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等三国虽然与汉王朝有难解之怨，但班超本着仁义之心，仍想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当他率领浩浩荡荡的7万大军来到尉犁边界之后，并未马上发起攻击，而是派遣使者前去晓谕三国国王：“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以下，事毕即还。今赐王綵五百匹。”（《后汉书·班超传》）接到这个通告后，尉犁、危须两国国王都不约而同地来和焉耆王商议对策。三人既担心班超说话不算数，又害怕不接受条件会惹恼班超，最后还是狡猾的焉耆王广想出了对策，他们自己不亲自去迎接班超，而是派匈奴的“侍子”北鞬支带着美食，以犒军为名，去迎接班超，这样一来可以探探班超的虚实，二来如果北鞬支惹怒班超，他们可以推卸责任。班超见只有北鞬支一人来迎接大军，马上就猜到了三位国王的心思，也就将计就计。他一面严厉斥责北鞬支说：“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一番话吓得北鞬支浑身哆嗦，他惟恐班超会接受手下人的建议，把他杀掉。但班超并未如此，他说：“此人权重于王，今未人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同上）确实，按当时的情况看，北鞬支虽然是匈奴人，也是征服焉耆的一大障碍，又作恶多端，确实该杀，但他毕竞控制焉耆等三国多年，势力很大，杀其一人而使敌人对自己招降的诚意失去信心，转而据险守备，顽抗到底，将会得不偿失。基于这样的考虑，班超不但没杀北鞬支，反而送给他许多礼物，然后放他回国了。
焉耆王广见北鞬支竟然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终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于是，他只得带着许多珍贵的礼物和尉犁王、危须王一起到边境来迎接班超。虽然如此，狡猾的焉耆王仍不打算归附汉朝。他认为，班超毕竟远离汉王朝内地，而自己的国家比尉犁、危须都强大，焉耆又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首都南河城周围尚有一条三十多里长的大河环绕，凭这些还是可以和班超比个高下的，怀着这样的鬼胎，焉耆王表面上装出一副外冷相，也表示回去和大臣们商议之后，就正式举行会谈，归附汉朝。谁知，他一回去，马是就将进入焉耆的要道山日上的一座叫做“苇桥”的桥拆掉，以切断班超进攻的路线。
焉耆王的这一举动彻底暴露了他对汉朝的敌视态度，班超其实早就看透了他的险恶居心，也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他事先已派人探清，要进入焉耆，除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苇桥外，还有一处地方的河水较浅，可以涉水过河。现在，时机终于成熟，正当焉耆王得意自己的聪明时，班超下令大军从此处渡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焉耆王城，进到距王城只有20里的地方扎下大营。
洋洋自得而又自以为是的焉耆王做梦也没想到，班超的大军会像神兵一样出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一听到消息，他恐慌极了。他知道这一次班超决不会再受骗而轻易地放过自己，于是他和手下大臣密仪，打算将老百姓赶进深山，据险抵抗。然而，就在焉耆王正惶惶不安地离开王城时，班超却又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约三国国王会谈，并说要赠送他们一大批厚礼。
班超之所以一再忍让，主要是不愿危及三国无辜的人民。哪知狡诈贪婪的焉耆王却以为班超软弱可欺，又舍不得班超所说的厚礼，就带着尉犁王和北鞬支等人依约前来。班超见危须王和焉耆国的国相腹久（人名）等都没来，知道焉耆王又在耍花招了，但他仍不动声色，反而大张旗鼓地设宴招待焉耆王一伙。等到他们酒足饭饱，完全放松了警惕之后，班超却突然站起来，义正辞严地斤责焉耆王和北鞬支一伙的累累罪状和险恶居心，并随即命人将他们抓起来，义将焉耆工广和尉犁王泛两人押到前都护陈睦被害之处，将他们处决。对其余大臣，则一概不究，依旧留用。
擒贼先擒王。焉耆的大臣和百姓们本来就不愿和汉朝作对，只是受国王挟胁而已，现在，他们见国王已被铲除，马上都表示真心归附汉朝。班超对他们也不计前仇，好言抚慰，并分别为三国择立了亲近汉朝的新国王。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至此，西域大小共54国终于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重新归附了汉朝。西域各国百姓又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中西商道上也重新出现了多年不见的商人络绎不绝、贸易繁荣昌盛的景象班超通两域的任务终于胜利完成。为了表彰班超的奇勋，永元七年（95年），汉和帝特地颁发了一封诏书，书中说：“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憋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履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之西。超遂逾葱岭，迄县度，出入22年，莫不宾从。改立其于，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后汉书·班超传》）班超终于实现了他“万里封侯”的远大志向。
五子继父业
班超的事业成功了，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从班超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这时已整整22个年头了。第一次出使时，他才40岁，现在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加之几十年的戎马生活，复杂激烈的斗争，艰苦的环境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渐渐产生了浓郁的思归之情。他怀念祖国的山山水水，思念久别的家人亲友，常常夜不能寐，一夕数惊。因此，5年之后，班超在进一步安定西域之后的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提笔给和帝写了一封奏疏，倾诉了自己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奏疏说道：“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电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后汉书·班超传》）这位在沙场上面对异国之敌时都不曾畏难眨眼的英雄，这时却百感交集，情意绵绵了。
然而，对于封建时代的帝王来说，他们可以让臣下为他们冲锋陷阵，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但对于臣下的幸福、人性的尊严、人间的亲情乃至生命，他们是不会挂在心上的。就在班超尚在满怀希望地等待调回国的消息时，汉和帝却沉湎于像班超这样的忠臣们为他营造的太平景象之中，对班超的奏疏竟拖了三年多都未给批复。班超的妹妹班昭也十分思念和关心远在西域的二哥，此时，她虽然因博通经书礼仪而受到和帝的赏识，被延请为宫中皇后妃嫔的女教师，但她个人的生活却十分不幸——早年丧夫，一直守寡，大哥班固也因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而冤死狱中，年迈的二哥还远在西域，此生尚不知能否再见一面。她见和帝对二哥的请求不予理睬，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又给和帝上了一封奏章，备述了班超的功绩和年老多病的惨状，陈述了希望一家团聚的迫切心情。
汉和帝看到班昭的奏疏之后，才知班超是班昭的哥哥，也才又想起远在异国他乡的班超和他的丰功伟绩。于是，在隔了三年多之后，和帝终于下诏调班超回国。
班超辗转西域31年，现在，终于接到了皇帝的诏书，让他得回自己的故乡和祖国，不禁百感交集。31年，他把人生中最美好，最壮丽，最有价值的岁月，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各民族友好团结的事业。西域是他的第二故乡，离别之际，他老泪纵横，既为能实现还乡之愿而高兴，也为告别他生活奋斗多年的土地和人民而伤心。就在这种悲喜交集的心情之中，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终于回到了东汉首都洛阳。也许是回归故国，见到家人的心情使他太激动，他很早就有的胸痛病，不久复发，而且很快恶化。就在这年的九月，这位叱咤风云、智勇双全的老英雄便与世长辞了，终年71岁。
班超虽然去世了，但他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并没有终结。不久以后，在中国各民族友好团结的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位令人钦敬的英雄，这就是班超的儿子班勇。
在班超归国时，朝廷决定调原任成己校尉的任尚去接替班超的西域都护一职。任尚与西域各国也有多年的交往，但他为人刚愎自用，蛮横粗暴，所以上任不久，西域的形势就急转直下。早在任尚接任都护时，班超就曾告诫任尚，说西域不比内地，在西域的士兵除了少数希望立功边疆的壮士外，大多数都是在国内犯了罪才发配来的，他们很不容易统领。而西域本土，由于国家林立，民族众多，风俗习惯也有很大不同，人的情性与内地人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对这些人不能要求得太严太急，凡事应该慢慢来。班超说，常言道，水太清则无大鱼，督察太严就容易失去下面人的拥护，所以，凡事应以宽大为主，政令要简单易行，总大纲而已。
班超的一番告诫是他半生经验的总结，虽听起来很平常，其实却是用血汗换来的，但骄傲而又自以为是的任尚却没有接受，反而嘲笑班超之言平淡无奇。他接任之后，一意孤行，搞得手下将士离心离德，自己人削弱自己人。任尚还对西域各国王公作威作福，以征服者自居，有时甚至和原来匈奴一样，随意凌辱他们，各国王公们也恨透了他。加之此时在汉王朝内部又有一连串变故，国力也大为削弱，原来已被击溃的匈奴经几年恢复，又死灰复燃，重新与汉王朝争夺西域。在这诸种因素作用下，西域的许多国家又纷纷背叛汉朝，投向匈奴一边，西域局势迅速恶化。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汉王朝派梁懂为副都护，前往辅助任尚，试图扭转西域局势，但梁懂还没赶到，任尚却已被西域各国从都护府所在地赶了出来。于是，到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东汉王朝又不得不下令撤销西域都护府和伊吾、柳中的屯田将十，西域的交通再一次完全断绝。此时，距班超回国才5年时间。
但匈奴并不因汉朝的退让就放松对西域的渗透和对汉朝边境的侵扰，反而变本加厉，比以前更残酷地压榨西域各国人民，更大肆地侵扰汉朝西北边境和人民。东汉政府又经过几年时间主战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也稍微积蓄了些国力，于是，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朝廷又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500人屯田柳中。
班勇是班超的二儿子，他生在西域，也长在西域，直到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才随乌孙国朝贡的使者回到汉朝。可以说，他几乎算得上是西域人。他跟随班超转战南北，从小就很注意观察、了解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地理形势，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是了如指掌，是一个国内无人能相比的西域问题专家，后来，他还曾将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所见所闻编成了一部著名的书，叫《西域记》，这部书现仍保存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是后世研究西域史、亚洲史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史的珍贵资料。因此，汉王朝此次选派班勇再通西域，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班员领命之后，又像他父亲当年一样，满怀壮志豪情地向西域进发了。他首先来到了鄯善国，鄯善国是当年班超出使西域的第一站，和汉王朝的关系一直较好。现在他们处于匈奴的压力下，也一直盼望汉朝再次征服匈奴，所以一听是班超的儿子班勇领兵，他们马上上表归附。班勇以此为基础，又以鄯善于为例做工作，终于又使龟兹、温宿、姑墨几国顺利地倒向了自己，恢复了关系。在积聚了一定力量之后，班勇又进一步向车师前部挺进，较顺利地击败了盘踞在那里的北匈奴势力，使北道的咽喉重新畅通。
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秋天，班勇又从敦煌、酒泉、张掖等郡征凋6000名骑兵，会合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各国军队，突袭车师后部国王军就（人名），一战即歼敌8000余人，俘获军就和匈奴使者。第二年冬天，又征发西域各国兵马，一举击溃匈奴的呼衍王部，俘获匈奴单于的堂兄，班勇又命新扶立的车师后王加特奴亲手处决了他，断绝了车师后部再投靠匈奴的可能。
征服北匈奴之后，北道上只有一个焉耆国尚未归附。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班勇上奏朝廷，请求出兵配合。朝廷受班勇的成就鼓舞，立即派敦煌太守张朗率领河西四郡的军队，出塞配合班勇，又调集西域各国部队四万余人，相约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依期合击焉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原来，张朗在敦煌太守任上时犯了死罪，因他在朝廷内有关系，于是改为戴罪出征，将功赎罪。张朗得逃一死，急于立功，竟然违背期约，提前到达焉耆，并率兵攻城。焉耆国王抵挡不住进攻，就派使者求和。张朗十分得意地接受了投降，然后迅速班师回国，向朝廷邀功请赏，并卑鄙地诬蔑说班勇不按约期合击，延误了军机。昏庸的东汉廷朝也不追究事情真相，竟听信张朗的一派胡言，下令逮捕了班勇，将他打入监狱。或许是班勇父子的卓越功勋声动大下，班勇总算免于一死，但却被剥夺了权力，放逐回老家闲居去了。从此，这个曾为国立功、文武兼备的将才再也没被起用，最后郁郁地死在家乡。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的历史过程中，西域各少数民族是较早汇入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杰出人物勇于付出他们的才智、胆识、心血，甚至生命，才有了我们今天各民族团结友好的美好景象。班超父子无疑是其中较突出的两位。
班超父子为西域的内附和繁荣付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在他们的奋斗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那个时代和他们所属阶级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斗争，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也是符合西域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愿望的，正是这些客观形势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让他们充分发挥了才智，演出了一幕幕令后人永远钦敬和赞颂不已的光辉史剧。
班超父于，尤其是班超的外交、军事才能，他那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以及知人善任、能容人过的品质，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在西域恶劣的环境中度过了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活，驰骋几万里，转战数十国，那远大的志向和坚强的毅力，应值得我们永远地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