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论语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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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原 文”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译 文”

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采,就像乡下人,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就流于虚伪、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君子。”

孔子对“君子”的理解有很多,这句话说的是“君子”的气质。“君子”就要表里如一,既要朴实,不要虚伪,又要有礼貌,不要粗野。就是俗话说的“既要面子,又要里子”,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君子”。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如璞中美玉,假以时日,将成非凡大器。但是,璞玉如何成雕石,关键还在于开发。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这个开发者就是良师。对青年毛泽东,塑造的良师主要有三位:杨昌济、徐特立和袁吉六。杨昌济给青年毛泽东做人生规划时,曾引用孔子的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说,一个人光是能力素质强,而学问修养不够,则无法约束自己,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反过来,如果光注重书本学问,而缺乏实际能力的培养,知识也就成了死知识,学问也就成了伪学问,其人必死板呆滞,毫无实用。

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人格塑造恰恰可作为杨昌济话语的注脚:国文老师袁吉六从学问行为上扭转了毛泽东文风的轻飘之感,为他日后写理论文章、作诗词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使毛泽东张扬的个性避免了“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实习主任徐特立则从别开生面的第一堂小学教育观摩课开始,就把青年毛泽东的视野拉向社会,引入学习的另一种境界,避免“知识成了死知识、学问成为伪学问”;杨昌济则兼二者之长,全面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

杨昌济是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毛泽东嗜书如命,饥寒可以不顾,书不能不读,赢得杨昌济的赏识,成为他的入室弟子。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到杨昌济家里问学时,杨昌济以“修学储能”四字为毛泽东做了人生规划。刚刚步入一师的毛泽东,理想有余、学问不足,这从他偏执于梁启超式文风、而不知道韩(愈)柳(宗元)风骨,这也是热血青年们很容易步入的一个误区,它制约一个人发展的后劲。所以,杨昌济告诫他,不要过早地框死自己修学储能的范围而不广泛学习、多方涉猎,于今后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避免了粗鲁和虚伪,成长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在现代社会中,有两种极端现象很有意思。一种极端是:一些人将自然率真理解为自己行为和思想的不加节制,任性胡为。在此前提下,盲目自负、狭隘的自私偏见以及野蛮的暴力宣泄和肮脏的下流粗话,渐渐竟也成了时尚。许多年轻人对此甚至达到了泰然处之的境地。他们嘲笑那些懂礼貌、讲道德的同辈,说他们“虚伪”、“文绉绉”、“掉书袋,卖弄学问”,自己呢,对“三字经”、“国骂”,还有些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外国脏字,“运用自如”,一句话不带3个脏字,好像就跟没说似的。唯其如此,才能让别人感觉他们直爽、豪迈似的。

君子如竹。竹是高雅、纯洁、虚心、有节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人陷入一种盲目的自我表现的狂欲和发泄欲之中,偏偏又要自我标榜地把这曲解为所谓的真诚率直。殊不知讲真诚率直也是要有本钱的,那就是要有起码的道德是非观念。没有文化教养内涵的自我表现即便是真实而诚恳的,也很容易沦落为野蛮、肤浅和偏执,根本谈不上真诚、淳朴和率直。

另一种极端是:有些人过于讲究文化修饰,乃至虚伪做作。这实在让人万分的不舒服。比如一些所谓的歌星,其真正的歌未必唱得好,却总是要在台上扭捏作态,弄出许多额外的花样,或者自作多情般地呈现痛苦状,或者冷漠摆酷,再或者神经质般地热情似火,不弄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决不罢手。这种人,正是因为自己的本事不够,才用其“出格”的行为来吸引别人的眼球——做得好不好,无所谓,起码你把注意力投向我了,这就成了。

像报纸经常炒作的“明星走光”事件,明星们明明可以避免“走光”的,却偏要抓住机会“暴露一下”,没有机会,哪怕创造机会也要“春光乍泄”。其实,各种炒作无非是为了吸引记者和观众的注意,以便为自己新出的唱片做宣传,如此而已。

不仅仅只有文艺界如此,学术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许多假大空的官样文章和报告在各种场合和刊物上肆意泛滥。毫无疑问,他们都戕害了为人的基本诚信准则。凡此种种都显示:这多半出自于一些人对文化教养的偏执认识,只重视外在仪式的包装,却没有内在真实诚信的展露。其结果必然导致种种丑恶现象的产生,如前一段时候出现的学术界论文集体造假事件。

真诚淳朴和文化教养是做人的必备要求。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既要有文化教养的培养以避免幼稚无知、防止欲望的无限膨胀,又要坚持诚信质朴的良好品格以避免虚伪做作,由此他才能充满人性的善良和心灵的清澈。试问这个世界上谁愿意和一个无知的傻子或者自大的疯子,抑或巧妙伪装的骗子相处呢?

一个人既要有文化教养的培养以避免幼稚无知、防止欲望的无限膨胀,同时又要坚持诚信质朴的良好品格以避免虚伪做作,由此他才能充满人性的良善和心灵的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