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雪泥鸿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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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书人书话(3)

当然,邓拓的随笔不仅是针砭时弊,思考重要的社会问题,有相当的篇数是他以一个学识广博的杂家,对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不是正襟危坐地向社会和读者布道说教,或者耳提面命,故作高深,而是对一些身边事、生活事,娓娓道来,如同夏夜树阴下乘凉谈天,这些内容和话题,见微知著,包罗万象,有文史掌故、天文地理、读书求学、农桑医术、军事棋艺、花鸟虫鱼……就题材而言,这些论题的总和,是一个富有的精神世界和知识天地,是作者以丰富的知识绘就的一幅趣味盎然、启迪人智的长卷。

把文史知识和文献资料引入他的散文随笔中,增加了文章的可谈性和厚实感,而做到这一点没有广博宏富的知识作底蕴,是不可能的;邓拓因在30年代研究过中国古代的经济史,发表过明清两代的经济历史的专著,所以他在文章中关于读书学问、农事生产、明清历史涉猎居多。无论是《贾岛的创作态度》、《杨大眼的耳读法》、《宛平大小米》、《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北京的古海港》等中的有关文化史的掌故,还是考证一些文字学、民俗学的典籍,他博学多识,信手拈来,辨真识伪,自然熨帖,他对农事生产的格外兴趣,是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平民情感体现。他甚至像一个专家在谈论某方面的知识:“养牛的好处”、“椿树的用途”、“甘薯的来历”、“围田的教训”等都是他所关心的;他还提倡“多养蚕”、“种晚菘”……一些生产和生活的内容成为他的文章主题,他并不显示作者的高明,把自己摆在了同读者平等的位置。

邓拓的“夜话”引用大量的史实典故,粗略地统计,他的153篇文章共引述古书、典籍达470处之多,不少的文章引用文史知识和背景材料达十多处。当然不在于引证多少,而重要的是作者在引述中活化史料,进行分析和辨析,并且创造性地将这些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向读者推荐和宣介。周扬在《邓拓文集.序言》中说,邓拓的文章“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人胜,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这指出了邓拓随笔的一个显著特色,他把丰富的历史知识熔铸在散文艺术的构造中,广征博引、生发时见、娓娓而谈,形成了独特的政论中见情趣,知识中出思想,融史实、识见、情致和理趣于一体。

在邓拓的“夜话”文章出来后不久,作家老舍先生曾说,这是大手笔写小文章。这种小大由之、以小见大,由小处人手大处落笔,使邓拓这一时期的随笔散文有着知识的弘富和情感的力度,有着论辩的逻辑力量和叙述的清新活泼。在杂文和随笔的创作中,邓拓继承我国杂文的传统而有所创造和发展。杂文作为一种活泼灵巧的文学样式,在鲁迅手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针砭时弊、文风犀利真切,熔描写、议论、抒情、引证于一炉的文学样式,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有“鲁迅风”的美称。虽然鲁迅认为杂文是“古已有之”的,但作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体裁,是鲁迅的创获。鲁迅用他精湛的笔力,把思想和知识冶为一炉,使杂文创作获得鼎盛,鲁迅杂文论辩的犀利明快和思想的逻辑力量、引证的知识性等,启迪了大批后来者。邓拓正是从这几方面继承了鲁迅及一些杂文先辈们的风格。但是,邓拓的写作是在一个新的时期,他的读者、论辩对象和阐述的事理,都迥异于前。作者自己曾说他的杂文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这就同鲁迅时代杂文的服务对象不同,同鲁迅杂文的功用大相径庭,从而要求作者在继承鲁迅风格时有所变化,不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固弊常取类型”般的尖锐和冷峻,而是以朋友式的交谈、分析、论述,有如叙述家常,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即使是批评一种思想倾向,鞭挞一种丑恶的现象,作者也以明快而犀利的语言,和风细雨似地展开。用杂文大量地反映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持之以恒地剔除思想上不健康杂质,引导读者从历史的知识中激发对社会主义美好事物的赞颂,这只有在新时代新的人际关系上才有可能。这种服务的目的性和论辩的需要,使邓拓的随笔杂感不是致力于“类型”的创造,而是串联故事史实,从容的引证、明晰的说理,把思想浸入到知识情趣中。作者目光所及,虽然是那一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潮和道德问题、精神文明以及读书学习等等,但作者谈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不是用教训人的口气,而是有如春风拂面,给人以亲切和蔼之感。严肃的政治命题都是通过平等式的交换意见,阐发作者的爱憎好恶,作者与读者是朋友,是平等的关系。邓拓在同编者一次谈话中说,写文章反对以教训人的口吻,不能采取老子教训儿子的口气,引申典故,谈天说地,让人们在接受知识中获得对美和丑的鉴赏、对照,比作者大篇说教更能使读者接受。邓拓曾批评埋头读书,不关心政治问题的倾向。他写的《事事关心》一文,只是以明代东林党人的一副对联作引子,生发如何处理好读书和关心政治的关系。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先讲述一个历史上的健忘症“典型病例”,然后又从古代医书对这类疾病的医治,通过风趣的史实发掘和引述,讽谕说话办事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在有些谈读书学习的文章中,邓拓把自己读书的心得体会摆出来,加深了文章的生动性,又让人感到亲切可信,领略到作者那份真诚。

读邓拓60年代的散文随笔,同那个梦魇般的时代记忆不可分割,联系到中国当代历史的风风雨雨,联系到思想意识的曲曲折折,政治生活的坎坷崎岖,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弥足珍贵的,是渗透着生命和心血的。邓拓的这些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和思想道德的札记随笔,虽是大处着眼,但对于那个时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他只是曲折地表达了一个精神世界不断求索者的心曲。一方面,他显示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磊落忠心和赤诚,如同神话中的英雄丹柯,他用自己的手,掏出的是那颗热忱而滚烫的心。另一方面,他又是以这些饱含着情感甚至蘸着血泪的文字,为当代文化史涂上最为沉重的一笔。就是这些流布渐远的杂文随笔,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新闻家和学者韧性而执著的求索,也奠定了他在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今天,读这些特殊年代里的文字,仿佛看到一个正直的作家用生命和智慧凝结的精神花朵在绽放,她将永远为当代文学史册添彩增光。

在杂感随笔写作的历史长河中,新的时代,社会民主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给这门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邓拓以他的辛勤耕耘和坚实的劳绩,在继承传统、适应时代发展、探索新的表现方法方面作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创作园地里,杂文作为一枝奇异的艺术之花,曾兴盛一时,马铁丁、龚同文等笔名撰写的杂文,以及后来的《人民日报》上的《长短录》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这个艺术品种繁荣发展的趋势。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个艺术园地里辛勤劳作、坚守执著、成绩卓著者寥寥。然而,邓拓以他的智越和勇气,以他刚毅的探索精神,向社会和文坛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2.怀念丁一岚先生

丁一岚先生过世已四年有余,早就想写一篇文章,在她去世后不几天,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限于篇幅,没有完全表达我多年来对她的感激之情。后来一直想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再动笔。这几天,翻阅她给我的一些信函,不禁想起了这位慈祥的老人,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新闻工作者。

认识丁一岚先生,是在1980年的冬天。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又是借人民日报社的院子里学习的我们,对自己所学专业里的一些名人、大事,常有所关心,当时,思想解放的运动,有如潮涌,一些“****”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一些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特别是一些文化名人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人们对过去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成了一时的话题。为了毕业论文的写作,我在同原广播学院的教授田本相先生说及到选题的时候,他让我去研究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著名的杂文家邓拓,田教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现代文学专家,以研究鲁迅、郭沫若、曹禺和中国现代话剧而闻名,他对当代文化也很有研究。他视我为自己的学生,当年在广播学院的时候,我常到他家去既聆听他在学业方面的教诲,又可饱享口福。那时我是刚来京的单身,星期天常被一些熟悉的老师叫去改善伙食。田老师的夫人刘师母是湖南人,她既热情又有一手好厨艺,我到她家时常常不客气要吃要喝,想来一直心存感激。多年了再也没有品尝刘老师的手艺了,可那份甘甜,至今不忘。我上研究生以后,常常因学业的事找田老师,他也不吝指教,这个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他点拨的。

不久,我开始着手研究邓拓的工作,田老师让我找一下邓拓夫人丁一岚,于是我打听到她的电话后,自报家门地找去了。记得那是一次公事公办的会面,是在她的办公室里。记不清第一次怎么找去的,因我原来工作单位同丁一岚先生是一个大的系统,原来的同事和老师们对丁先生都有些熟悉,就很容易地找上门了。依稀地记得,那天丁先生在她的办公室同我简单地谈了谈,她说关于邓拓的研究没有人去做,也没有太多的现成资料,她建议我多收集资料,也抓紧时间去找邓拓当年办《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的同事和战友,一些新闻界的老报人采访。

初次见面,丁先生给人感觉十分的和蔼可亲,虽然她当时是国际广播电台的台长,有着解放区老新闻工作的资历,可给我的感觉好像邻家一位慈祥的老妈妈,说话不紧不慢,可能是早年从事过播音工作有关,她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让人觉得可敬可亲。初次与她见面,她的和蔼、亲切,让人难以想到眼前的她是一位名人和一位名人的夫人,又是一位在那个年代里实属凤毛麟角的女性新闻界的“高官”。初次见面,她对我表示出前辈的关心,说我同她的儿子同龄,她还很细致地问到了我有没有女朋友等。我当面称她为丁老,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于称先生,她十分认真地说,不合适,你就叫我丁阿姨。我接受了她的建议,这样地称呼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这以后没几天,我打电话找她,丁阿姨就约我去她家。那时,她住在前三门的一栋在当时算得上较好的干部楼里。我刚去她家时,还有些拘束,后来去的次数多了,也就很随意,她把我当成家人似的,在她家吃饭,也是常事。她把儿子邓壮、女儿小虹等都介绍给我,以后邓壮夫妇、小虹还有当时在外地的小岚等我们都很熟。她还将邓拓远在武汉的姐姐介绍给我。大约在1981年初,我回武汉父母家过春节,大年初三,我坐郊区车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当时在武昌县蔡店的邓拓姐姐邓淑彬老人,从她那里了解到邓拓的家世,以及早年的一些生活和学习经历。以后不久,邓拓的姐姐搬到武汉市内中南路住,我也曾去看望过,还帮助丁阿姨一家给邓淑彬老人带去礼物什么的。

每每去丁阿姨家,听她聊天,很放松,有时像是同她合作完成一件事似的。她对邓拓的那份感情让我深深体会到我所从事的工作的责任。我不敢怠懈,紧张地收集资料,跑了不少图书馆,并把我的研究情况向她汇报,向她求教。可以说,我的邓拓研究是从她的书房里聆听她谈话,采访她开始的。坐在她那宽敞的书房里,参观当年的邓拓藏书,看那些收藏的古董名画,寻找邓拓过去的一些印迹。她的书房是一间向阳朝南的房子,一张相当大的书桌,向着窗子摆放着,书房内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木制家具,有的据说是邓拓当年悉心收藏的明清红木制品。我就坐在她的对面同她聊天。较多的时候我是带着问题找她,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小半天,她很耐心地与我谈她所知道的资料、她觉得我应当了解的史料,以及她心中的邓拓。有时候,我临时想到点事,就利用休息日去找她,只是打过去一个电话,只要她有空,我就可以到她那安静亮敞的书房里向她请教。那时,“****”查抄的邓拓资料刚刚开始退还,没有整理,她就找一些对我研究有用的资料给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一些可以采访的对象,她又不厌其烦地为我联系,当时,我先后找了邓拓的老同事、老战友。这些在晋察冀时期的老新闻工作者,都已届离休之年,有的远在外地,但丁阿姨还是帮我联系了侯薪、周明、陈春森等人。

与邓拓当年一道跋山涉水到晋察冀的侯薪先生住在北京,可地址不详,丁阿姨多次帮助查问,终于让我采访到了他。对这些活资料,丁阿姨总是不放过,让我尽量多找一些,充实一些。有的采访对象不在北京,当她知道他们来京后,就通知我去找。大连的周明老,每到北京一次,丁阿姨就通知我去同他见面,周明老是个健谈的人,记忆力好,又很风趣,从他那里我获得了不少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