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年（636年）以后，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治国事业的成功，唐太宗骄恣矜代的思想和行为也逐渐暴露出来。年过半百的老臣魏征连上四疏，向唐太宗进谏。第二年四月，他又上著名的“十思疏”，尖锐地指出在历史上“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要求唐太宗能居安思危，善始善终。贞观十三年（639年）五月，魏征再次上疏太宗，指出唐太宗有渐不克终者“十条”。这“十条”严重失误使唐太宗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于是，他特将奏疏挂在屏幛上，作为自省自警的座右铭，以便朝夕览阅。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逝之后，唐太宗遣人到他家抚慰志哀，在清理魏征遗物时，于书函中发现魏征弥留期间一封未脱稿的上疏。大概由于魏征逝前病情严重，所以疏稿之文字已很难辨识，惟有开始的几行字尚可分辨。在这份遗疏中，魏征说：“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其问，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生命处在垂危问的魏征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的兴衰，依旧是用贤去不肖的用人路线。由此看来，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评价魏征也并不为过。
《旧唐书》的作者在评论魏征一生的谏净活动时说，魏征“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根本，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
唐太宗既对魏征寄予厚望，也对魏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忠贞给了很高评价、在魏征深惧满盈，以“目疾”为由屡屡立表求退时，唐太宗在真诚挽留的同时，又对魏征说：“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唐太宗白比为在矿之金，将魏征喻为冶金之良匠，希望他对自己下一番“冶锻”的工夫。由此可见，唐太宗对魏征不仅态度至诚，而且所望至重。魏征历经坎坷磨难之后，“亦喜逢知己之主”，他“思竭其用，知无不言”，为开创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做出独特的贡献。对此，唐太宗多次给以褒奖，予以肯定。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曾对近臣房玄龄说过“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将魏征誉之为可以“鉴形”、“美恶心见”的明镜；；贞观初年，岭南诸州上报朝廷，说“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朝廷欲征调大军证讨，魏征坚决反对。他认为国家初定，疮痍未复，在这种情况下兴兵致讨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其一；传言冯盎反叛，但几年来却未见其军出境骚扰，可见传言未必是实，这是其二。鉴于以上分析，魏征建议派一使者前往高州，晓以大义，安抚地方。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结果是“发一单使，岭外帖然”，既安定了地方，又避免了一场战争。唐太宗在谈到此事时不无感慨地说；开始之初，‘’我坚持举兵讨伐，而魏征却频频谏净，他认为只要怀之以德，高州冯盎等必然不讨自来。我听从了魏征的意见，遂使岭表没有发生混乱”。他充分肯定魏征“不劳而定”之功“胜于十万之师”。为此，他赐给魏征五百匹绢。当64岁的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悲痛异常。追忆魏征十六七年来的事业，最令唐太宗崇敬和悲伤的还是魏征尽忠尽言的品格和精神。他曾在朝廷上对群臣说：“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姐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征传》）他颁布沼令，号召臣僚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直言无隐。唐太宗将魏征喻为“可以明得失”的“人镜”，是对魏征谏诤活动最生动的比喻，最高的评价。
五兴文修史整齐礼法
以武定国，以文安邦，这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君臣经过反复讨论所形成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魏征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唐太宗曾与长孙无忌谈到这种情况。他说贞观之初，多数大臣主张他独运权威，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只有魏征劝他“堰革兴文，布德施惠”。结果收到“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天下大宁”的效果。唐太宗认为这都仰仗‘魏征之力也”。所谓“兴文”或“修文”，是指尊崇儒学，兴办学校，制礼作乐，厘定典籍，编纂史书等。在这诸多方面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魏征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自汉武帝以降，经学作为历代封建王朝指导政治的正统思想，受到各朝当权者的重视，唐朝初年之君臣尤其如此。由于隋末丧乱，所以“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旧唐书·儒林传》序）。因此，经籍图书的搜集与整理，既是贞观时期“修文”的重要前提，也是摆在唐太宗君臣面前必须解决的课题。为此，已经担任秘书监的魏征向唐太宗建议：请诏示有司购募天下图书，并选取五品以上的官僚子弟为书手，分工缮写，藏于内库。魏征还就“丧乱之后，典章纷杂”的状况L奏大宗，建议“引学者校定四书”。事经几年的努力，就出现了“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的盛况。经魏征等校定分类以后，第一为“经”，第二为“史”，第三为“子”，第四为“集”。至此，所谓“经、史、子、集”图书编目四部体制最终得以确立。
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尊卑高下和统治秩序的重要制度之一。唐初针对“方天下乱，礼典湮没”的现实，对旧礼进行损益革新。魏征也曾对流传颇广，但“编次不伦”的戴圣《礼记》进行过删改整理。经过数年的工作，完成《类礼》二十篇。这部新书与《礼记》相比，具有“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罩思”等特点。唐太宗看到新编撰的《类礼》后，十分满意。他一方面赏赐了魏征，一方面又诏命重新抄录数部，分赐太子和诸王，并藏之秘府。魏征还曾同房玄龄、王珪等大臣一道主持过对《五礼》的修好工作。贞观十一年三月，《贞观新礼》修成，共计138篇，比初稿增加了8篇，它具有集占今礼学之大成的特点。魏征不仅重视礼仪制度的制定和修改，也主张在实践中加以实施，尤其主张帝王要待臣以礼。他在《论治道疏》中说：“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全唐文》卷一三九）在这里，他将君主待臣以礼视为臣下忠君的前提，把礼当作调节君臣关系的行为准则，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以史为鉴，汲取历史上历代王朝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并注意组织人员编纂史书，也是贞观时期“修文”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太宗本人就十分重视研究历史，“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他对治史社会功能的正确概括。在唐太宗看来，可供借鉴的历史内容非常广泛，而最直接便捷的莫过于历代帝王的嘉言懿行。为此，他专门命令魏征、虞世南等，删编《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的节本，唐太宗读后感到很满意。
魏仁在公务之余，还不断地从事著作的撰述。据《旧唐书》的《经籍志》和《新唐书》的《艺文志》记载，由魏征独立完成和参与撰述的著作有十余种之多。其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五代史。原来在贞观三年，太宗就诏命修撰高祖时期未能完成的修史任务。具体组织分工情况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征、孔颖达等修隋史；尚书左仆时房玄龄总监诸史。贞观十年，由魏征、颜师古、孔颖达三人修撰的《隋书》纪传五十五卷定稿一其中序。论都出自魏征之手。魏征还为《梁书》、《陈书》和《北齐书》撰写了总论。
在官修史书的组织上，房玄龄虽然名义上是修史活动的总监，但他身为宰相，总司百揆，很难负起修史总监的实际责任。于是，唐太宗就命令魏征为实际总监。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魏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由他完成的序、论及总论，“时称良史”。贞观时期的史书撰述也遇到一些困难。由于隋未大乱，不少史料被毁或散失，为此魏仁十分重观访求遗老之见闻他曾几次访问过年近百岁的老者孙思邈，老人说起“周、齐间事，历历如眼前”。在谈到搜集史料、撰述隋史时，魏征曾给太宗说过以下情况。原来隋代的旧史，很多已经遗落。所以，有时就得通过调查采访的方式汇集史料。魏征为贞观时期的修史活动付出过巨大努力。贞观十年正月，五代史修成，房玄龄、魏征将新书呈送朝廷。唐太宗下令嘉奖道：“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册府元龟》卷五五四）总监魏征此次不仅被加封为光禄大夫，晋爵郑国公，而且还得到厚赏。
六谦恭为德以俭治家
魏征出自一个下级官吏家庭，虽然自幼孤贫，但他喜欢读书，知识非常广博，胸怀治国安邦的大志。在他从政的十六七年间，之所以能做到“匡过弼违”，先后建言二百余事，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高贵品质，是与他一生强调道德礼仪，提倡爱民节俭，加强自我修养分不开的一他多次申明德礼诚信是“国之大纲”，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程以忠”，”“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在作风上，他特别重视“常谦常惧之道”。认为只要能“日慎一日”地坚守此道，社稷江山就不会有倾覆之虞。魏征不仅有以卜可贵的认识，而且还在努力地实践这些道德和行为准则。
魏仁在政治活动中，特别讲究“忠”、“义”二字。贞观二年（628年），已经登上帝位并牢牢控制了朝廷大权的唐太宗，准备安葬在玄武门之变中被他除掉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这在事实上是唐太宗为争取人心所做的官样文章。作为归顺太宗不久的原太子集团的重要成员魏征，想起昔日与太子的情分，忆起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义’字，准备为已故太子送葬。为此，他专门上表大宗在［表中，他在肯定唐太宗玄武门之变性质的前提下，委婉地表达了昔日自己与光太子李建成结下的君臣关系。希望唐太宗在“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的活动中，恩准他“送至墓所”，计他厂却“事君之礼”的心愿在通常情况下，魏征的这种要求是充满风险的。但此时唐太宗的地位已经巩固，魏征已完全归顺了自己，因此，他顺水推舟，答应了魏征的请求。由于魏征冒险所请得到批准，所以魏征及原太子、齐王集团的旧属都参加了送葬仪式。就连唐太宗也认为魏征所请是一种义举。
由于魏征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坚持“常谦”之道；还由于魏征是唐太宗昔日之政敌，所以，尽管他受到唐太宗的信任，仍不免怀有“常惧”之心。在他地位、声望不断提高的同时，他“深惧盈满”，不时地产生求退的想法。贞观匕年，魏征受命代王珪为传中，又被封为郑国公。不久他就“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由于唐太宗不同意，他也只得暂时作罢。没过多久，魏征“复固请”。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才“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然让他“知门下省事”。在魏征谏止唐太宗进行封禅活动后，由于右仆射一职空缺，太宗有意让魏征当此重仟。但魏征再次“固让”，因此，唐太宗的计划落空。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针对太子承乾不修德业的现实，遂授魏征“太子太师”一职，并“知门下事如故”。魏征又“自陈有疾”，不欲任职。魏征始终坚持的“常谦常慎”之道，既是他自我修养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政治智慧的充分体现。
魏征这种谦让的美德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当魏征完成修定《五礼》的任务之后，朝廷为赏其功，本打算封赐魏征一个儿子以县男的爵位，但魏征却转请皇帝将此爵位赐予其“孤兄子叔慈”。太宗对魏征这种恭让精神十分钦佩，他感慨悲。沧地说：“卿之此心，可以励俗”，当即满足了魏征的请求。
魏征虽然官拜宰辅，身居高位，但其家庭生活还是清苦的。他认为有国有家者如果喜欢奢纵，不行俭约，就“莫能终其善”。直到魏征重病之前，这位老臣的住宅竟然没有正厅，其平日所用衣被既素且雅。魏征死后，唐太宗欲举行隆重而盛大的送葬仪式。但魏征的妻子裴氏却L书唐太宗说：“魏征平生节俭，现在按一品官的礼仪葬他，仪仗过于奢侈隆重。这样做恐怕不合他的心意。”由于裴氏坚持原议，所以临时改用白木制的车于和白布缝的车帷来送葬。正由于魏征一生都坚持恭让和俭约的美德，所以，他“能终其善”。
七君臣一体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