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合浦人吕海，一个25岁的青年人，几年来专门奔波女广西、深圳之间，贩运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他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只穿山甲经他的手来到深圳市场，再进入各酒店、宾馆，终端消费者当然就是那些“大款”以及公款吃喝者了。吕海不过是个“马仔”，吕海背后的人叫吕南旺，广西玉林市沙田镇人，自1994年以来专门从事收购、贩卖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深圳市场上屡禁不止的野生动物中，吕南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种类之多，令人乍舌，计有：巨蜥、穿山甲、猴子、大蟒蛇等，销往深圳的同时，还运往广州、湛江等地。
吕南旺、吕海，再加上广西、云南的偷猎者，深圳、广州的餐饮业和那些“美食家”们，形成了一个强大而又罪恶的网络。为了金钱去偷猎、去贩卖；同样，在山珍野味的桌面上，又不乏各种各样的“权钱交易”。如是循环往复，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食物链”？《中国林业报》总编辑冯泰先生在广东韶关对笔者说：“看来，你光写《伐木者，醒来》还不够，得写一篇保护野生动物的。”我们商景了一番，但到底是从《偷猎者，放下你的枪》着手，还是让《美食家，住嘴》却一时难以定夺。
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人类吞噬神圣野种的有悖天理的“食物链”，正在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已经脆弱不堪的生态平衡。人类吃掉的是自己的德行、文明和未来。
6月14日晚上6点，深圳水库四周山林的小道上静悄悄地有小风吹过，24只穿山甲从竹笼里徐徐爬出隐入丛林，几个放生者的脸上和心里都有挥之不去的阴影，广西十万大山中的穿山甲能在深圳安居吗？另外，深圳的偷猎者会不会将它们重新捕获并端到餐桌上呢？
长江口的鳗苗大战已经持续12个年头了。
一根火柴大小的鳗鱼苗价值18元与黄金相等，人称“软黄金”。
“鳗苗大战”的主战场就在我的故乡崇明岛所在地的长江入海口的水域，12年狂捞滥捕，到1997年，有确切的消息说，“江苏沿海及长江人海口的鳗苗资源已极度枯竭”。
1995年春天，我在崇明岛东端目睹了万船云集的场面，各种各样的网一定置网、船挑网组成了几可覆盖长江入海口的天罗地网，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关于中国人如何掠夺性地为453一己私利毁坏资源的写照！如同在新疆围捕猎隼，如同在祁连山、小秦岭滥采黄金，如同神府煤田各种各样的小煤窑，如同为了发家致富大家上山砍树一样，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地上的地下的空中的水里的资源就这样被哄抢一空了！有一些人会因此而加入富裕者的行列，造楼房、买小车，甚至可以上下其手买个官做做。但，我们的子孙一当然也包括本世纪80年代开始暴富的那些人的子孙一一无一例外地都将丙为资源的贫乏而成为这个世界未来岁月的贫困者！12年啊，整个长江口这一中国著名的水上航道，都因为“鲮苗大战”而完全失控。利益驱动的不仅是人，而且也是各地的政府。
仅1995年捕捞鳗苗期间，58艘船只的推进器因为被网绳缠绕而失控；从上海市区驶往崇明、长兴、横沙三岛的客轮29次受阻；一艘远从国外运货到上海的外轮船长看见航道被捕捞鳗苗的网具侵占，掉头就出口而去；另一艘拋锚在检疫铺区内的巴拿马籍外轮，一夜之间被网具重重围困无法启航……国内外航运界一片喧哗：上海港是国际商港还是捕鳗鱼场？
鳗苗大战不仅是人与鳗苗为敌，而且也是人与人相斗相争，总之是要钱不要命，甚至出现蒙面大盗、抢占水域、斗殴流血。一些人成了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另外一些人则家破人亡。1994年2月23日的一阵大风，仅崇明岛东滩水域就有7条船翻沉，死13人。1995年1月26日清晨4时，福建霞浦县的船只来到长江江面设标打桩时，被另一只船撞翻，船上5人全部浸泡在零下5度的江水里。1997年1月7日上午，横沙岛驶出的15吨小船顶着6级风浪驶往北槽海面做捕鳗作业准备时，小船被风浪掀翻……
12年后鳗苗大战要落下帷幕了，因为巳经没有鳆苗了。
10年前，在江边用手提小网撒出去捞几个小时，就能捕到数百尾鳗苗；1997年的春天捕捞者用5口5米宽的“定置网”捞一昼夜，所得为几尾、几十尾鳗苗，甚至网网皆空一无所有。捕捞鳗鱼用的是高密度的筛网，对长江口的鱼、虾、蟹苗也是一网打尽。同样调查表明：每捕捞3？5尾鳗苗就有2.8千克的渔业资源遭到劫难。长江口小白虾已近乎绝迹，大闸蟹苗年产量锐减。几千条、上万条船只吨位一年比一年大，速度一年比一年快，捕劳工具一年比一年先进，鳗鱼和渔业资源却一年比一年少，少到灭绝，这就是大自然的报复。在不可阻挡的人类的暴行面前，你记住，一定是更加不可阻挡的资源枯竭的生态灾难。中华鲟、白鲟、鈪鱼等珍稀鱼类，更加踪迹难寻面对疯狂的捕鳗大军及其天罗地网，除了死亡便是走避，岂有它哉？除此之外，春暧花开时，对长江口与江苏沿海海面来说，却是机油污染的季节，以致路过的候鸟不再停留，凄厉地鸣叫着盘旋着拍翅而去。
到1997年3月底，按照以往的经验，去冬由于受天气寒冷影响，鳗苗迟迟不肯露头，春节过后天气回暧鳗苗回游必然踊跃，然而鳗苗的生存规律早已被十多年的狂捕毁灭，黄金季节里的黄金梦彻底破灭了。捕鳗大户江苏****市去冬今春投人到捕鳗大战中的一万多渔民半数以上平均每天捞1条鳗苗还不到。全国最人的鳗苗产地东台市琼港镇沿海6000条捕鳗船，每口每船所获不足2条。1986年琼港镇出海捕鳗船为400条，每天的捕捞量高达100万条鳗苗。
船回港了，网晒在海滩上。
如今，鳗苗大战的战场巳经烟消云散无战事。
鳗苗资源巳经无可怀疑地枯竭了，几十万年、几百万年海洋资源固有的一种平衡彻底破碎了，断裂在中国江苏沿海及长江口水域。与此相望相形的是，中国最大的渔场舟山巳无鱼可捕，海洋捕捞在辉煌地获得产量世界第一的桂冠后，人们正在吃鱼子鱼孙静悄悄，静悄悄。
中国的海洋静悄悄……
当我阔别故乡十年之后，再一次漫步在崇明岛的最东端，看长江奔腾入海，遥想脚下这块沙洲故土沉积的历史心里便会涌出造物的神圣庄严之感。我在故乡逗留时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散文中还说过，当唐朝武德年间崇明岛初始露出水面时的小沙洲，并不是为人类开荒之用的，而是造物主留给芦苇，飞鸟，水禽的一处三面临江一面靠海的荒野。如果说这是一种巧合，那也是天作之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恰恰处在我国候鸟迁徙路线东线中路，而海岛东端辽阔的滩涂、芦荡，丰富的饲料正是候鸟收拢翅膀后理想的落脚歇息之地。白鹳、白头鹤、大天鹅、小天鹅、雁鸭等等曾经数以百万计。来自澳洲、日本、俄罗斯、新西兰的客鸟也常常见到，它们和中土之鸟和谐相处，歌鸣互答，这时候崇明岛东滩便是一处候鸟的世界乐园。
不过，此情此景都已经过去了。
对于土地资源紧缺的上海来说，人们似乎太有理由不去理会这些飞鸟了，漠视它们的存在，剥夺它们的权利，然后是大举围垦。本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崇明岛北沿浩如烟海的芦荡悉数被来自上海的围垦大军连根挖尽，崇明岛上最富有的、农民用来建造安居之所的芦苇，以及候鸟水禽的芦荡家园顿时消失。1990年至1992年又在崇明东滩大规模围垦，滩涂面积由原来的220平方千米降为160平方千米，新筑的大堤也从老堤向外延伸4200米。围垦之后东滩的潮汐水动力状态与滩涂微地貌单元布局、自然植被均发生了不利于鸟类生存的变化。
“鳗苗大战”主战场之一的崇明岛东滩水面，聚集了几千条乃至上万条大小船只，人声马达声昼夜喧嚣，机油及别的生活垃圾污染水面。原来习惯于在崇明岛越冬的小天鹅和雁鸭群往往盘绕几圈之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崇明东滩那宁静的家园再也不是它们的了。
鸟类观察家惊呼：所有的到崇明岛的鸟数正在减少。
白天鹅越冬群不到100只，雁鸭从5万只减少到3万只，小天鹅的种群实际上已经不复降临崇明，澳州与俄罗斯的客鸟已难得发现，偶尔有来自日本的候鸟群，数目也在锐减中。
崇明岛，这一举世闻名的候鸟驿站，已经名不符实。
使这个候鸟驿站得以延续并能保护候鸟安全的惟一办法，就是建立崇明岛东滩候鸟保护区，这是国家大事、上海的大事，可是大家都说没有钱。崇明岛的农民说：“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种粮种菜，打了千百年的野鸭说不让打就不打了，难道我们有钱？”有多少上海人知道崇明岛上曾有过百万候鸟还真很难说，上海希望于崇明的就是种粮种菜，上海人的菜篮子最要紧，不要说候鸟了，小崇明又算什么东西？“阿拉大上海”似的目光也不过如此。
围垦便意味着从候鸟们的翅膀底下几万亩、几万亩地把它们的安居之所成为农耕之地，可是中国的候鸟、世界长距离迁徒的候鸟又到何处去落脚？况且崇明岛东滩鸟类绝大多数属国际性鸟类。1981年3月，我国与日本国签订的《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中，崇明岛东滩候鸟就有81种，占总数的36.5896，与澳大利亚签有的类似协定中，东滩候鸟也达41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