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五年（631年）正月，朝廷击败了东突厥贵族，农业也获得较好收成。在此情况下有人建议唐太宗举行封禅典礼，大宗当时没有同意。第二年，义有个少朝臣重提此事，唐太宗考虑到登临泰山祭把天地是占代帝王“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的盛事，就有意顺其所请。但此事又遭到魏征的反对。这次唐太宗有些动怒，他责问魏征说：“你不同意我举行封禅大典，是因为我功业不高？道德不修？天下未宁？远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吗？”面对太宗的严厉质问，魏征从容答道：“陛下的功业虽高，但百姓还未得到更多的实惠；陛下道德虽修，但皇恩还未及施遍天下所有百姓；农业虽然获得好的收成，但国家府库仍未充实；天下虽然太平，远夷虽然慕义，但因国家财力不足，尚不足以承担封禅活动所需的巨大财力人力负担。这正是我不同意举行封禅大典的原因。”在讲出这一番道理以后，为了进一步挽回君心，魏征打了一个非常通俗而贴切的比喻。他告诉太宗：现在有一位患病十年的人，经过治疗病情有所好转。虽然如此，但此人因久病的折磨现在仍然是皮骨仅存，身体极端虚弱。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背负一石米，一天赶100里路，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国家眼下所面临的局面，与这位久病初起的人的情况很相似。暴隋之乱，远不止10年。陛下作为一位治世安邦的良医，虽然使百姓得离战乱，解除厂疾苦，但我们国力尚不充实。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祭天地，告成功，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假如陛下真的要东封泰山，那么举国卜下，包括荒蛮地区的百姓都要为之操劳奔忙。而现在的事实是：自伊水、洛水以东，直到东海之滨，沿途均是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非常艰难。在这种满目荒凉的情况下，岂能让边远未服的夷狄之人来伴驾扈从，让他们得以窥视中原的虚弱呢？就是倾其所有赏赐他们，也很难满足他们的欲望。假如再遇上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就会遭到天下的非议。到那时恐怕悔之晚矣2魏征一席有理、有据的动情分析，终于使唐太宗改变了东封泰山的主意，使他成为盛世皇帝中唯一未举行封禅大典的人。
贞观时期，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僚制度的建设和用人政策的改革。他反复中明“为政之要”、“致安之本”“唯在得人”的道理。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进贤退不肖”、“量才授职”，“各取所长”、“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等为主要特点的用人路线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魏仁也遇事执言，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见识，做出过重要贡献。贞观六年，在沦及用人标准时，魏征给大宗分析说：“当今用人必须考察其德行，道德好的人，即使其能力不太强，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很大危害。如果误用厂能力干练的恶人，那就会造成很大祸害。处在乱世的用人之道是只求其才，不顾其行。但是，到了太平之世治理国家的时候，必须选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行。”
魏征在后来的上疏中还明确提出“因其才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的用人原则，并据此向唐太宗推荐了凌敬。后来有人告发凌敬私自放债取利，唐太宗为此责怪魏征保举枉滥。魏征对此不服，他对太宗说：“臣等每蒙顾问，经常谈到凌敬的长短优劣。有学识，敢谏诤，是他的长处；爱生活，好经营获利，是其所短。现在有人告发凌敬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并在此过程中收取钱物。陛下现在未能发挥他的长处，反而死死盯住他的短处。这种作法与我讲的用长避短是不同的。陛下怪罪我推举枉滥，我心里还真有些不服气。”太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因此也就不再深究了。
魏仁以身许国，正直无私，对那些奸邪之辈嫉恶如仇。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以其奸诈告密深得唐太宗的信任，不少朝臣对他都惧怕几分。魏征为此进谏唐太宗，指出权万纪乃不识大体的小人，揭露他“以讦为直，以谗为忠”，依靠皇帝的宠信“逞其奸谋”。说他攻击大臣的上书，都是不实诬陷之词。魏征最后反问唐太宗说：“陛下纵然不能重用良善以鼓励正气和风俗，也不该亲呢这种奸诈小人而自损声誉！’”说得太宗皇帝哑口无言。不久，权万纪奸状暴露，证明魏征具有知人之明。
贞观年间，还经常发生宦官“充外使”的事件。这批皇帝身边和宫中的奴才，一旦到了地方，往往打着朝廷的旗号为非作歹，败坏国家政治。有的甚至对朝廷政务妄加论奏。魏征深知宦官于政的恶劣影响，为此他对太宗说：“阉竖虽然地位卑微，但他们时时在皇帝的左右，其所言各事往往容易被轻信。他们这种不见声色、日久天长的潜言，为害更大。像陛下这样英明的圣主，倒不必担心宦官干政之祸。但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子孙的基业江山，必须根除宦官充任外使、妄议朝政的做法。”魏征觉得光在朝堂上发发议论已不足以解决问题。事后他又专门上疏太宗，反复申明国君要“近君子而远小人”的道理。
魏征在揭露、抨击一些恶势力的同时，也保护过一些正直敢言的官员。有一次，陕县县丞皇甫德参L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也。”唐太宗看过之后勃然动怒。他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耶？”并欲以讪谤之罪名惩办皇甫德参。在言者将被拿问治罪的时刻，魏征又站了出来。他对太宗说道：“自占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贞观政要·纳谏》）正是由于魏征的回护和劝说，唐太宗才改变了态度。皇甫德参非但未被治罪，反而因其直言得失而受赏。
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东巡，驻跸显仁宫。管理显仁宫的官员“或以供奉之物不精”，或“以不为献食”而遭到唐太宗的严厉责罚。唐太宗这种“志在奢靡”的思想，有违此次东巡安抚地方、‘加思故老”的本意。这又使以国事为重的魏征不能漠视了。他当即上言太宗，指出为此而责罚显仁富的官员，既不符合东巡的本来目的，又有负百姓的愿望。他说：“隋炀帝游幸江都时，就命令沿途地方官多献食物，否则就给以威罚。由于隋炀帝有此贪欲，所以众多地方官员就投其所好，结果骚扰了百姓，引起不满。隋王朝因此而逐渐灭亡。隋炀帝所作所为并非史书所载，而是陛下亲眼所见。正因为隋炀帝元道，所以上天才授命陛下取而代之。魏征要求唐太宗牢牢记住隋朝灭亡的教训，要‘战战兢兢，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千万不能为献食多少而责罚地方官员。”魏征一席话，无疑再次为太宗皇帝敲响警钟。他闻言大惊，深表追悔，诚心地说道：“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以后，庶几无如此事。”魏征此番道理不仅救了显仁宫官员的危难，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太宗皇帝的“奢靡”之心。
有一次，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后来太宗随行宫人因事返回京师路经某县时，被某县官吏安排在“官舍”休息。恰在此时，朝廷重臣右仆射李靖、侍中王桂等也因公来到某县。一个小小的某县县衙突然间来了两伙京师要人。一方是侍奉皇帝的宫人，一方是既有功勋又握有相当权力的大员。大概由于某县官会容量不足，当地官员只得将先到的宫人移出官舍，以安排刚刚到来的李靖、王桂等人。唐太宗知道此事以后十分动气。他认为李靖等人擅专威福，轻侮了他身边的宫人，并下令追究某县官吏和李靖等人。魏征认为唐太宗此举不妥，立即进言说：“李靖等是陛下倚重的大臣，而宫人不过是供皇后役使的仆隶，二者的职责有别，轻重不同。李靖等出巡地方，按朝廷成制，归来后要向陛下汇报民间情况，百姓疾苦。正因为如此，所以李靖等人到地方后，要不时地接见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也要经常谒见，汇报有关情况。而宫人路经某县时，地方只要安排好食宿就可以了，没有参谒汇报的必要。由此说来将宫人移出官舍而安排李靖等朝臣一事，是不应该受到责罚的。如果陛下真的为此而怪罪某县官吏的话，恐怕只会有损陛下的声誉，而让大下人感到震惊。”唐太宗仔细一想，马上：说：“你讲的有道理。”于是不再追究某县官吏和李靖等人。
魏征不仅时刻关注着国家大政方针、朝廷用人执法等方面的是非，而且还十分留意太宗皇帝的“家事”和他个人的是非好恶，并为此经常尽职尽言，使唐太宗和长孙皇后都赞叹不已。
贞观二年（628年），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十六七岁，她天生丽质，容色绝妹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获悉后，就请太宗将郑氏之女招进后宫。于是，太宗就聘郑氏为“充华”，并颁发了诏书。魏征听说郑氏已许嫁陆氏，所以他急忙进谏太宗。他在讲了一番陛下为天下之父母，本该抚爱顾念百姓的道理以后，告诉唐太宗郑氏之女已经许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纳之后宫，就会“既亏损圣德”，又违于“为民父母之道”。太宗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立即下诏，一方面“深自克责”，一方面令郑氏之女“还旧夫”。事情到此本该圆满了结。但朝中一些地位声望极高的大臣，如房玄龄、温彦博、王珪等人，又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劝唐太宗不要放弃原来的打算。陆家听说这个消息后也上书朝廷，否认与郑氏之女有过婚约。大臣尤其是陆氏的上言又使唐太宗犹豫起来。他问魏征说：“群臣极力劝我纳郑氏之女入宫，或许是承欢顺旨，投我所好。而陆家又为何上书说明原本就没有婚约？”魏征在正面回答唐太宗之前，讲了一件君臣二人都知道的事情。原来唐高祖李渊刚刚平定长安时，新纳厂一位妇人，宠幸无比。后来他听说妇人之夫辛处俭为太子舍人，仍在京师，非常不高兴。于是下令将辛处俭逐出东宫，赶到万年县。从此以后，丢了夫人的辛处俭，虽然被逐到地方，仍战战兢兢，经常担心哪一天会发生杀身之祸。讲完之后魏征对太宗说：“陆家以为陛下虽然现在宽容了他们，但仍然担心以后受到罪罚。正因为如此，才反复自陈，否认原有婚约，道理就在这里，不足为怪。”唐太宗听后会意地笑着说：“人家这样想，有后顾之忧，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得再诚恳，人们也未必相信。”于是，他下诏表示此事开始时“不详审”，是自己的不是。并再次申明郑氏之女要还于旧夫，停止“充华”之聘。魏征知情敢谏，太宗闻过能改。这件事在朝野上下产生很大影响，时论“莫不称叹”。
贞观六年（632年），长乐公主将要出嫁。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所生，唐太宗分外宠爱。所以他诏命有司为长乐公主准备的嫁妆要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永嘉长公主是唐高祖之女，乃长乐公主之姑母。按唐朝的礼仪制度，长公主与公主皆视一品，其品级相同，不应有所区别。论辈分，永嘉长公主还应尊于长乐公主。但由于唐太宗出于父女私情，却违制让长乐公主的嫁礼过于长公主。对此，魏征极力反对，并讲出令唐太宗极力“称善”的道理。退朝后太宗将魏征的意见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感叹地说：“妾平时就闻知陛下敬重魏征，但不知其故。今闻其谏，才知他能以礼仪之制而约束人主之私情，这真是社稷之臣啊！妾与陛下为结发夫妻，承蒙陛下礼敬，彼此情义深重。即使这种夫妻关系，安每有所言都要察言观色，不敢轻犯陛下的威严；况巨魏征以人臣之远，乃能抗言如是。”她还在太宗面前讲了一通“忠言逆耳而利于行”的道理，希望太宗听从魏征之言。为褒奖魏征这种约君以礼的药石之言，朝廷还派遣中使赶到魏征之家，赐钱40万，绢400匹。
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虽然唐太宗在多数情况下能耐着性子让魏征把话说完，并勉强听从他的意见。但唐太宗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封建皇帝，因此，当魏征固执的面折廷争触犯了他的尊严时，他甚至满脸怒气，内心充满了杀机。有一次太宗罢朝回到后宫，仍然怒气未消。他恶狠狠地骂道：“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他杀谁时，他毫不掩饰地说：“魏征经常在朝堂上污辱我！”长孙皇后不愧为一位贤内助，他闻听此言后立即换了一身朝服拜贺太宗。唐太宗对皇后身着朝服感到奇怪，他不解地问皇后何以如此。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现在魏征正直无私，正是由于陛下圣明才使他这样。对此，妾怎能不向陛下道贺呢厂’唐太宗马上转怒为喜，他更加理解老臣魏征的良苦用心。从此之后，君臣关系也更加密切。
综观魏征的谏净活动，不仅内容广泛深刻，其形式也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以往人们一谈到魏征的进言，往往就联想到他刚正不阿、面折廷争和犯颜直谏的风貌。其实，这只是魏征进言特点的一个方面。在许多时候，魏征的谏净活动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格，更足以表现他的胆识和智慧。据记载，唐太宗曾得到一只打猎捕鸟用的上乘鹞鹰，他非常喜欢不时地把玩与欣赏。有一次，太宗又亲自将鹞鹰擎在手臂上，玩兴正浓。恰在此时，唐太宗看见魏征远远走来。为免得魏征再借题发挥，大发议论，他急忙将鹞鹰藏到怀里。魏征对唐太宗的这一行动看得一清二楚，对唐太宗的心态也知之甚明。唐太宗的这种举动表明：他明白玩物丧志的古训，也清楚饲养玩弄鹞鹰一事不该是圣明君主所为。所以魏征来到太宗面前后，一反过去的态度，没有声色俱厉地谈鹞鹰之事。他只是接连不断汇报政务，过了好久才起身告辞。等他走后，那只鹞鹰已被闷死在唐太宗的怀里。这种形式的进言活动，更耐人寻味。它虽然形式与往不同，但它同样起到规劝唐太宗的作用。
魏征有时还采取装聋作哑等方式，劝喻太宗，启发君心。文德皇后长孙氏，是唐太宗的结发妻子，贤内助。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年仅36岁的长孙氏病逝。皇后的辞世使唐太宗悲痛不已，他回忆起多年来的夫妻之情，尤其是长孙皇后屡进善言的情景，动情地对身边大臣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后来，文德皇后被安葬在昭陵。为了能远远看到皇后的陵墓，以寄托哀思之情，唐太宗诏命于宫苑内筑起高高的“层观”。一次，他率魏征登上楼观，远眺昭陵。在魏征看来，唐太宗思念皇后之举虽然事在情理，但他忘却了父亲唐高祖的安葬之地献陵一事却有违孝道。当唐太宗指引他远吊皇后的昭陵时，魏征又不便直接批评太宗不念父亲的养育之恩，于是，他又装起了糊涂。他眯起双眼，看了一阵子以后说：“臣年老眼花，已看不见了。”唐太宗闻言又拉着他指着昭陵的方向。魏征又假装不解地反问太宗：“这不是昭陵吗？”太宗答道：“对，正是昭陵。”魏征这才说：“我以为陛下在望献陵，不忘高祖的养育之恩。原来陛下是在望昭陵，昭陵我本来就能看见。”魏征以这种巧妙而寓意深刻的劝喻之法，又唤起唐太宗的良知，使他重新念起父亲唐高祖李渊的创业之功和养育恩情，不觉潸然泪下。为表示不忘根本，忠于孝道，唐太宗诏命有司毁掉用以观望昭陵的“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