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自己也像一只候鸟一样走了很多地方。
可以说，崇明岛具有最独特的地理条件，而这一切本身就是财富，但，我的家乡人都说崇明太穷了，崇明要造桥打隧道引来资金才能大发展，云云。我在东滩湿地对家乡人说：“什么样的科技，多少钱也造不出这块湿地来。”湿地的气息，是我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气息。那时崇明种屠杀枯荣家园梦.别岛的滩涂湿地是崇明岛的框架、宽阔的花边，于今想起，便是再也不会拥有的财富和资源一芦荡，水鸟，水禽，海产河鲜，季节性候鸟，野生的可以充作食粮的丝草子……一切都是湿漉漉的，连秋天的雾也滴着水气。即便在农人聚居千百年的乡村，也有繁星一般的公有河塘，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这些子孙：崇明岛的初始地貌便是泥泞的沼泽湿地，茂密的芦丛野草，众多的飞鸟鸣禽、鱼虾蟹蚌。只有湿漉漉才能期待生命，守望家园。但，你必须光脚，让你的肌肤直接和泥土亲近。我走进东滩湿地，就像走近我的童年，一条条潮汐冲击而成的小沟里有小螃蟹，小螃蟹听见人的声音便缩进洞里，但白头鸟要等到你走近才会飞去。这里是真正的海陆边缘，你已经看见什么是边缘状态了，那是奇特、富有、荒野、潮湿。而当候鸟成群地飞来，这湿地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细节便都显示出特别的魅力：芦荡深处的振翼、梳理、歌舞、求欢以及滩涂上海洋小生物的美餐……
“只要建立保护区，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崇明东滩的滩涂还在涨，所有的飞鸟都会回来，而且会越来越多。”鸟类学家如是说。
《中国林业报》为崇明东滩的候鸟载文道：“上海及有关部门投资儿个亿，为一些野生动物建立了野生动物园，这表明上海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在不断增强。那么，人们想问，为什么不可以为这千百万生灵建立一个属于它们的天堂？通人性的候鸟们等待回答。”建立候鸟保护区与建立野生动物公园是两回事。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保护候鸟的领地及环境，后者是把各种野生动物捉进各种笼子；对保护区的候鸟而言，在自已的领地上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之后，它们必定是健康、愉快的；公园的野生动物却未必如此了，只要管理或笼舍结构稍有不当便会引发动物的死亡。
1993年7月，《中国环境报》曾以“上海动物园珍稀动物大暈死亡”为题，报道了令人扼腕的上海动物园“短期内珍稀动物大量死亡”事件。后来《中国建设报》又有动人的后续报道《流泪的眼睛》，文章说上海市建委拨款3000万元用于上海动物园建造动物笼舍，但新造好的笼舍造成了串笼、撞伤、卡死等事故，笼舍大部分都要再维修，严重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建设经费等等。两栖爬虫馆是花费近1000万元建造而成的，“由于设计上的问题，馆内通风降温一直得不到解决，曾经连续几个月馆外35度时馆内最高温度47度。”在这样的高湿、高温环境里，野生两栖动物根本无法长期生存。《中国环境报》说：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应指1996年——笔者附注）一年就死亡70多种，千余条（只仅8月份就死亡11种），几百只动物，其中不少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如蟒、巨蜥，还有生命力比较旺盛的龟鳖等。”中国人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难道就连动物的笼舍也造不好吗？这种设问，如同十几年来中国人常常纳闷的“卫星上天、浓痰落地”的比较一样，其实相当复杂。中国人不仅在争亚洲高度，还在抢亚洲速度。上海动物园的陈克立老先生对记者说，他在德国访问时得知他们造一个水族馆，需要规划、设计、论证五年，“我们在三年时间里造那么多馆，不考虑有没有设计能力，盲目建造，肯定要出问题。”是的，肯定要出问题。
高大的危楼将会一层一层地坍塌。
北京延庆县野鸭湖上，不时有猎杀天鹅的枪声响起。
一个打给《北京青年报》的举报电话说，野鸭湖边有人以乘坐汽艇打天鹅招徕游客，牟取暴利。一个出租车司机以50元购得一只从水中捞起的打伤的天鹅。
这是1997年4月2日，北京春暖花开的日子。
4月3日，一行记者以游客身份驱车赶往延庆县，湖心一个半岛处，一个骑摩托车的中年人过来拉客：“玩快艇吗？还能在湖上打猎。”坐汽艇的价格是1小时400元，中年人又从旁边的窝棚里摸出两支5连发猎枪，1盒25发子弹，每打1发子弹8元。
湖边还有一个十几岁的渔家孩子，看来这孩子也熟谙此道，他说，如果运气好还能打到天鹅，大天鹅有20多斤重，至于天鹅肉的味道，“跟牛肉味差不多，可比牛肉香多了”。
汽艇出发十几分钟后，轰鸣声使一群海鸥四散惊飞，然后又冲向另一群水鸟，“艇上一男子端起猎枪，当第5声枪声响过，水面上一只水鸟扑打着翅膀，飞不起来了，白白的肚皮翻460向水面。汽艇很快驶过，有人将受伤的水鸟从水中拎起，扔到了艇上。驾艇人告诉我们，这种水鸟叫‘白头’，‘肉不多，可挺香’”（《北京青年报》4月9日第5版）汽艇再一次冲向一群海鸥，驾艇人催着快打，没有人举枪，他介绍说，海鸥好打，只要打下一只，跟着一群就落在水面上不走了，你就随便打吧，至少能弄十儿只。而且，据这位驾艇人说，“海鸥煮汤最好喝，比‘白头’香多了。”大麻鸭从野鸭湖低空飞过。
突然，人们看见并惊呼：“天鹅！”只见远处水天相连处，两只洁白的大鸟慢慢扇动着翅膀朝我们飞来。汽艇停止了奔驰，水面上极其安静，可能是被天鹅的美丽感动了，艇上一位女士不禁流出了眼泪开汽艇的人也很激动，当然那是另一种激动，“快打！瞄准了快打，别让它跑了！”天鹅北去了，驾艇人说：“等明年天鹅再来，我摇小艇带你们打！”北京啊，你看见没有？今天的战争！北京啊，你听见没有？生死存亡的枪声！鸟类与其它动物，不仅是人类生活中密切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被奉为神明，是人类灵魂的朋友。
大鹏金翅鸟是佛教中的硕大无比的鹰形鸟神，是所有生命的创生者，也是所有生命的毁灭者。古巴比伦和小亚细亚，都曾为鹰修筑神庙。在我们中国的语言中，鹰通常用来比喻神圣、巨大和接近万能。埃及诸神中最强大的神名叫荷拉斯，是一只隼。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一块岩石上，石器时代先人无意中画下的一群奔跑中的鸵鸟，距今已有一万年了。我们不必去猜测这一古壁画的更深的含义，它告诉我们一万年前人类与鸵鸟曾经在共同的环境中生活过，便足够了。而从壁画上洗练的笔划中可以感觉到鸵鸟的可爱，或能说明人鸟之间的互存关系，当石壁渗裂，不朽而朽时，这几只鸵鸟却一直走到了今天。
拉普兰的民间故事是这样描绘他们视为守护神和向导的金角鹿的：
在地球深处，那只野生的驯鹿从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它沿着太阳的轨迹奔跑，太阳就是它追寻的目标，它是一只白鹿，身上的皮毛如雪一般洁内晶莹。它高昂着头颅，双角朝后，摆动着人看不见的翅膀，奔腾向前，它的呼吸便是强劲的风，那风推动它奋力腾飞……
和拉普兰一样，欧亚大陆北部的许多民族直到近代还相信，他们的运气好坏取决丁保护、崇尚某种动物的精灵。雅库特人心目中的精灵是一只奇异的野兽，头像狗，蹄似牛，长耳下垂。波兰人称北极星为“糜星”，中国古代有“天马行空”的传说，在古典文学中塑造了猴子变的孙悟空以及猪八戒这样的千古流传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古埃及的许多神都具有动物形状，除了已经写到的荷拉斯以外，太阳神是鹰头之神，而公羊、公牛、猿和猫等等均是古埃及视为神圣的动物。人们普遍传说的另一种精灵是叫猛犸的动物，它在地球下面漫游、徜徉，不时把地球拱起，形成山丘和土地。
所有这一切都会把我们带回远古。
那时，人类充满着感激与敬畏。
人们普遍相信，主宰这世界的是大智大能的神灵，而神灵的神性是通过各种动物体现的。鹿可以告诉你应该走得更快，织布鸟也许是古人学会编织的最早的启蒙者，还有鱼鹰从水叨鱼，人之初，谁敢第一个吃生猛海鲜呢？就连筑巢也是为鸟巢所启发。人类最初的巢在树上，“构木而居”，和鸟是近邻，并且一定偷吃过鸟蛋，吃鸡蛋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当家鸡的先祖东南亚红原鸡的一种被驯化之后。不过，我们的以狩猎为生的先民也为动物而焦虑，矛盾，甚至无所措手足。在那时，你不吃动物，不去茹毛饮血又怎样生存呢？因而便有了狩猎的各种规矩，比如不打三春鸟，不打幼兽、幼鸟，狩猎充满着神秘的气氛，猎人不得谈论狩猎的事，更不能提及想捕获的猎物这是先民对认为可猎之物的态度。还有不可猎杀的他们心目中认为神圣、美丽、洁净的动物，如狮、虎、天鹅等。也就是说，在狩猎为生的远古年代，动物保护同时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一在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一个悠久的传统是称熊为“爷爷”或“老爷”。“在用弓箭射熊之前，他们先要友好地同它讲话，劝他不要抵抗。当奥斯加克人诱熊出洞时，他们会说：‘爷爷，别生气！跟我们一起回家吧’（《早期欧亚文化中的打猎仪式和对动物的崇拜》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什尼列尔曼）。”打猎与动物崇拜如何演化成某一地域，有的族群的宗教文化的，这是另外一本书的题目了。不过约略言之，人类为了从猎杀某些动物中超渡自己的罪恶感，便开始编故事，借动物之口原谅自己，甚至让驯鹿恳求受饥饿的人把自己杀掉吃掉，这一只鹿从此便成为圣鹿，并告诫拉普兰人，不要在秋季猎杀雌鹿和领头的鹿，否则他们就会挨饿，再也无鹿可猎。拉普兰人对狩猎实行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他们赖以为生的野生驯鹿免于因狂捕滥杀而遭到灭绝的命运，同时也使拉普兰人的子孙后代有了保障。
这是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它说明：
人类因为土地的延续而延续人类因为森林的延续而延续；人类因为动物的延续而延续。
拉普兰人把鹿视为守护神就不难理解了，他们说：鹿群走动，时光和生命也都在流动，拉普兰人就不会担心看不见明天早晨的太阳。
巫师便也应运而生了。
人类最早的巫师都是一种动物的替身，受到特别的保护，他是猎人与精灵之间的调解人，巫师的责任是去邪消灾，告诉人们应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猎何种野兽或捕鱼，同时巫师也治病和预测天气。苏联卡马河流域及彼尔姆地区发现的铜制饰板上，巫师穿的是兽皮和羽毛制成的奇异服装。这一些地区出土的公元5—10世纪的青铜器上，各种奇异的动物形象交织在一起，人与动物亲密无间。
有论者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拔一根毫毛吹一口气能变出无数孙猴子来的法术，源于雅库特人历史更悠久的传说，即那里的麋鹿身上的毛是带有神力的，只要把这些毫毛撒播，就会变成遍地猎物。恩加内萨人更认为，大地母亲是一只雌性麋鹿，大地之上的一切都是由麋鹿的毫毛变出来的。
从鹿崇拜到马崇拜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很长时间内，马被看作是鹿的转世。在苏联南部地区以及蒙古的古代村舍的发掘中，出土了马的雕像和装在泥瓮里的马的脑壳与骨头，这个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000年。也就在这个时候，蒙古大草原上马头琴悠扬地拉响，欧洲平原的石节杖也开始做成马头状，象征着一方首领至高无上的权力。
动物崇拜的过程与人类文明直接关连，可惜的是历史愈接近近代，此类崇拜便消失得愈快，现在这一人类灵魂的瑰宝只是由极少数仍然生活在森林中的人艰难地拥有。
更多的人巳经不再崇拜任何动物，正在捕杀剩下的被称为珍稀、频危的动物，在人类全球王国中，它们几乎不再有立足之地。有的巳经灭绝，有的正在灭绝，因而人和动物都处于一个共同的位置一在灭绝的边缘。
灭绝者灭绝一切之后，便是自己的灭绝。
这里所说的灭绝，除了物种的灭绝以外还有人为施加的天性的变异和灭绝。
仅以红原鸡为例，这是世界上所有鸟类中与人类关系最密切也是对人类贡献最大、其数量超过了人类的一种鸟类。数以十亿计的各种家鸡遍布地球除了寒带以外的每一角落，极大多数人每天享用它们生的鸡蛋。总之凡有人定居，就有这类鸟。在驯服地跟随人类，听命并服务于人类的动物中，鸡的数字比狗还多，佰狗有更广泛的适应气候能力。
东南亚的竹林和丛林是红原鸡的发源地。
红原鸡是在什么时候被人驯化成为家禽的，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在四千年前。首先是东南亚人为这种毛色鲜艳性情还算温和的鸟所吸引，并不是很难就捕获了。也许是一次捕获的数量比较多，边宰杀边饲养，它们的不善飞行以及用爪抓扒土壤以觅食的习性，使饲养的工作并不十分困难，只需不定时的喂以谷粒就可以了。
不过，在人与自然环境相处得还算和谐的几千年中，养鸡的农人的家园作为人和鸡的居住地，总是或者傍山靠水或在丛林泽边，鸡栖于树，人耕于田，倒也其乐融融。
鸡的队伍的不断膨大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副产品，随着人口增多，对鸡肉、鸡蛋需求也相应增加，机械化养鸡场遍布全世界。东南亚的野生红原鸡迄今还是老样子，它的被驯化的后代却巳发展出一百多个品种了。经过选种培育和特别喂饲，有些品种不仅速生且肉层特别厚，有的产卵的鸡从不停息地每天产一个卵，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