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运用对比手法描写人物，善于在同一传中，将一人与另一人或另几人作对比，还善于使不同人物在不同传中遥相呼应。如《魏公子列传》与《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之间的对比。魏公子的性格、形象正是在与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等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对比映衬中突现出来。如孟尝君为装点门面，图取虚名而养士，与魏公子信陵君“能以富贵下贫贱”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孟尝君所养之士，完全是为他的一己的利益而效力卖命。冯谖买义薛地，是为了给主子谋求退身之路；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也只是帮助他在危难之中化险为夷，脱出困境。而魏公子信陵君所礼遇之人，则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用生命帮助公子与敌人展开斗争。前者养士，养者与被养者，主子与奴才之间，只存在个人恩怨，以及庸俗的收买与被收买的关系；而后者的养士，是建立在“礼”者与“贤”者的共同理想基础上的，他们的行为，不是为感报一己的知遇之恩，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前人曾评论战国时代以养士着名的四公子时说：“三公子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之好士也，以有魏也，呜呼同！”（《史记评林》）比较之中，突出了魏公子信陵君无私坦荡的胸怀和以国事为重的高尚品质。再如《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的对比。李广一生廉洁奉公，“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每遇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而霍去病则是“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土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踏鞠，事多此类”。二者恰成鲜明对照。
六是，选用个性化的语言以表现人物性格。从司马迁《史记》来看人物传记的语言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特别是不同人物那些富有个性化的语言，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司马迁为人物立传，非常善于选用在特定环境当中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有力地增强了他的人物传记的生动性。
《张仪列传》中写张仪游说楚国，没有成功，反被诬为盗贼，挨了一顿痛打。回家之后，他与妻子有一段风趣的对话：
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几句对话，生动传达出张仪夫妻之间的亲密友谊，表现张仪顽强不屈的性格和凭口舌游说的自信心理。《项羽本纪》中写楚汉之争时，项羽把刘邦的父亲置于切肉的砧板上，以煮其父相威胁，司马迁描写道：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正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工怒，欲杀之。
寥寥数言，把项羽的急躁残暴和刘邦的无赖面容展示出来。
司马迁准确地写出每个人的独特语言，使人听其声而知其人。如《张丞相列传》中写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时，大臣周昌力谏的一段：
周昌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争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度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短短几句，连用“期期”二字，把周昌敢于直谏的性格和因口吃愈急愈不能言的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如《陈涉世家》中写陈胜反秦获胜，自称为王之后，佣耕之时的故友入宫求见。这农夫一进宫，见到陈胜住的地方如此富丽堂皇，于是惊叹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楚地的方言口语，司马迁在这里模拟农夫的口吻语态，既写出了乡村农民天真淳朴的神情，也从侧面反映了陈胜大功告成之后的奢侈生活，为其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线。又如吕不韦出身商人，当他看到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子楚在赵国作人质，处境可怜，就想利用他“以钓奇”时，遂说：“此奇货可居也。”这“奇货可居”四个字，是典型的商人口吻。王温舒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酷吏，因没有完成杀人计划而顿足长叹：“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这是典型的酷吏口吻。在见到出游的秦始皇后，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而佣耕时的陈胜又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鹊之志哉！”这虽然都是“造反者”的口吻，由于各人的出身不同，其出言亦不同。清代吴见思在《史记论文》第七册《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说：“其写醉语、怒语、对簿语、忙语、闲语，句句不同。至武帝亦不直武安，无奈太后何，亦欲廷臣公论，乃诸臣竟不做声，遂发作郑当时，是一肚皮不快活语，一一入妙。”司马迁驾驭语言的技巧。成功地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史记》的艺术魅力才能千古不衰。
《史记》既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正式开端，又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最为卓绝的代表。《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首先当属散文。宋强幼安说：“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唐子西文录》）。
从唐代开始，古文家们为了反对六朝以来占文坛统治地位的骄偶文，不断从《史记》中汲取力量。
韩愈是唐代学《史记》文章极有成效的古文家。柳宗元当时就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答韦珩示韩愈推以文墨事书》）韩愈自己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他在《进学解》中明确说他的文章“上规姚、拟，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大致说来，韩愈的文章得力于司马迁。句法、章法、笔法有不少来自《史记》。韩愈的《毛颖传》，整个文章从格式到语气口吻都是故意模仿《史记》
柳宗元对司马迁同样推崇备至。他学习《史记》主要是在文章的风格方面。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自己写文章体会说：
参之《谷梁氏》以厉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用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以为之文也。
这里所说的“洁”，不是指文字的简洁，而是指鉴裁精审和能把笔墨用到要害处。
对韩愈、柳宗元师法司马迁所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公认。韩、柳虽然努力取法于《史记》，却并非一味模仿，全盘因袭，而是在学习中有所创造、发明，各有不同，自成一家，成了后代古文家师法的榜样。
宋代古文大家欧阳修，十分酷爱《史记》。他的《新五代史》对《史记》宪章祖述，不遗余力。其中五十多篇序和论，取法《史记》论赞，尤为明显。罗大经说此书可“与司马子长并驾”。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欧阳修其他方面的散文也得力于《史记》。苏轼说他“记事似司马迁”。方苞说他的碑志铭文“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为宋代着名古文家。《史记》对三苏有明显影响。
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自叙其学习作文的经过时说：“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醇，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苏洵承认他自己文章的“雄刚”风格是从司马迁和班固那里学来的，这是符合实际的，雄刚和雄健是一个意思。
苏辙对《史记》颇为推崇，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对《史记》钻研之深，领会之透，使得他自己的文章写得也同司马迁的一样，疏荡壮阔，气势磅礴。
苏轼不太喜欢《史记》。据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说：“欧阳永叔不好社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后山诗话》）此话或有一定道理。据后人考证，苏轼文章学习模仿《史记》的地方亦不少。罗大经曾举出苏轼的《赤壁赋》与《史记·伯夷列传》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机轴略同”，为“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鹤林玉露》）。恽敬说苏轼《司马公神道碑》一文“变化则窃取子长，严正则窃取孟坚”（《大云山房文稿》）。另据《闲燕常谈》载：
王荆公在蒋山，一日，有传东坡所作《表志观碑》至。介甫反复读数遍，以示坐客，且云：“古有此体否？”叶致远曰：“古无之，要是奇作。”蔡元度曰：“直是录奏状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诸公未知尔，此司马迁《三王世家》体。”
这故事说明苏轼师承《史记》之处，能绝去蹊径，使人无法窥见其踪迹，所以才有陈师道的以“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为“异事”的“怪叹”。这正是苏轼的高明处，即师法《史记》不求貌似，而贵在神似。
宋代以后，由于唐宋八大家的倡导，《史记》对散文发展的影响继续扩大，明代前后七子、李贽、归有光和公安派都十分推崇《史记》。前七子首领李梦阳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前后七子虽然很服膺司马迁，但正如时人所讥李梦阳的诗文那样，“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明史·文苑传）。他们盲目尊古、拟古的学习方法是不足为训的。归有光、唐顺之与李梦阳等人不同，他们学习《史记》，颇能拔俗，主张师法《史记》的“精神命脉骨髓”（《荆川先生文集》）。归有光在《五岳山人前集序》中说：“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万分之一，然不喜为今世之文，性独好《史记》。”其对《史记》的喜爱程度于此可见一斑。他的《评点史记》一书，于《史记》文学成就的阐发和文学影响的扩大，贡献甚巨。
清代桐城派论文讲究“义法”。“义法”一词即本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次《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及该派的后起之秀吴汝纶都曾评点过《史记》，对《史记》的文学价值多有发明。他们的文章风格也多得力于《史记》。
《史记》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国古代小说本来就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自明代开始，学者不仅视司马迁为古文大师，也把《史记》当作小说来看待。这一看法至清代大盛，更为近现代人士所强调。中国小说史可以分为五个时代，一小说之名未确立，大家认为小说是琐碎杂说的时代，这时代包括先秦到汉。二志怪时代，那就是汉魏六朝。三传奇时代，从隋唐到宋。四演义时代，从宋到明清。五受欧洲小说影响时代，那就是现代。以《庄子》那样的神怪寓言作为开端，司马迁的《史记》便恰又代表一个最高峰，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期中的写实的人情小说了。
《史记》中有许多六朝小说的成分。首先是志怪成分：一、记神话传说。如《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等神话；《殷本纪》写简狄吞玄鸟卵，因孕生契；《周本纪》写姜原践巨人迹而生弃；《秦本纪》写女修吞玄鸟卵生大业；《大宛列传》写“乌孙王号昆莫……这是有关民族或国家起源的典型神话。二、记灾异祯祥，如《秦本纪》载：文公“十九年，得陈宝……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样，丰大特”。陈宝、大特这两种怪物，后来被《搜神记》和《列异传》敷衍成志怪故事。三、记征梦验卜。如《殷本纪》记武了梦得“圣人’博说；《外戚世家》记薄姬夜梦苍龙据腹，《佞幸列传》记汉文帝梦见一黄头郎把他推上天；《黥布列传》记英布少年时，有人相之曰“当刑而王”，后来果然受了黥刑，又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史记》里的这种志怪倾向，同六朝小说颇有联系。后者不单单采《史记》所记怪异为本事，而且还采用《史记》的传记方式以描写人物。
传奇司马迁在传人事之奇方面采用旧材料，且增加新内容，特别是他在自己的“爱奇”精神的驱使下，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奇人奇事，无论对于丰富《史记》本身的文学性，还是关于启示后世作家和小说家从各个不同角度、多方面地刻画人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世说新语》里，作者以具体的故事或日常生活琐事来品藻人物，同司马迁为历史人物立传、具体、琐细地记载他们的一生行事，以实事求是地进行褒贬的做法，颇有犀通之处。这部志人小说把人物言行分为“德行”、“言语”、“惑溺”、“仇隙”等36类加以品评，与《史记》每传一论以褒贬人物，及其按思想性格建立类传、合传，都是有渊源关系的。“司马迁的记鬼神之怪，影响及于六朝志怪小说；其传人事之奇，影响及于志人小说。唐传奇则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史记》对唐传奇以及后世其他小说的影响，有四方面：
第一，我国古代小说多为纪传体这一格局，是由《史记》所奠定的。纪传体在先秦典籍中还处于萌芽状态，到《史记》问世才正式形成。司马迁所写的人物传记一般都是先交代人物名字、籍贯，故事则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这些是纪传体的基本要求。对比一下唐传奇及后世小说，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如唐代传奇小说《任氏传》、《李娃传》、《柳毅传》等，宋代传奇小说《谭意哥传》、《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写鬼狐故事，但其中多篇作品不脱纪传体模式，明清长篇小说也带有纪传体的印记，如金圣叹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
第二，古代某些小说在描写人物上能避免雷同现象的这一优点，发端于《史记》。在《史记》中，司马迁用他那如椽大笔，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即使同为一种类型的人物，其性格、语言也绝不雷同。日本学者斋股正谦指出：“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史记会注考证》引）《史记》的这一优点，为后世小说所继承，《水浒传》就是学得相当有成效的一部小说，金圣叹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是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读第五才子书法》）。
第三，我国古代小说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的特色，承传于《史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可谓深得《史记》议论之妙，如《赏誉篇》说：“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这句评语显然是受《史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一语的启发。在唐传奇中，作家们除继承了《史记》的史才、议论之外，还把司马迁喜欢记录历史人物所赋之诗的传统大为发扬。宋赵彦卫评唐传奇说：“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钞》卷八）今观《东城老父传》、《柳氏传》等，史才、诗笔、议论都非常出色。至曹雪芹为封建社会末世贵族写兴亡史，史才、诗笔、议论皆臻于极致。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称赞他是“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可见曹雪芹的艺术才能与司马迁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