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例外的是，邓拓在1962年创作的《可贵的山茶花》，是一篇追求形象且意蕴深长的作品。在邓拓过去的散文中，其题旨大都是人和事，思想较为明确而宏大，客观的描绘较多，主观的抒情鲜见，而借物抒情或者托物言志的则没有。这篇作品则不同，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表现了作者在描绘物事的客观对象的同时，充分个人化和主体性情感，剖析了那特定时期的心绪，也委婉地表露出作者的向往追求，在作者的写作生涯中，也是一个新的发展。
《可贵的山茶花》发表的时候，正值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多事之秋。对于政治敏感和学术执著的新闻家邓拓来说，他常是心有戚戚，忧思在怀，而在60年代初，政治形势的反反复复，党报工作遇到的种种磨砺，让他有着一些深沉静默的忧思，在这篇抒情散文中略见一斑。他平生最喜欢山茶花，因在病中修养，与花朝夕相对，聊慰寂寥，颇专注而多情。看到她二十多天花叶离开母本而不凋谢，于是，赋诗称颂山茶花的生命力：“红粉凝霜碧玉丛，淡妆浅笑对东风。此生愿伴春长在，断骨留魂证苦衷。”这个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开篇，是一个高潮，把作者对山茶花的礼赞之情和盘托出，而这又是从个体的生命体验中，通过个性化的情感的抒发，在对自然的花朵进行描绘之时，同时抒发了个人在特定的情境下的意绪情怀。当然，作者主要的是通过自然之物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描绘出一个生命之物对于人生的意义。从行文中看出，邓拓为何对山茶花情有独钟，是因为她的独立品性：“一株小树能开许多花朵，前后开花的时间，可以连续两个月。”还在于：她似乎在严寒的季节，就已经预示了春天的到来；而在东风吹遍大地的时候，她更不愿离去，即便枝折花落，她仍然不肯凋谢，始终要把她的生命献给美丽的春光。
这样坚贞优美的性格，怎能不令人感动啊！这里邓拓盛赞茶花的品格，同上文他以诗描绘茶花的形貌，相得益彰，从外在形态到内涵品质对一种自然之物进行了形、品、性等的描绘。同他的几篇散文一样，作品出彩之处，还在于他以学者的弘富和文人的博识，引用了历代有名的诗人对山茶花的咏赞，加深了散文的文化味和内涵的深沉，当然这些引用是自然贴切的。从唐代到明代以至清代，从中国到欧洲、美洲，从民间传说到诗书记载，对冰清玉洁俏不争春的山茶，无不交口称誉。这博引广取，为了更有说服力。先是引述唐人王世懋、段成式的文章，后是宋人苏东坡、范成大、陆游、曾子固等人的诗作，都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妙笔如神。从文章的布局看，行文是步步推进，由近及远，先是一盆花后是一朵花再是一城花（大理），由花及事，由事及人（云南白族的神话传说中的少女），更衬托出作品的典雅和情韵，又有几许深沉浓郁的涵纳。
这里我想起描写山茶花的散文，同一时期的还有散文家杨朔的名作《茶花赋》。杨文是早于邓文一年之前发表的，杨文着眼点在于作者从海外归来后的爱国情感，那老花工普之仁（普通的劳动之人）和少年童子花的设立，文尾作者构思出一幅象征祖国面貌的美丽的茶花图画，将作品归结到老与少继往开来的社会题旨。而邓拓则并不突出显见的主题，并不归穴到简单的类比中，他着眼的是一个大自然生命个体的强烈旺盛，是那献身的精神品格，是在春天东风中，断骨留魂、无悔无怨的茶花情操。另外，从文章的形象捕捉上看，不同于一般咏物托志的散文，着眼点在人，描绘人的精神（这一点杨朔的《茶花赋》和另一篇《荔枝蜜》是代表），这类作品容易类同于小说等虚构文学．感情太充溢，容易成为空泛，凌空蹈虚，而丧失掉真善美的东西，或者构思形成俗套。邓拓在状写物事的对象中，只实实在在地写物，描写茶花的种类、茶花的药用和经济价值，而并不作简单的物与人之间的对比映衬，这样其形象更显出真切，其情感更凝为真实可信。最为不同的是，作为学者的邓拓，他引述丰富的知识，使散文的意象在纵向上发展，蓄满感情蕴藉涵泳，看似没有太多热烈的画面，而更耐寻味和咀嚼。而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邓拓的情感思绪寄托在对美好品质和精神的褒扬，寄托在对小小茶花断骨留魂的描绘中，是很有深意的，不啻对处于困难时期的人民坚忍品质的呼唤和歌颂。在我们现当代散文创作中，描写自然之物的散文小品多如牛毛，而脱开习见的窠臼，留下真情和文化品格的则不是太多。这里我们看出作者的才识，更看到的是修养和文心。
是的，作为学者型的散文，其代表作是邓拓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创作的随笔杂感，这些是曾令他惨遭杀身之祸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他在去世前一年，曾写有一首诗作《记梦》，其中有句云：碧血凝成万古诗。这浸透着他生命汁液的被誉为“智慧的花朵”的札记和随笔，是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
邓拓是1966年5月，在“****”还未正式成为“灾难风暴”之际，含冤离世。导致他成为最早的受难者之一的直接原因，是他在五年前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前者是他应《北京晚报》之约，从1961年3月始开辟的专栏，后者是他同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专栏。当时，邓拓调任北京********，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是市委统战部长。三人因为都是历史学家，都曾在建国前写过不少的杂文和史论，在编辑部的组织下，有了愉快的合作。邓拓夫人丁一岚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1961年，正当我国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遵照******同志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如作者在第一集前的‘两点说明’中所讲的：办此专栏，将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在为合集写的‘自序’中他又说：‘我们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汗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该放松努力，要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后人！’在此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炼、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
“**********”中，******、江青一伙血口喷人，深文周纳，无限上纲，诬陷邓拓的文章是****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三位作者被打成“三家村****集团”，并且把邓拓的几篇名作《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一个鸡蛋的家当》等，当作影射攻击的“黑文”进行批判，说是攻击了“伟大的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云云。这显然是出于无中生有的陷害，对这段公案历史有了公正的结论。江青之流的所作所为，也从反面说明，邓拓的这些文章是敢于对习惯思维进行批评的，从社会人生的重要话题着笔，在普通日常的生活内容中谈天说地，坚持自己的所思所想，构成了他这些随笔散文的真理性品格。
邓拓一共写有153篇《燕山夜话》，当时取栏目名称时，他想到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朋友介绍点知识性的东西，“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有用的知识而已”。开篇文章是《生命的三分之一》，他以一个老朋友似的口吻，像冬夜围炉谈天式的，与读者进行交心恳谈。文章对当时有些人面对物质生活的困难、精神生活的空虚，轻易抛掷时光，鼓励人们像古人一样珍惜时间，利用夜晚时间，重视这“生命的三分之一”。他先是引用《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后又用颜师古的注解，再引《说苑》、《北史.吕思礼传》的内容，说明一个人把晚上的时间利用起来，实际上就等于生命增加了三分之一。
邓拓认为，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所持的人生态度是“多劳动、多工作、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他又对此论题进行升华：“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从生命的价值这一崇高的人生命题上去看待人们工作，看待业余生活，展示了严肃的人生题目，这就超越了一般文章家的才学识见。因而，这篇短文，成为当代文化史、散文史上的佳篇，常被人提及，他提出的这个珍惜生命的三分之一命题，也成为警示人们的内容。
在我们习惯的说法中，他的这些短小精粹的文章是杂文，以思想的剖析和说理为主，对时弊和流俗中的不正常现象进行批评。这也是一种文体的分类法。不过，当我们从更广义的散文定义上去界定时，沿用习惯的文体分类，视《燕山夜话》等随笔札记为散文也无不可。在今天，散文的界定已趋宽泛，一般地说，包括着杂文小品等多种的文体，即使当作杂文，邓拓的这些随笔文字，不同于思想杂谈和社会时评，在文章中鲜明的形象和典型优雅的文气，凭借着学者的素养，行文中的文化内涵，谈天说地式的叙述方式，平实而晓畅的文风，以及鲜明的读者意识，造就了它们的不胫而走，传诵一时。这些随笔杂感的出现，正值我国政治形势和经济情况令人担忧的年月，文化思想界正直的人们在思索，面对种种思想问题，邓拓在文章中进行思考。他并非人云亦云，仅做些豪语大话状，或者不痛不痒地做些表面文章，无病呻吟地谈些鸡毛蒜皮的琐细，而是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观点，言必由己出，思考社会人生的问题。恰如作者自己所说，每有题目都是谈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的，如果仅仅所见所闻，那只是录音机，必有所感，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成为有思想的东西。
从这一百多篇文章的题目中，我们就能直观地感到他思想锋芒的锐利和敏感，以及对问题的执著。
邓拓的杂感随笔，是他在经历了一个虚假流行、主观精神膨胀、实事求是的作风淡漠的年代之后，作为一个思想深沉的政论家对社会人生的思索。他的思想之箭，又是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从生活和人事中寻找话题，这就有了这些文章鲜明的现实性。他用力最多的，是对政治流行病——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的批评。他在《伟大的空话》中，借用小孩子编写“陈词滥调”、内容空洞的“伟大的空话”，讽刺那些不讲实际内容和效果，欺骗和吓唬人们的套话、空话、废话，那些不顾场合，搬弄一些空虚的字眼和词汇，“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他奉劝那些爱说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在《一个鸡蛋的家当》中，对那种妄图凭借空想和说假话而自欺欺人的思想作风，作了斩钉截铁的断喝：“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尤为难得的是，他在对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想倾向批评时，对社会组织管理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也敢于大胆地陈词。最为明显的是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中，他从劳动力本身是最大的社会财富这一唯物史观的论题讨论开去，引述古代统治者也能懂得“使用民力”的“限度”的故事，严正地指出：“有许多事情必须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决不可过于勉强，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个方面爱护劳动力，从而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在《陈耿和王绛的案件》一文，邓拓将“宋代封建政府用人行政的许多弊病”，处理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性”问题揭示出来，用历史的掌故，打开人们的思路，这不能不是对我国多年来在执行干部政策上的偏颇的警觉。这些都是随意性的思想分析和杂感文字，对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不可能进行认真透彻的说理和分析，可是，邓拓敢于对习见的流俗的思维进行辩证的思考，从另一方面有时是从逆向的提供思路，体现出思想家的深邃和赤忱。
综观这些杂感随笔，邓拓对思想品格、道德修养、精神情操等方面谈得最多，思考得最为执著，而对思想偏颇、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和自以为是等等，用笔最多，用力最勤；他有不少的文章对流行的思想认识的误区，进行说理和批评，倡导用正确的思想去实现人生的美好目标。在《主观和虚心》、《推事种种》中，他抨击个人主义做事不负责任、敷衍塞责的态度；他鼓励青年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发扬青春锐气（《胡说八道的命题》、《说志气》、《人穷志不穷》）；强调理论和实际、知和行的结合（《不要空喊渎书》、《事事关心》、《文天祥论学》、《变三不知为三知》）；提倡追求真理、坚持独立的品格和精神（《“颜苦孔之卓”》）；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盲目从事和个人的独断专行（《放下即实地》、《智谋是可靠的吗？》、《磨光了的金币》）等等。大凡那时期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在他的随笔杂谈中都有所涉猎；有时候，他把思想聚焦到一两个重要的问题上，从不同的侧面，集中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