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3日，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新秩序危及美国》的文章，作者是亨利·波特。亨利·波特说，“上周发生大的两件大事使得我非常希望能与美国思想家福山作一番交谈。首先，《时代》杂志把普京评为年度人物。第二，中国投资公司购买了摩根斯坦利银行近10%的股份”。他随后说，“我1992年结识福山时，他正在为新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作宣传。他不厌其烦地向所有人解释，马克思主义与市场之间的重大冲突已不复存在，西方自由民主似乎正逐渐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模式’。这句话真是充满诱惑且给人以希望，似乎进化过程即将达到快乐的终点。我很想知道他会怎样解释2007年临近尾声时的形势。俄罗斯和中国显然发展的很好，但它们并未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范例，倒是满怀厌恶地对这个范例提出了挑战。”
现在对全世界来说，民主的愿望早已被安全和繁荣所取代，人们更希望获得安全的环境和繁荣的经济，而不是继续冷战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在近些年的重新崛起，反而比柏林墙倒塌后的任何时刻都显得更有信心，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或了的成功，正在崛起为新的经济大国。相反，西方却由于自身经济实力趋于下降和民主的发展缓慢而感到忧虑。亨利·波特讽刺道，“在‘新美国世纪计划’这个略显荒唐的组织成立不到10年后，《时代》杂志把普京评为年度人物，认为他把俄罗斯打造成了‘21世纪至关重要’的国家。美元已贬值将近一半，伊拉克战争的持续时间已超过美国卷入二战的时间，耗资6000亿美元。”而且，美国由于长年坚持全球干涉的政策，这导致美国将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而不但如此，美国的行动往往需要向其他盟国进行借贷，如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的盟友就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支持，有一些是需要美国偿还的，那么美国将会在很长的时间里为此付出代价。另外，美国越是在全球四处干涉，反而越是力量分散，在各地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同时，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美国在世界各地频繁增兵或者撤兵，继续推销民主，不论当地是否对民主感兴趣，这导致美国的行为越来越不受欢迎，美国越是推销，反美浪潮越是猛烈。
与此同时，副作用还不止一个，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在美国四处招摇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印度却反其道而行之，如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已经让整个欧洲都感到了巨大的担忧，中国在非洲带去的投资、工人和商业机会，这些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就是商人，身后的影子也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因此，他们在非洲大受欢迎。“‘新中国世纪计划’已经实施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是多么聪明。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他们极少肆意采取挥舞大棒的外交政策。俄罗斯不是这样。在过去一年里，该国决定随时向西方发起挑战。俄罗斯国内民众赞同这种做法。”亨利·波特说，“福山所谓的‘人类政府的最终模式’不过如此。普京公开表示，美国在道德上并不高人一等。如果有谁围绕民主和法治问题向俄罗斯展开说教，普京就会告诉他们，西方在这方面的记录也并不完美。关塔那摩、《爱国者法案》和英美两国对宪法权利的践踏无助于支持我们的论点。”
亨利·波特最后告诫美国，“美国必须设法在不丢弃大棒的情况下以温和态度发表意见。如果美国想说服中国和俄罗斯的新兴中产阶级相信，美国可以担任21世纪的道德领袖，就必须遵循自己希望在别国推行的民主价值观。”
但很明显，美国不大可能重视亨利·波特的告诫，因为如前我所论述的，一个帝国的衰落是历史规律作用的结果，因而即使白宫中的那个牛仔看到了亨利·波特的最后告诫，也无力改变一切，正如斯宾格勒所言：“每一既成的事物都是必死的。民族、语言、种族和文化都是暂时的。从现在开始再过几个世纪，将不再有一种西方文化，不再有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如同罗马人在查士丁尼时代便不复存在一样。”
亨利·波特的警告如同西庇阿看到了迦太基城被罗马士兵毁灭时的悲哀一样——历史不止一次的上演这样的悲剧，公元前149年——前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人毁灭了迦太基，最终毁灭这个城市的则正是与波里比阿的朋友、罗马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西庇阿。根据阿庇安的记载，迦太基城在被攻陷后，罗马人为了彻底消除迦太基，防止其复兴，不但摧毁了全城，而且梨平了这个城市，使其无法重建，从而完全毁灭和终结迦太基文明。西庇阿看到这个情景也不得不为敌人的不幸而悲伤。历史记载说，西庇阿沉思了很久，回顾城市、国家和帝国也同个人一样，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灭亡的。他想起曾经也有个与迦太基一样辉煌的城市也毁于一旦，那就是特洛伊，还有亚述帝国、米提亚帝国和后来伟大的波斯帝国，尤其还有被罗马击败的马其顿帝国，那位伟大的诗人荷马的名句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的口中释放出来：“总有一天，我们神圣的特洛耶、普赖阿姆和持矛的普赖阿姆所统治的人民，都会灭亡。”
波里比阿因此问西庇阿为何引用这几行诗句。波里比阿说，西庇阿毫不迟疑、坦白地说，他在担心他祖国的命运。
赫尔曼曾说，欧洲的思想中始终存在一个衰落思想，而信奉衰落思想的学者们一开始创造“西方的”一词，就是为了用以描绘一个摇摇欲坠的欧洲文明。在他们看来，欧洲文明就像天边落日的余辉一样，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种思想似乎坚定了世界上相信欧洲文明将会退潮的人的信念，但将来的事实会是这样么？
但许多人也有这样的误解，即许多人都曾阅读《历史研究》这部著作，而在对未来的观注中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挑战与应战”一章中，因此相信汤因比预言了一个新的、正在出现的普世文明，而美国便是其领导。但其实是人们误解了汤因比，汤因比真正想说的是历史在实际上存在一个循环规律，即由征服到建立统治，然后走向衰落，如此循环反复。赫尔曼因此说，这意味着，本来不赞成历史循环论的汤因比，实际上也持有循环论的看法。
而另一位文明研究的大亨亨廷顿在论述文明的性质时也认为文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认为这种动态其实就是文明属性之一，而衰落则是其中的必然特性。他说，文明既是持久的，又是动态的。文明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们也会消失，淹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而在对欧洲衰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文明的演变阶段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详细说明，其中包括汤因比和奎格利这样的著名学者，他们都曾提出各种有关文明演进的模式。虽然所有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但它们都认为文明经过动乱或冲突时期演变到普遍国家，然后再到衰败和崩溃，这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而亨廷顿要么是出于政治原因警告美国，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提供理论支持，要么是真的这么认为，即他也是一个文明不悲观主义者，相信欧洲文明迟早会衰落，而他同时并不相信世界会诞生新的、比现有的欧洲现代文明更好的文明诞生，因此，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文明正在被原始的、野蛮的文明所击败，而世界因此将重新进入一个“黑暗时代”。
中华文明是将多元文化全部包容在大一统文化之中，必要时可以牺牲其中的部分文明或者文化，而保存大一统思想；而西方正相反，西方是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大一统文化，而在必要时可以牺牲大一统文化而保存多元文化。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区别，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东西方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无论东西方其实都是在分裂和统一的矛盾中寻求平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偏重大一统，西方偏重多元共存，但是正如中华文明中多元文化始终存在一样，西方文明中的统一希望也同样存在。另外，东西方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一统和多元共存之间总是交替出现，只不过西方文明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热爱高于对大一统的追求，而中国正相反，大一统一向是整个民族的追求，因此，中国历史中的分裂更像是一种暂时的调整，目的还是为了重新寻求统一；而欧洲文明的特性则是在摧毁一个文明后重新建立另一个大文明，如，雅利安人摧毁了米诺斯文明，从而建立了希腊文明；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摧毁了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从而建立了罗马文明和新的埃及文明；而当罗马文明被蛮族摧毁后，欧洲又分裂了，在东方在保存了一个拜占庭文明，在欧洲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小文明，同时欧洲却统一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此后，尽管欧洲四分五裂，但却普遍享受着文艺复兴带来的活力，也就是说，尽管这一时期欧洲没有统一在一个国家里，但是却统一在一个文化和宗教下，也就是分裂的国家，统一的文化和社会；而中国却相反，国家是统一的，但整个社会中却存在大大小小数百个子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身的文化，各个地方的文化也差别显著。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认为的那样，欧洲文明或西方基督教社会在现实中是由许多民族国家所组成，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与其他地区的古典文明不同，西方在古典文明的废墟上能够产生出一种新文明。在他看来，这种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分为中世纪和近代，而是它具有多元性且适应性强。由于罗马帝国崩溃后再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于是形成了包括许多部分的多元社会，这些部分中起初有新君主国，后来便是现代民族国家。
尽管吉本本人并不认为大英帝国、美国一定会重复罗马帝国的衰落道路，但吉本关于罗马帝国由于其自身的成功而注定要自取灭亡的论断，对欧洲国家衰落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吉本不但给了罗马帝国一个衰落的研究结果，而且也得出了这样一个普遍的结论。这一理论认定，所有的大帝国最终都会走向穷途末路，它们最终都将无法避免被取代的命运，帝国的历程只不过反映了一种从兴盛到衰亡的周期性循环。尽管近代文明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有可能会在某一天消失。由这一认识所产生的恐惧感开始弥漫于18世纪末的欧洲，而在此前，欧洲正处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鼎盛中，对世界的统治正如日中天，吉本的结论却等于警告了欧洲，它也无法避免衰落的到来。而同样，对美国来说，这也无异于听到丧钟的声音，尽管那声音更像是从噩梦中传来的，而不是现实的声音。
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理解，这甚至从“西方”这个概念中就能明白。今天我们总是谈论西方，其实“西方”这个字眼与“中国”这个名次大为不同，现在使用的“西方”一词与“中国”所指代的概念从历史这个角度来看具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所指代的是一个完整、连串、统一的中国，包括整个中华文明；而“西方”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其确切的指代应该是公元1500年后的欧洲，今天则包括欧洲人建立的所有国家。而在此之前，并没有“西方”这个概念，正如修昔底德所说的，在希腊文明时代，那时甚至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希腊人”的名称。
“西方”这个概念之所以与“中国”的概念存在如此迥异的差别，显然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历史不同。这意味着，西方或西方的这类名称首先是不包括古代希腊社会在内的整个西方的，而是指后来的欧洲文明。这个欧洲文明是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包括后来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欧洲各国，尽管这些民族国家从来没有统一为一个政治共同体。19世纪的基佐说，我用了欧洲文明这个术语，因为十分明显，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在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一致性，虽然它们在时间、地点和环境方面千差万别。
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把作为古代希腊社会的“子体”文明的西方称之为“西方基督教社会”，其意很明显，汤因比并没有称之为“国家”，而只是说这是一个社会，即它同样包括欧洲的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显然，这是因为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能够说明问题的不是这些民族或民族国家，而是包括所有这些局部的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基督教社会。
这些看法表明，“西方”这一概念是指欧洲文明，而不是像是“中国”这个概念一样，是指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文明。西方因此是一个由政治上各自独立的许多民族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一种文明体系。这无疑可以使它与古典文明尤其是统一的罗马帝国区分开来。另一历史学家雅斯贝斯在讨论西方的特殊性时，也首先强调的一个西方特性，也是它的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
欧洲思想家斯宾格勒也同样认为，他认为今天欧洲所说的与古典欧洲文化不同是不同的西方文化，中间存在断裂，而西方的概念也是欧洲文明或西方基督教社会。但斯宾格勒的西方或西方文化的概念，却很明确地包括了西欧和美洲，当然也有美国。他因此不赞成“欧洲”或“欧洲文化”的说法，甚至认为应当删除“欧洲”这个词，但却把美洲包括在西方文化之内。这是因为他相信随着美洲的发现，西欧由此才成为了一个巨大整体之中的一个部分，而在此之前显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文化，只不过是凑在了一起。
美洲的发现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形成，因为从美洲发现以后，西方文化的历史具有了地理特征。亨廷顿在其论述中也认为西方文明是迄今仍然存在的人类文明中的一种独特文明，也就意味着不是普世文明。这一文明存在许多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的特征，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并且远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就已产生。其次，现在“西方”一词被普遍用来指以前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起初它是欧洲文明，后来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包括欧洲、北美以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此外，除了继承“古典遗产”之外，西方的发展和扩张又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起初是欧洲阶段，后来是美国阶段以及欧美阶段。在亨廷顿的西方概念中，因此既包括西方的独特性，也包括西方的阶段性。或者说“西方”是个动态概念，它已经包含了西方的兴起过程，尤其包含了海外扩张过程。当然，与上述学者的看法一样，他所说的西方首先是指欧洲文明，并不包括“古典文明”即古代的希腊罗马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使用的“西方”一词，不是指荷马时代以来的整个西方，而是指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出现的西方。
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西方”这个概念就是为了明确一个意识，即西方文明的历史与中国文明的概念不同，我们不应该混淆，西方文明的历史是断裂的，而不像中国文明的历史那样是统一延续的。这就将导致一个结论，即西方的发展规律是先摧毁旧文明，然后才能构建新文明，因此，欧洲需要摧毁美国，然后才能重建欧洲文明——今天，当我们谈论美国衰落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两个道理：一，美国是西方文明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果实之一，但这个果实不是长盛不衰的；二，美国的衰落不等于西方整体的衰落，美国只是西方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的全部——换句话说，美国衰落，很可能意味着其他西方国家的再次崛起——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西方具有这样的传统，他们会习惯性地摧毁旧的文明，然后在这个文明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文明。也即，欧盟很可能会和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联合起来摧毁美国文明，然后欧盟再与这四个国家竞争，取代美国重新构造一个欧洲时代。
尽管汤因比说古典文明（指古代的希腊罗马社会）与西方文明存“亲体——子体”关系，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不是直接从后者发展而来的，因为早在近代西方文明兴起之前，罗马帝国及其古典文明已经衰亡了，因此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只能是在古典文明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建立的统一的大秦帝国开始成为一个大一统帝国，但与罗马帝国不同，中国并不是某个“古典文明”的废墟上产生的，也不是希腊世界之外的某个蛮族的征服，而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各种文化的基础上直接演化的结果。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著作中则把中国更早地看作是商朝文明的延续和继承，他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连续性和统一性。相反，包括古典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内的整个西方，却不存在中国文明那样的连续性，而是存在相反的断裂性。斯宾格勒认为，西方古典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分别有各自的青春时期或开端：古典文化是在荷马时代（公元前1100——前800年）；西方文化是在条顿骑士时代（公元900——1200年）。而在罗马帝国之后，征服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建立了许多王国尤其是法兰克王国。然而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公元500——900年），却被斯宾格勒看作是西方文化的前文化时期，它相当于古典文化的迈锡尼时期。尽管不是不是所有欧洲学者都认同斯宾格勒的看法，但也大多承认西方的这种文明断裂，如亨廷顿说，西方文明的出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公元700到800年。
而当明白了西方文明和发展过程的这种特性后，我们在探究西方到底是走向没落还是重新崛起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弄明白西方崛起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上帝与黄金同等重要。
西方的兴起其实关键在于两个方面，这就是西方内部的变化和西方外部世界的变化。前者涉及从技术到观念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亨廷顿所说的西方独特特征的形成；后者涉及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西方的海外扩张。不过在这些变化发生时，另一变化早已发生，这就是吉本所指出的野蛮人颠覆了罗马帝国却皈依了基督教。因此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在后来西方的海外扩张过程中，上帝和黄金是同等重要的因素。没有西方的内部变化，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特别强调的文艺复兴和相关的知识进步，西方的兴起显然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没有西方的海外扩张，西方的兴起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西方的海外扩张需要某些推动力量，甚至还可以认为西方文化本身存在斯宾格勒所说的对扩张的偏好，那么，西方的扩张尤其需要有能够并且可以扩张到的地方。
在后美国时代，或者说在美国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欧洲，准确地说应该是欧盟就在此具有了1500年左右的外部世界，即美国对欧盟的压力越来越弱，直到无法抵抗；而欧盟内部的变化也正象是1500年后欧洲体系形成的那个阶段，欧盟目前其实正在做的就是修身养性，把对世界的责任大部分都抛给了美国，只保留少量的军事力量，而把对付俄国这样的难题留给了美国，把管理世界的责任也推给了美国，老谋深算的欧洲并不是对权力没有野心，而是在悄悄地进行一场文明改革，为超越美国做内部积累，一旦时机成熟，欧盟必然要重整军备、重新掌控财富、重新掀起另一场科技革命，最后重新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当然，这次与1500年不同的是，欧洲不再孤独，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都将加入这一行列。因此，欧洲的问题不是是否会衰落，而是如何参与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