫寒。我所要传给子孙后代的，就在于清清白白地做人而已。”直到隋朝末年，69岁的房彦谦才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房玄龄就出自这样一个世代为官的诗书之家，有这样一位治家有方、为政有道的父亲。在房彦谦谢世时，房玄龄已近不惑之年。与父亲孤寂的童年生活相比，房玄龄是幸运的，他是在父亲的关照和呵护下长大成人的。房玄龄大概继承了父亲的不少基因，自幼就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天赋。在家庭的影响和父亲的严格督促下，他潜心向学，发奋读书，涉猎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少年时代的房玄龄不仅学问大进，立笔成文，而且能写出一手令人叫绝的草书和隶书。正由于他熟悉经典，立笔健美，所以，开皇十六年（596年），年仅18岁的房玄龄就被举为进士，很快又被隋朝朝廷授予羽骑尉一职。房玄龄在政坛一露头角，马上就引起一些宿旧名臣的注意，使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素有“知人”之称的吏部传郎高孝基对这位后起之秀就大加赞赏。他曾对当时的民部侍郎裴矩说：“我这一生观察和接触的人多得很，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谁能比得上这位房玄龄。按照他的才识和能力，将来必成国家的栋梁之材、只可惜我年事已高，恐怕不能亲眼看到他大展宏图了。”后来，房玄龄也曾被补授过隰城尉。
房玄龄也具有乃父之遗风，事父至亲至孝。房彦谦曾患病卧床“十句”，房玄龄“尽心药膳，未尝解衣交睫”（《旧唐书·房玄龄传》）。当父亲病逝后，房玄龄哀痛不已，一连五天“酌饮不人日”，尽了一个儿子的义务和孝道。
房玄龄虽然在18岁就顺利步入政坛，但隋王朝的混乱政治，既使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制约了他治国才能的充分发挥。众所周知，从他开皇十六年入仕到隋朝灭亡的二卜几年间，正是隋王朝内统一安定走向混乱覆亡的历史时期。原来在隋义帝当政的24年间，他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了某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改革活动，但他不学尤术，不识大体，生性猜忌，喜怒无常。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他听妇人之言，废长子杨勇，立次子杨广，引起皇子内争，从内部削弱了隋王朝的统治力量。在朝政问题上，他疑忌大臣，不时地在朝堂公开杀戮元老宿旧，使“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这一切为隋王朝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及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他凭借着隋初所积累起的大量财富，任情纵欲，肆意挥霍。他大兴土木，竭尽民力；南北游幸，耗尽民财；三攻高丽，搞得经济残破，民怨沸腾。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不仅加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也急剧地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这种君不君、臣不臣、民不民的社会现实，不仅与房玄龄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而且还直接将他牵进一些政治斗争漩涡。他曾因汉王杨谅起兵对抗隋炀帝的政治事件受到牵连，并冈此被贬到上都之地。
家族及父亲的影响为房玄龄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小环境，使他在道德。文章及其才识方面受益匪浅，为他将来入世兴邦准备了必要的主观条件。但是，时逢隋王朝日益紊乱的政治，又使正处在而立之年的房玄龄产生了一种牛不逢时、报国无I门的失落感。可庆幸的是房玄龄并未因此而怨天尤人，迷茫沉沦。他始终关心国事，同情苦难中的百姓，不断分析、预测时局的发展变化。经过观察，他已朦胧地感觉到隋王朝的社稷江山似乎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中原方乱”的刺激下，他“慨然有忧天下之志”（《新唐书·房玄龄传》）。在人心思动、天下大乱的特殊时期，国家的希望何在？到底谁是可以托身的有为之主？房玄龄在细心地观察着，冷静地思索着。
二初识李世民
隋王朝政治形势的恶化，果然不出房彦谦、房玄龄父子所料。其潜伏在所谓强大统一表面现象背后的各种危机，由于隋炀帝的上台和暴政，迅速表面化，并出现不可遏止的发展漫延之势。隋朝末年繁苛的摇役、赋税、兵役及其严刑酷法，一方面造成“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行者不归，居者失业”的经济大衰败；一方面兵役、徭役、苛法又直接摧残、危及劳动者的生存。人民最终被推进欲生不能、欲忍不甘的绝望境地，隋炀帝已成为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正如后来李密在一篇文告中指斤的那样，说隋炀帝已到了“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万民唾骂。天下共愤的程度。整个天下如同一个火药桶，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点燃彻底埋葬隋王朝残暴统治的漫天大火。
大业七年（611年）十月，王薄首先在长白山（山东章丘）率领贫苦农民举起反隋大旗。他自称“知世郎”，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和鼓励在兵徭之下难以生存的农民奋起抗争。其歌词日：“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稍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杨慎：《古今风谣》题作《隋大业长白山》）王薄点起的星星之火，迅速演成燎原之势。事经五六年地发展，农民起义军终于形成致隋王朝于死地的三支主要武装力量，即瓦岗义军、河北义军和江淮义军。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和推动下，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大分裂。早在大业九年（613年），在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中，大贵族杨素之子杨玄感抱着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在黎阳起兵反隋。出身贵族的李密也参与了此次起事，失败之后李密又投奔了瓦岗军。及至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王朝的反动统治已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另一贵族官僚也乘机树起了吊民代罪的反隋旗帜。他就是出身于关陇贵族、时任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李渊系出身关陇地主集团的大贵族，其祖父李虎曾帮助。支持宇文泰建立关中政权，受封为八柱国之一，并被赐姓大野氏，死后追封为唐国公。李渊之父李炳得袭其爵，官拜安州（湖北安陆县）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还在孩童时期就以7岁的小小年纪袭为唐国公。他先后担任过隋朝刺史、郡守、卫尉、少卿等地方和朝廷要职。隋朝末年，李渊正在太原留守任卜。开始之初，他曾在山西一带镇压过反隋的农民军。但在时局日渐明朗，隋王朝的垮台已成必然之势的背景下，本来就遭到隋炀帝疑忌的李渊开始了另谋发展的准备工作。在暗中壮大本集团势力的过程中，李渊的两个儿子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长子李建成，他不断在河东（山西永济县）一带“潜结英俊”；一是次子李世民，也在晋阳（山西太原西）一带大力“密招豪友”。李渊的两个儿子不负老子托付，他们“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大力笼络对隋朝政权不满的官僚地主和地方豪族，不断扩大其集团的势力。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更表现出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军事上的杰出才能。
李世民（599~649年），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据说孩童时代的他就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取名“世民”，已寓有“济世安民”之意。他自幼继承了其家族“尚武”的传统，“好弓矢”，“尚武威”，18岁就应募人军，开始了军旅生涯。在解救隋炀帝被围于雁门的军事活动中，他初露锋芒，其不凡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气概被人所称道。但李世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他还时刻关注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据《资治通鉴》记载：后来，李世民“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为了实现这种远大志向，他“倾心下土，散财结客”，在他身边聚拢了一大批不满于隋朝暴政的有识之土，为他后来的起兵反隋事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隋王朝统治江河日下的时刻，李世民又力劝其父李渊抓住“大授”之大好时机，“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李渊、李世民父子终于传檄诸郡，公开举兵起事，并确立了乘虚入关，号令天下，建立帝业的总目标。当年九月，李世民率部进兵关中。
李渊父子的身世及其活动，很可能引起时刻关注时局的房玄龄的注意。当李世民所部到达关中渭北之时，房玄龄就自报家门投靠了李世民。这大概还与温彦博的引荐有关，李世民一见这位比自己年长整整20岁的房玄龄，“便如旧识”，当即委任房玄龄“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一职。房玄龄也庆幸自己在乱世中得“遇知己”，他没有倚老卖老，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年轻主人，忠心耿耿，“罄竭心力，知无不为”。
在李世民的政治军事集团中，房玄龄具有许多人所不具备的明显优势。与那些入世不久、浑身虎气的后生比，房玄龄有20年左右的从政经历，他见多识广，老成稳健。与那些来自不同营垒、叱咤风云的猛将比，房玄龄自幼受到良好的封建教育，他熟知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和掌故，更明了兴衰治乱的道理。因此，他很快得到李世民的信任和重用。武德元年（618年），当李世民被册立为秦王之后，加入李世民集团仅一年左右的房玄龄就被委以秦时记室的重要事权，并被封为临淄侯。在此后的六七年间，房玄龄作为心腹谋臣跟随秦王李世民参加了镇压在民军、削平割据势力、实现全国统一的全部政治和军事活动。在这期间，每至一地，秦府其他将领部属所热衷追求的是珍玩财货，而房玄龄所关注的却与此不同。他一方面大力招揽人才，不断扩大秦王集团的势力2一方面结好“谋臣猛将”，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使他们能为秦王集团“各尽其死力”。对房玄龄所表现出的政治家气度，秦王李世民大加赞赏。他曾说过：“汉光武得邓禹，门人亲益。今我有玄龄，犹禹也。”将房玄龄比之为帮助汉光武帝刘秀协和诸将、议定大计、重建帝业的第一功臣邓禹。从此以后，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君臣之谊。
在秦府的川年间，作为重要文臣“记室”的房玄龄还充分展示厂他“聪敏”和“工草隶，善属文”的特长。秦王府的各种重要文告几乎全部出自他的手笔。而这些文告又多是根据需要，在激烈的战争间隙中完成的。正如《新唐书》所云：“军符府檄，或驻马立办，文约理尽，初不著稿。”不用草稿，驻马立就，这是何等的才思！无怪乎连唐高祖李渊也称赞他“若人机识，是宜委任”。
但是，房玄龄的政治才能及他与秦王李世民的亲密关系，却遭到了秦上政敌的嫉恨。于是，房玄龄又心甘情愿地参与了一场唐朝初年骨肉相残的政争之中。
三玄武门之变的谋主之一
隋王朝的覆灭，唐王朝的建立以及割据势力的削平，并未使天下实现真正的太平。一场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正在唐朝朝廷内部悄然兴起。参与明争暗斗的是唐高祖李渊的几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