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案
村庄林木环绕。从或深或浅的苍绿林间，可以看到那些已粉刷或未曾粉刷的洋楼，偶尔也能看到已存不多的老屋上长满绿苔的青瓦。村北，推土机突突突地昼夜不停，将新鲜松软的红土推得山高，身后，一条宽阔的公路（未来的街道？）正在生长延伸。村南，一堵高大的围墙绵延数百米，严严实实地截住了人们原本开阔的视线，同时也成为村庄与工业园区间神圣不可逾越的屏障。东西两面依然保持她的原始风貌，深绿而安静的油茶林，不太规则的稻田，高高低低的棉地，蜿蜒的沟渠——一轮血红浑圆的夕阳，无声地滚动在天边，最后，在乌鸦的鼓噪中沉沦到远处影子似的草垛山后，村庄随即被夜幕笼罩。
2006年的村庄已经四面楚歌。从外面看去，她依然如故，带瓦的屋舍，新楼的铝合金，桃李梧桐，泥泞的村道，畜粪的气息，鸡鸣牛哞，田埂上挑着农具匆匆进出的人们。但从那暗自的叹息，迷漫的泪水，飘忽的眼神，歇斯底里的尖叫，半夜的恸哭和可疑的狗吠中，我感到了一种刺穿心灵的尖锐，一种无可挽回的断裂，一种夕阳西下的悲怆。
这种断裂和悲怆，像村前的那片秀竹林里的新笋一样，在一场春雨后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春天的桃花开了，衬着灰色的大地，很灿烂地映照着刚刚从冬天苏醒过来的村庄。可接下来的却是倒春寒三番五次无情的蹂躏。三月十三日，一场阳春雪，纷纷扬扬。绿色被彻底推毁。我感到一种不祥徘徊在村子上空。不久，对村庄虎视眈眈的开发区，终于摊开了他的攫取之手，向村民暴露了他难填的欲壑：征地三百亩，其中山地一百亩，良田二百亩。不容置疑的口气。
这是迟早要来的。无论是从邻近几个早已灰飞烟灭片瓦不留的村庄的命运里，还是从日益膨胀的开发区深不见底的欲望中，无不可以预测到侧卧开发区旁村庄的必然命运。好在这次并没有要了村庄的全部，对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村庄来说，还不算是致命的。全村有山地六百余亩，其中良田三百七十七亩。
镇长、蹲点干部、村支书、村主任、征地办干部，走马灯似地在村前村后闪过他们的影子，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有的甚至影子也看不到。他们好像很少说话，可在村里却无时无处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通过一张共同的口在说话：村长——一个近七十岁、只字不识的资深农民，任村长十年，长得人高马大，脸膛黑红，不善言辞，好酒，常醉。
村民无法准确把握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他们也在说话。开始，语言是杂乱的，不久，从或欢欣鼓舞、或怨气叹息、或隔岸观火的话语中，渐渐有一个声音清晰起来：坚决不肯。不是因为对土地过份依恋，也不是舍不得种田，理由是：一万九一亩，太便宜。
群情激愤。十几个年轻的男子来到村长家。领头的身高一米八，人称“长子”。年轻人扬言：谁卖地，谁就是卖祖宗，要是谁在协议书上签字卖地，非让他从大伙胯下钻过去。卖祖宗在村里已算是够狠的话了，更不用说胯下之辱。
三月的风在田岗上暖暖地吹过，庄稼慢慢地舒张着慵懒的身体。可村子上空却没有一丝风，闷闷的。空气凝固了，像城里的小孩和年轻的太太们爱吃的果冻一样胶着，一样脆弱，仿佛只要谁大喝一声，空气就要震得碎裂开来，如击中的玻璃噼里叭啦掉下。
那一夜，村里的狗彻夜狂吠，叫得有些离奇。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说，这是不祥之吠，村里每有重大的变故，狗都是这样狂吠不止。他，五四运动那年出生，行走过江湖，躲避过北伐，逃亡过抗日，参加过农会，前半生以相命为业，后半生以务农度日。
老人一语成谶。第二天，村长拿着签好字的征地协议书找到村民代表和仅有的两名党员：他要辞职。
半壁江山。意料之中，也意料之外。有好言者得出结论：“老百姓是搞不赢政府的。”村民看来，村长就是最小的政府。至今没有人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让村长冒卖祖宗之骂名签下了字（其实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不会写任何字）。有人说，政府一次性给了他十万，够他一辈子享用；也有人说是五万；还有人说，钱不是政府给的，政府不可能做犯法的事，钱是买地的老板给的。村长自己则说，他分文未取，只是抵挡不住镇干部轮番做思想工作和好烟好酒好菜招待，吃是吃了，但没有“兜荷包”。他自己深感罪孽深重，对不起大家，甘愿辞职。这成了一桩永远也扯不清的悬案。
辞职的村长成了普通的村民，也没有人要他从胯下钻过去，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把这句带人格侮辱的话当真。当事实已经发生了，村民们往往会表现出他们一贯的无奈和宽容。而带领年轻人威胁过村长的“长子”，无意中成了强硬的英雄，在随后的村民选举中，众望所归，一举推为新的村长。
覆手之间，村庄已经改朝换代。一个旧王朝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一个新王朝浮出水面粉墨登场，一桩悬案也旋即为新的焦点替代，被人迅速遗忘。
村庄虽小，却与大千世界同构。
撕裂
强烈的震颤之后，则是阴柔而持久的撕裂。暗地里有几种不同方向的力量在撕扯，仿佛要把村庄撕成千丝万缕粉身碎骨。
全村五十余户两百余人，因读书、当兵、躲“计划生育”和早年买“商品粮”户口而迁出去的三十余人。有三个姓氏，其中何姓、胡姓为原住民。廖姓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从浙赣铁路旁的一个村庄迁来的地主，现在才四五户人家。三姓之间互有联姻，早已融合为完整的一体。胡氏有两支，一支四五十户，几乎没有人离开村庄，作田打地一辈又一辈。另一支二三十户，在外工作的十几人，曾有人当过副县长，还有医生、老师、机关干部、工人，也有买“商品粮”户口出去却没有固定工作的人。
五月，征地款下来了，三百余万元。
钱在这个时代总是不可避免地置于话题的中心。人均一万五，这道简单的数学题在人们的心里演算了一遍又一遍。当然，也有人列出了各种不同的算法。比如，如果廖姓的人不算，平均多少？如果户口迁出去了的不算，平均又是多少？如果那些躲“计划生育”回来的人不算，平均多少？如果那些因超生至今没有户口的人不算，平均又是多少？如果全不算或全算，部分算或部分不算，又各是多少？最终的商数像一个极大的漩涡，巨大的吸引力将一些人的乡情、亲情甚至良心都吸进去了。有人在盘算自己怎样分得更多，有人在盘算如何让自己的冤家分得更少，有人在盘算用这些钱改善生活，有人在盘算用这些钱上赌场、做生意、造房子、治老病、送子女上学读书——还有人在盘算到手的钱打发常追在屁股背后的讨债人——
镇政府将征地款打到了村委账上：没有明文规定，怎么分钱都行，只要不出事。
R的全家刚迁回村里不久。一九八四年吧，他膝下已有三个女儿了。乡政府计生办已经将他家的房子扒了，却并没有动摇他生儿子的决心。他携妻带女迁入了邻县的山区，租了人家一块地，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去年，风闻开发区要征地了，才举家迁回村里。这时，他已是两鬓斑白，步履蹒跚，最小的儿子，已经一米七高了。F是个郎中，祖传秘方让他家生活还算殷实。女儿前几年结婚，丈夫是湖南人，她没把户口迁过去。如今她已生了一个儿子，户籍跟妈妈在一起留在了村里。可她还算是村里的一员吗？Y是买“商品粮”户口迁往城区的，一直没有工作，全家生活也没有保障。除了没有村里的户籍，他与普通农民没其它两样。考上大学的男子，他们是当年村集体的一员，户口从村集体迁走时，没带走一根稻草。廖姓人家七十年代才迁来，不过三十年，祖宗并不在这里。
——
各在陈述理由。集体财产，人人有份。户口不在村里的不算村集体一员。祖宗基业，无论在不在村里，是祖宗儿孙都有份。土地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只有村里的农民有份。如果嫁了女儿有份，以后村里的出嫁了怎么办？土地不是廖姓的祖业。
威胁、恐吓、警告、争论、辱骂、猜忌、拉拢、反目、分裂、团结、家族荣誉——像病菌一样在空气中滋生蔓延开来，宿怨被高高地挑起，陈年往事挂在嘴边。
村庄平静的夜晚又一次被狗的狂吠吵醒。半夜，谁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谁在窃窃私语密谋一个计划？谁家的电灯亮了又灭了？
官司是不可避免的。十月，不满意的廖姓人家和F郎中请来的律师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宪法。平等。义务。集体一员。送礼。他妈的法官的胃口。两面派律师。历史问题。法律被无限放大，充当了冒似公允的裁判，而人情被压缩到了一个最小的角落。被告席上的村长一言不发，他知道村里败诉不可避免。旁听的村民已有交待：败了官司不出钱。
判决成了一纸空文，但撕裂产生了。新村长在撕裂中飘摇了八个月，然后无可奈何地挂冠而去，走上了前任村长相同的命运。他颓唐地叹息着说，“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我没这个能力。”之后，他继续去干他的老行当，做土方工程的小包工头了。
村长无疑是个逃跑者，但更是个冤大头。要个人来承担一个村子无可挽回的撕裂，期望显然过高。僵冷的空气盘在村庄里，不知要多久才能被风吹散。看似屋檐绾结的一个村庄，其实已经像蜂窝一样千疮百孔。
春节前几天，继任的村长将征地款挨家挨户送去。之前，镇政府说了，要确保春节稳定，没有人上访。
七八岁就没了父母的X，住的房子一直是借的。哥哥大约四十岁时，才在外地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前两年才回来，还是借屋住。X三十七八岁才经人介绍娶了一个癫痫女人，超计划生育生下了二个男孩。从未拥有过一千元现金的他，忽然就有了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六万元，他觉得一辈子再也不会穷了。
可还有人继续着抗挣，拒绝领钱，愤懑使他们的脸孔扭曲而僵硬。从此，田岗的道路上，多了一些视而不见的陌路人，少了一些捧着自家新摘的菜蔬送人的邻居。
开发区像掰馒头一样从村子南北两头各掰走了一块，而村民却还在无休止的撕裂中煎熬。开发区蒸蒸日上，村庄却从此沉沦下去。
沉沦
村庄的太阳依然每天从那片油茶林中升起。人们依然每天迎着朝阳出冈（下田干农活），背着夕阳回家。依然种稻子种棉花。依然每家每户种西瓜、栽红薯。依然用牛耕田。依然每晚老人小孩看只有三个频道的电视，青壮年打扑克麻将通宵达旦。依然用压水井汲出清凉可口的井水。依然每周五挑着谷子到粉尘飞扬的磨房排队碾米。依然每逢农历二、五、八成群结伙到镇上赶集。依然有小媳妇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年迈的公婆。依然有人打工过年没有回家。依然有人在城里被骗。也依然有人结婚，有新生命诞生和老者离去。依然有苦命女人不堪忍受生活重压寻死觅活。依然有单身汉熬着苦日子。有人抱着孩子四处求医——
但也有不同。赶集不再走那条走了几十年的老路了（路与地一起被征了）。扑克麻将的赌注大了。小伙子娶媳妇的年纪小了（好几个还没到法定年龄的小伙子结了婚）。摩托车越买越高级了。口袋鼓了，人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大了。村里将大片的荒山开垦了（开垦的荒山每亩可多买一万元），水稻田抛荒的却多了。有的人走了好运，也有人走了恶运。有的人发达了，也有人沉沦了——
我写这文章时，我一位叔叔正孤身一人亡命天涯。
我不知从何处下笔来描述他——这个学武术得过散打冠军、办过武校，做生意也算顺利，甚至成为村里第一个买小汽车的人。看上去，他算是一个英俊的人，坚硬而竖直的平头，干净的脸庞，体面，和善，说话掷地有声，但也刚愎自用。有一年春节在我家耍扑克牌，暗藏玄机，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后来还听说，熟悉他的人没有敢和他打牌的。可事实上，正是这一点奇技淫巧害了他，让2006年成为他转不过去的拐点。他染指赌博，涉及到放高利贷的黑社会。三月份，曾有人见他赢过六十万，后来就一直输。他确实是一个不认输的人，我不知道他这时对自己的技术还有多少自信，自己后半生的生活是否还记在心上，两个孩子此刻又在他心里的什么位置？他输掉了积蓄，卖掉店面，还是输。十月，输掉了全家分得的全部征地款，又一口气借走了自己所能借到的所有人的钱，包括他瞎眼十余年的哥哥和年近九秩的父母的征地款。朋友的钱就更不胜数了，包括同村七八个伙计数万元的工程款，让他们一整个夏天的汗水变成了一张白纸。
我不知道他被一种什么样的速度感所迷倒，赌了借，借了赌的高速频率让他失去理智，通红的双眼充斥了迷乱的血丝。速度将他的所有耗尽，包括下半生的生活完全变成赌注下在赌桌上了。
十二月底，人们都忙着准备过春节了，街市上搭起了临时水果摊上，堆满了一箱箱的水果，空气中散发着只有这个时节才有的墨鱼和香菇的味道。这时，他才两眼浑浊摇晃着回来，除了一屁股债，已是两手空空。他提前消耗殆尽了自己的金钱、亲情和友情。
追债的人络绎不绝。春节，他没有回来。不是村庄不要人，而是人抛弃了自己的村庄。一个人一旦背离了自己的村庄，再回来就十分困难。这和一年前，村里另一个赌掉自己的出租车不敢回家过年的后生如出一辙。
可村庄并不知道自己的沉沦。每天晚上，村里仍有几间屋子灯火通宵不熄，一群青壮年男子围着一桩桩麻将扑克，闪着兴奋的目光，不时传来一阵阵激动的喝彩。那些蜷伏在门槛边的狗，打着瞌睡，已懒得再吠了。
疾病
疾病是徘徊在村庄里的一个幽灵，整天逛荡在村子里，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看中哪户人家。但不会改变的是，这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庄，总会有人家被它看中，被它纠缠，被它折磨。
C是我的一个本家堂弟，比我小两岁，十五岁初中未毕业就随着浩浩荡荡南下打工的队伍离开了村庄。他父亲H原本是市里某个皮革厂的工人，在我记忆中的某个时期，他和他的皮革厂同时有过一阵短暂的风光，甚至在八十年代盛行离婚的那阵，还闹过一次离婚风波。H用一辆三轮摩托车带回一个年轻漂亮的城里姑娘，但他童养媳老婆死活不让窝，最后才不了了之。当他最小的儿子C长大到可以“接班”时，盛极一时的皮革厂却像年后的冬瓜一样开始溃烂，最后苟延残喘了几年，垮了。H回到村里，除了每月三四百元下岗生活补贴，现在和村里任何一个农民都没什么两样。C就是在父亲H回到村里生活的那一年离开村庄南下的，而且一去就是多年，据说是辗转在珠三角的几个城市。偶尔一两年春节回家，住几天就走，说是在村里已经不习惯了。两年前，C突然回家，以惊人的速度相亲、结婚、生子。妻子是本乡的一位平常女孩子。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两年后，也就是2006年，C几乎端出了所有积蓄向镇政府交纳了一笔不菲的计划生育社会抚养金后，生下了第二胎，果然是个男孩。C家是村里唯一至今保留四世同堂的家庭。曾祖父已九十高龄，驮着虾一样的背，见人时眼睛笑成一条细缝。
男婴出生三天后，母子平安出院。一周后，还沉浸在喜悦中的一家人，就被突然抛入了冰窖：孩子得了黄疸病，没有救了。
市人民医院的儿科专家翻翻婴儿的眼睑，又剥开小嘴巴，最后摇摇头说，来晚了，语气是异样的平静，尽管H再三央求开点药，医生还是拒绝了，叫他不要浪费钱。
全家人在一片号啕悲恸中守着孩子。喜极而悲的人是格外痛苦的，上帝给了他多少喜悦，也常会要求他用加倍的悲痛去偿还。
襁褓中的孩子是无知的，他怎么听得懂哭声呢？这个小生命依然吃了睡，睡了吃，蹬着一双肉乎乎的小脚，攥着一双小拳头，并不知道自己正被病魔所挟持。
当奶奶的去了一趟峡江县。清晨出发，坐三个小时班车，然后排了两个小时队，终于找到了“仙姑”。据说，这位远近闻名的仙姑能知神知鬼，祛祸避害。仙姑画了一道符，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将符付之一炬，说，孩子灾祸已消，今后必有大福。奶奶将信将疑回到家，孩子还是老样，浑身一层病态的焦黄。
当爷爷的抱孩子去了一趟南昌。可省里的医生还是拒绝接纳住院。回家的火车上，爷爷奶奶一再商量扔掉手中的小孩，可谁也横不下这条心。看着一个会哭会闹会吃会睡的生命，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医生的话。
全家人终日守候在孩子的竹摇篮旁，他们不知道这个摇大过许多孩子的摇篮能否将眼前这个小生命摇大，静静地等候上帝对孩子的最后判决。可孩子却报以匀称平和的呼吸，照例吃奶、睡觉、号哭、尿湿——
三天后，孩子依然如故。
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弹弹孩子的脚掌，拍拍他小巧的手心，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医生说，一切正常。
H的家里挤满了邻人，兴奋地反复说着这个奇迹。有人说，现在的医生都扯淡，差点害了人命。有人说，仙姑就是灵，菩萨保佑。有老人说，黄疸本来不要紧，是现在的医生吓唬人。村里几个信基督教的老太太说，她们每天都在为孩子祈祷，是上帝保佑了孩子。他自己的家人却坚持说，孩子以后必大福大贵。
我则以为，孩子起死回生，一定是病魔动了恻隐之心。
可是，病魔不忍夺走襁褓中的生命，又会不会看中别的人呢？
不久，病魔果然相中村里的另一人，并一举得逞，将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那个炎热的下午没有任何死亡的征兆。浓密的梧桐树间，知了像往日一样聒噪，发白的正午阳光毫无遮拦地烤着村庄，地上的草皮软塌塌的。相比之下，屋里显得十分阴凉。S，四五十岁，稍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留一头短而直的粗发，因力气大，人称“壮牯”。趁中午炎热，他推了一平板车西瓜去镇上卖。西瓜是昨天傍晚摘的，上午卖西瓜的人太多，价钱太低，中午才能卖个好些的价钱。一切都很顺利，一车西瓜换成了薄薄的纸钞，他感到轻松而满足。三四点钟，他回到家里，回到了他以为阴凉的地方。妻子儿子下地干活去了，儿媳抱着不到一岁的孙子在邻居家串门。S一个人在家里。村里有人四点钟前后从他家旁边经过时，看见有刚吃剩的西瓜皮从门洞里扔出来。S在吃西瓜。他渴极了。由此我们可知，在镇上他舍不得吃好不容易拖来的西瓜。现在他大口大口地享受，西瓜的清凉让他无比舒畅。
死亡的幽灵就在这时候盯上了他。后来有人认为，S走的时候一定很舒服。下午六点，妻子从田岗劳作回来，发现他时，他正躺在一张单人竹床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突然爆发的女人凄怆尖锐的嚎叫覆盖了整个村庄。在田岗中劳作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打断，早早收了工，聚拢在死者屋前的院子里。他们劝慰着S的妻儿，谈论着迷茫的死因，讲述着死者的一生，用手机大声地打电话告诉死者的亲戚，久久不肯散去。
在城里当医生的侄子匆匆赶到。他说，叔叔一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这个在城里治好过无数因营养过剩而犯“三高”富贵病的医生，一直想治好叔叔的病，每次都劝他多注意休息，不能过度劳累。可他还是失败了。
黄昏，炎热的空气渐渐冷却下来。嚎叫的哭声也松弛下来，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泣。一头走散的牛犊在屋前屋后唤着寻找母亲，几只黄狗在村口不知所指地狂吠。人们急匆匆地赶回家，步履有些零乱。不久，随着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消逝，村庄沉入了飘摇、恍惚的梦境之中。
（2007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