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推见王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是强调文学作品必须通过“讽谏”，才能实现其本身的社会价值的。
“讽谏”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弄不好，非但达不到“讽谏”的作用，甚至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司马迁为了远祸避害，提出了“辞隐文约”的写作方法，借以体现文学作品的讽谏内容。他在《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他深明孔子着《春秋》之苦心孤旨，说《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孔子世家》）。他又十分重视屈原《离骚》“辞隐文约”的写作方法，他在说：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司马迁所提出的“辞隐文约”的写作方法也是有渊源的。
李长之先生说《史记》“尽了讽刺的能事，也达到了讽刺技术的峰巅”（《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话很有道理。他说司马迁的讽刺目标，“广泛地说，他所讽刺的就是他所处的朝代——汉。详细说，他所讽刺的是汉代得天下未免太容易，有些不配；是汉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将相——之无识与不纯正；是汉朝一线相承的刻薄残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贪狠妄为”（同上书）。以《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为例，欣赏得知司马迁运用“辞隐文约”的笔法：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谈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竞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子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司马迁对刘邦、叔孙通二人的讥讽，是通过叙事表明出来的。这段文字，堪称妙笔。汉五年，刘邦手下群臣饮酒争功，乱作一团，毫无秩序，“高帝患之”。到了汉七年，经叔孙通制定礼仪，表演一番，“竟朝置酒”，而秩序井然，“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刘邦兴高采烈，说他时至今日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把刘邦一副无赖的嘴脸勾画得惟妙惟肖。同时，也反映出叔孙通等儒生极尽谄媚之能事，以利禄为人生目的的低下人格。更妙不可言的是，当叔孙通被两个儒生所骂时，他竟不以耻，反说人家是“鄙儒”，“不知时变”。当叔孙通为他手下弟子儒生要得官位、并分以金子以后，这些儒生竟喜得手舞足蹈，大捧叔孙通，称其为“圣人”，说他“知当世之要务”。司马迁就是这样通过对话、细节的描写，把叔孙通的阿谀奉承和刘邦的无赖形象写得活灵活现。这种不露锋芒的写作方法，其效果甚至超过锋芒毕露者，说明司马迁运用辞隐文约的笔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令人叫绝。三、司马迁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
《史记·乐书》中的论述便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古代，诗歌与音乐本是不分的，《虞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就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论诗的。《史记·孔子世家》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自己也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说明古代诗乐结合，诗必有乐的情况。《荀子·劝学篇》中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杨倞注说：“诗为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这是给诗下的定义，也是给乐下的定义。《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说诗教的作用，必待合于乐，然后方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司马迁对音乐的看法和观点，对文学的看法和观点。他在《乐书》中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史记·正义》解释说：“言不乐至荒淫也。”说明作乐的目的，在有益于社会风俗的教化。他更明确地说明了诗教的作用就在于：“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
他说：“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即用音乐、诗歌来培育人们的礼义观念，用音乐、诗歌来培育人们合于社会的道德观念。
司马迁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强调文学应该辅助国家政教的推行。他从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人心出发，批评汉武帝滥作乐歌。汉武帝得神马，便作《太一之歌》，得大宛千里马，又作《天马歌》，《乐书》如：
中尉汉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悦。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司马迁是借汲黯的口，对汉武帝不顾文学的社会效果只图个人享乐的行为提出批评的。反映了他的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人心的主张。
《史记》不仅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史学着作，也是一部文采斐然的传纪文学。《史记》描写人物的手法主要有：
一是，着重群体典型的刻画。一部《史记》，记录了4000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有100多人。如杜周、张汤是酷吏的典型，郭解、宋家是游侠的典型，聂政、荆轲是刺客的典型，邓通、李延年是佞幸的典型，淳于髡、优孟是滑稽家的典型，叔孙通、公孙弘是阿谀逢迎的典型，张释之、汲黯是刚直官僚的典型，石奋是恭敬小心的官僚典型，张良、陈平是权谋的典型，韩信、廉颇是良将的典型等等。司马迁对《史记》中出现的4000多个人物，不是平均着墨，而是抓住这些典型人物，细致刻画，突出特点，使其群体形象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二是，重视动态描写。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除采取静态写生法，肖像描写外，尤其重视人物的动态描写，在人物的行动中刻画人物的性格。生动的动态描写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逼真感。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形象，其音容笑貌，情态品质，都是在动态中得以体现的。例如《孙子吴起列传》对孙武训练娘子军一事的精彩描写：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手？”对：“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完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俄，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主，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中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
从这段文字，仿佛观看了一台有声有色的戏剧。孙武整饬军队时的谨严，初次受训的宫女们的嬉戏，吴王听说爱姬要被杀时的紧张，通过这一系列的动态描写，跃然纸上。司马迁以最简洁的笔墨主要通过练兵这一行动，突出了孙武的治军才能。刻画动态中的人物，使之神采飞扬的做法所产生的强烈的艺术效果。
三是，突出心理活动。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描写，《史记》刻画人物性格。成功的心理描写使人洞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重要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的方法灵活多样。
通过自白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司马迁经常运用的手法之一。如《李斯列传》记李斯的独白有4处。当他入仓见鼠时，他感慨地叹息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当他功成名就，盛极一时时，他唱然而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当他为赵高所挟，决定依附逆乱时，便垂泪太息道：“嗟呼！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当他为赵高所害，囚于狱中时，他仰天长叹道：“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吾必见寇至咸阳，糜鹿游于朝也。”此四段独白是李斯各个时期的关键时刻的最具代表性、最为动心的感情流露。所叹的内容虽然不同，表现的喜怒哀乐尽管有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都是为了自身的得失荣辱而发。《论语·阳货》载孔子日：“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司马迁通过人物的自白所刻画的李斯这一形象。
《史记》通过用一两个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采用的一种描写心理的方法。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是用以下这段文字来当时：
“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
卓文君悄悄从窗户偷看司马相如，一见钟情，但由于想到自己是个寡妇，又担心配不上相如，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活动，而司马迁仅用了“悦”、“好”、“恐”三个字，就把卓文君这位新寡少妇的喜、爱、愁的心理变化画龙点睛般地展现出来。如司马迁《汲郑列传》中写汲黯对汉武帝的批评：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
耿直的汲黯当着群臣的面批评皇上的虚伪，起初弄得汉武帝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气得恼羞成怒，罢朝而去。由“默然”而转“怒”，由“变色”以至于“罢朝”，是当时武帝的心理变化，司马迁对之作了非常生动准确地把握和描写。
四是，妙用细节描写。司马迁《史记》刻画人物的成功还得力于大量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可以起到小中见大、洞察细微的特殊作用，细节描写，则犹如画龙点睛之笔。如《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的佣耕叹息；《留侯世家》中写张良亡匿下邳时为圯上老人进履；《陈丞相世家》中写陈平为乡党均分社肉；《李斯列传》中写李斯的入仓见鼠而叹；《孙子吴起列传》中写吴起杀妻求将及其为士卒吮疽；《酷吏列传》中写少年张汤审盗肉之鼠的干练等，这些脸炙人口的精妙细节，对表现人物的志趣抱负，性格好尚起到了很好的传神作用，有的甚至和人物的一生行事都有密切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中，凡是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都有生动活泼的细节描写。刘邦是司马迁笔下最生动的人物之一，《史记》中关于刘邦的细节描写也最多，而且非常成功。如《高祖本纪》：
“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生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结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生。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
刘邦一钱不送，却称“贺钱万”，坐在上位，而且十分坦然，不感到羞惭。司马迁通过贺钱这个细节的描写，把刘邦微贱时的无赖行径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揭露。刘邦的这种性格是贯穿始终的，在他当上皇帝后，依然故我。如（《张丞相列传》）：
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还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
司马迁选取了刘邦骑在周昌脖子上一问一答这一个细节，可谓妙趣横生，使刘邦的一副无赖形象暴露无遗。
《史记》是通过细节描写刘邦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反映他的阴暗心里。如《楚元王世家》中所写：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早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佯）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
司马迁通过这个细节描写，把刘邦的狭隘心理昭示于众，使人们认识到，原来这个堂堂的“高皇帝”也是个心眼很小的人。如《高祖本纪》载，当未央宫落成时，刘邦在宴会上为其父敬酒，说：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这再现了刘邦大业告成后，连父亲也加以报复的得意忘形的无赖形象。
五是，运用对比烘托手法描写人物。司马迁撰写人物列传，大量运用了采用对比烘托手法描写人物，这一手法。如《魏公子列传》中，魏王的昏聩平庸与魏公子的胸有成竹、从容大度是一种鲜明的对比，这在对博闻警一段中表现得极为精彩。司马迁《管晏列传》中，把晏婴与管仲又与车夫构成两组对比。管仲、晏婴是春秋时期名望甚高的人物，两人先后辅佐齐王，立下不朽功勋。管仲任齐相事桓公时，“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生活极其豪华奢侈；而晏婴事齐灵、景、庄三公为相时，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话语不多，管晏二人一奢一廉，对照鲜明，作者的褒贬扬抑也自在其中了。司马迁还借晏婴车夫妻子之口与眼，将晏婴与其车夫从外貌和思想品格诸方面作以比较：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一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安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前后两个对比，轻而易举地便把晏子的思想品质、气质胸怀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