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邓拓交往甚密的人中，丁阿姨曾几次带我上门采访。大约是在1984年秋，我从邓拓的资料中了解到他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十分熟悉，与当代不少著名的书画家过从甚密。他还给一些书画家的作品和藏画作过题款，交往较多的是以画葡萄为名的北京画院画家周怀民先生。丁阿姨知道我想去采访周怀民先生后，她约我一道去周先生家。记得是一个秋日的晴天，我按地址找到了住在后海一个僻静的小院子里的周先生家时，丁阿姨已先我一步到了。那次，两位老人兴致很高，谈了不少邓拓当年书画研究的故事。周先生一口无锡普通话，因他心脏也不太好，说话时又有气喘的毛病，但丁阿姨十分耐心地听周老先生讲过去的事，多年后两位老人在阳光下，在周先生长满葡萄藤的院子里，十分亲切握手交谈的镜头，常常在我心中浮现，让人时时怀念两位已过世的老人。因邓拓的关系，我同周怀民先生成了忘年交。也记不清，我去那幽静的后海七号小院多少次了，每次蹬着自行车，从什刹海岸边静静的路旁，穿行在这闹市中的静谧处，想起自建国初期，周老先生就置下这份家产的小院子，曾有一个大报的总编辑、著名的新闻家，一位党内的高级干部，多次在这逼仄的院子里，切磋艺术，论画品文，那是一种多么清雅的君子之交呵。周先生早年家贫，当学徒时习画为生，并开始收藏古画，40年代定居北京，曾在国立艺术师专开始了教书生涯。他收藏的明清古画，有文徵明、董其昌、朱耷等人的真迹一百余件，可谓价值连城。当年，作为同好，邓拓在周先生收藏的珍品中，或诗或文，有不少的题识，这在邓拓诗文集中有记载。因为同邓拓的关系，“****”中周先生没少受罪，有人说他是“邓黑帮”，说他收藏是贩卖“封资修”，他很是狼狈地藏着这些名画，但还是没有逃脱被收缴的命运。“****”后发还本人，周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发文章介绍自己的收藏和同邓拓的交往。我在周先生的家中曾多次看到老先生把这些珍贵的文物拿出来展示，摩挲浏览，爱不释手，无奈中，他也感叹他家中局促，流露出想把这些藏品上交国家之意。后来，他联系到家乡无锡，专门修建了一个“周怀民藏画博物馆”，遂了心愿。其中邓拓题款的藏品，周先生引以为荣，为了纪念老友，他把有关的藏品放在最醒目处。周老先生以他的正直谦和，在画界颇有口碑，而有幸因为邓拓的研究成为周先生家中的常客，我受益不浅。可惜的是，我写本文时，周先生也已作古多年。呜呼，谨以此文遥祭丁、周二先生在天之灵。
也是在上述不久，丁阿姨带我去见“三家村”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先生。廖沫沙老人住在前三门公寓，离丁阿姨家不太远。在廖老先生家，我看到两位老人回忆过去的交往。丁阿姨说，廖先生同邓拓文字交往较多，他们写作《三家村札记》有过愉快的合作。廖沫沙老人是一个老报人，1938年参加湖南的《抗日战报》，后在桂林办《救亡日报》、重庆办《新华日报》、香港办《华商报》。
早在30年代初，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发表过抨击时政的大量杂文，得罪了国民党当局，曾先后两次坐过监狱。“****”前，他的一篇杂文《有鬼无害论》被诬为有政治问题，“****”中因“三家村”，与邓拓、吴晗共陷文网。他被关在秦城监狱，却拒不承认以“文字****”的罪名，以致惨遭非人迫害。他是个乐观派，关在牛棚仍写作不辍，写了一些悼念诗，平反后集成《余烬集》名世。他悼念邓拓、吴晗的诗被传诵一时，最著名的就是“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他的《忆邓拓》写道：“每见遗容肠欲断，遗篇一读一份情；多才自古终为累，屈贾于今岂独吟”，可见“三家村”的战友深情。在廖沫沙老人家，丁阿姨把我介绍给廖老，还特别说到，在研究邓拓的文学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她说这话时，指着我带去的发表在1981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邓拓的生平和他的文学活动》一文，那是应丁阿姨所托，我把一些资料整理后，发表的一篇研究邓拓的文章。因为是第一篇研究邓拓的文学方面成就的论文，受到编辑部和一些读者的关注。这当然是丁阿姨的举荐之功。在廖沫沙老人面前，丁阿姨提到了，我想她是出于对年轻人的奖掖和关心。廖沫沙老人也赞同对邓拓的文学活动进行整理研究。后来，这本研究现当代文艺史料的刊物，一直是我所关注的，廖沫沙老人也曾有不少回忆文学活动的文字刊发在该刊，因此我们也有了共同的话题。
这之后，丁阿姨还给我介绍几位身居高位的老同志，或是邓拓当年的战友，或与邓拓一个时期有过较多的交往，或是对有关史料较熟悉的知情者。为了了解邓拓当年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情况，丁阿姨引见我先后去找了30年代在河南大学当系主任的罗章龙、河南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刘子厚等同志，她还介绍我去当年晋察冀时期同邓拓有过交往的老将军舒同在北京西山的家中，舒同老谈他对邓拓的了解，说邓拓的书法和收藏，颇以引为同好而自得。这些名人政要的回忆，得益于丁阿姨的介绍，也使我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史料基础。
为了让我更多地了解邓拓的资料，感觉当年办晋察冀边区报纸的历史情况，她推荐我参加晋察冀报史写作工作。记得是在1981年的夏天，学校放了暑假，在北京崇文门一个单元楼借租的一套房子里，有一批人在这里为报史写作收集资料，撰写大事记，进行先期的准备工作。参加的人员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张侠，有石家庄来的党史工作者，还有像我这样的门外研究者。依稀觉得丁一岚先生是这个活动的顾问，不论是什么角色，她应当是这个活动的中心，是这个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她是国际电台一台之长，工作千头万绪，只能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过问这些琐细的资料搜集工作。有几次，在大热的暑天，房屋的天花板上吊着吱吱作响的电风扇，大家挥汗如雨，丁阿姨身着短袖衫，亲临这临时办公点，同大家商讨写作方案等有关事宜。大家找查史料，登录复印有些缺损的资料，编辑内部资料等，工作很有条理。后因学校上课，我没有坚持下去，可在这里的短暂时间，却感受到了她对过去工作过的这张报纸的那份感情。后因种种原因，工作进展很慢，大约在十年以后才得以见成果，可那个时候，几位临时参与的专家，几位像丁阿姨这样公务繁忙的领导者，都是临时来帮忙，可是，并没有因当时条件的简陋和困难而萌生退意，或敷衍或伸手。完完全全是凭着对解放区报纸的一腔热情，是志愿者的义举。作为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丁阿姨的功劳不可忽视。当然，那时候她联系一些当年的老同志，以抢救史料的态度，用她的话说，是为了党的新闻事业留下点有用的东西，她才那样专注，事必躬亲。
1986年5月，是邓拓过世的20周年，福州市有关部门为了纪念他，主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社很重视，去了庞大的阵营，社领导胡继伟、李庄、范荣康三位出席。丁阿姨、邓壮也参加了。与会者从不同的侧面对邓拓的文化成就、思想生平等作了研讨，是邓拓平反后的一次有意义的纪念会。会议期间，家乡人们组织了一场有特色的纪念诗会。在诗会上，几天来一直神情凝重沉浸在对故人怀念的丁阿姨，十分激动地对与会者表达了对战友、同志、夫妻的深情。看到在座的一些白发老人，看到那些操着闽语乡音的诗会成员，吟诵着自己填写的纪念诗和邓拓的诗作，看到邓拓孩童时代十分爱好的一种文字游戏，又成为祭奠他的最好的方式，看到邓拓家乡的人们对他的那火热真情，看到来自各界的研究人员们的专心致志，看到那天绵绵细雨和款款晚风，也怀着一丝沉重和深幽，此情此景，丁阿姨的情怀怎能不百感交集、思绪绵绵、深受感动呢！她说，虽然是几次到过福州，可是这一次的意义大为不同，她是借这次来还愿的。邓拓少小离家，为革命奔波，在“****”中惨遭不幸。在家乡人面前，邓拓曾是“天使”，也曾是“魔鬼”，家乡人曾因“****反社会主义黑帮三家村头子”受过一些牵连，世道清明，拨乱反正。在“****”结束后，在邓拓的家乡第一次隆重地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丁一岚要向关心邓拓的人们介绍一个完整的邓拓，也表达老邓对家乡的感情。我当时看到向来凝重矜持的丁阿姨的激情是被感动的，也是我平时所不曾见到过的。在她的记忆里，邓拓对家乡的感情是很深的，他在1929年的一首《别家》诗中，对故园深情和对时局的忧思，幽怀绵长。邓拓参加革命后，很少回家，但他对福州，对第一山房老屋的情怀，曾在他的文章中时有表露。他的笔名左海，也是取义为纪念家乡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女，家乡的人民自然忘不了，在他逝世20周年举行了有意义的纪念，也还了作为夫人、战友的丁阿姨的愿望。
丁阿姨是一个十分严谨认真的人，她对我的研究选题一般不作什么评价，只是对有关的史实却十分认真地审校。我在接触了一些史料，把毕业论文的研究完成后，着手写邓拓的评传。初稿完成后，我曾向丁阿姨核实一些史料，并把自己写作的事向她报告，因为她太忙，我没有请她校审初稿，可是出版后，她仔细审读，给我在史实上做了认真的订正。她在我送的书上，密密麻麻地作了一些眉批，尤其是对书中《邓拓生平年表》，除了对史料进行了校改外，对一些提法也作了必要的纠正。但凡我送她审校的有关文章，她都很仔细地批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出一些资料，看到丁阿姨送我的有关邓拓的资料（那时，只要有了邓拓的资料，她都热情地向我推荐），其中有杂文家严秀（曾彦修）为邓拓《燕山夜话》重版写的《代序》一文初稿。这篇写于1997年的文章，她也作了一些批改，有的不仅是史实的订正，还有误植的字句修正，我想，这是一份电脑打印件，丁阿姨不会不知晓还要经过校订和检查的，她自己就在原稿上注明了“初稿”字样，可是，她仍然不厌其烦地进行批改，作认真的核校，这是她的习惯，对史实和原始材料，她一定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纰漏。
为写这篇纪念文字，我又翻出她十多年来给我的一些信件和材料，她每次或托人或寄信给我及时地推荐有关文章，推荐同好者们的研究文字，以及一些邓拓的再版或新出书籍。除了邓拓本人的大量原始资料外，一些同好者的研究成果，她也及时地给我推荐。澳大利亚的齐慕石先生、日本的和丽女士的专著，中国的广西一电大学生和福建师范大学一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初稿，湖南张家界地区一作者的很不成熟的“邓拓电视连续剧”的脚本等，她都推荐给我，而且，介绍齐慕石先生、和丽女士同我切磋研究心得。不敢说对邓拓的研究我做得多么深入，但对邓拓的有关史料掌握，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故此，作为家属的丁阿姨对我十分信任，从开始我找她借材料，到后来她把一些约稿委托我完成，再到后来，她向我提供不少研究者们的手稿和文字。我的邓拓研究大大小小有十数篇文章，有不少是丁阿姨在接受了有关编辑部的约稿后，把它交给我完成的。曾经问过几位与我相同的研究者，他们都有同感。丁阿姨对每一位研究者都热情无私地给予帮助和关心，应当说又是超出了一般家属的。
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几乎没有专门地向她了解身世和经历。
这是因为，我同她的交谈多是关于邓拓的，是一位战友和爱妻心目中的邓拓，是一个有着多方面成就、历经坎坷的文化人不平凡的人生，而作为我研究对象的亲人和家属，我只是想从有关资料中去了解，去侧面地感受同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闻前辈。而她，对自己的过去，也不愿多谈，尤其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她总是很低调。她曾作为开国大典上直播的播音员，一个时期在一些媒介上集中介绍，我曾问她有关情况，她却不愿多说，认为那都是组织上的安排，自己偶然有了这么个机会。她依然看得很淡。从邓拓屈死到平反昭雪的四千多个日日夜夜，她惨遭屈辱，遭人白眼，问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梁怡在一篇文章说，前些年，有美国记者要为中国的帼国英雄立传，要为她写一本传记，被她婉拒。
从有关资料中，我们知道，丁一岚原籍天津，出生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41年，高中毕业后到了延安，后来到了晋察冀，在平山县妇女救国委员会工作，常给边区的报纸投稿，因一篇文章与当时的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有了接触，有了较多的交往，后了解、相恋，邓拓有诗说是“滹沱河旁订心盟”。最令她难忘的是，在紧张的抗战时期，在边区简陋的“新房”里，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的聂荣臻做了他们的主婚人。后来，报社扩大，她调到《晋察冀日报》成为一名编辑。解放战争时，她随大部队到张家口，担任了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工作。1949年月10月1日，她站在天安门城楼，有幸成为开国大典上同齐越一道直播盛会的播音员。这以后，她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职，总离不了新闻岗位。她原名刘孝思，丁一岚是邓拓为她取的笔名，她很喜欢，一直沿用下来。
她生于1922年，卒于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