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怀特在《美国的兴盛与衰落》中曾引用了摩根索的一段话：“诚然，当我们试图理解政治时，我们面对的是总体的人，但是个体的人——即有精神的和有道德的生物——他们的行动和反应只能在生存的最低层面上被理性化和量化地理解。因此，当代的政治活动理论根据理想化的、普遍理性的理论认为是缺陷并排斥之的东西实际上乃是主体本身固有的性质而已。一种理论如果回避它们，就会将自身变为教条、一种形而上学，无论它表面掩盖着什么样的经验主义的或者数学的外衣。”摩根索恰如其分、而又入木三分地说出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本质，即无论是研究国家、文明还是经济学，别忘了其本源和真正的核心，那就是人，而文明中的一切都是出于人性的需要。
我们经常说到民主和专制，而如果说专制是整个国家围绕一个旋转的话，那么民主政治就是众多的人围绕国家这个中心轴在旋转，而身为议员的那些政客或者政治家们，他们此时的表现就像是一群孩子在争抢玩具，他们表现的那么天真和纯朴，但其实，这种天真、善良和正义激情其实都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狄摩西尼是雅典著名的鼓动者和演说家，但同时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说话轻率鲁莽的家伙，下面所引的狄摩西尼的一段话中可反映出，在他的爱国心的促使下，他是怎样怒骂菲力浦的，在他的《痛斥菲力浦》里，有一节是这样宣泄不满的：
“菲力浦——这个人不仅不能不能算是希腊人，他不仅和希腊人根本不存在同种关系，甚至不能算是一个从体面国家而是的未开化的人——不，他是马其顿的一个目中无人的人，在这个国家里，我们边一个好一些的奴隶都没发现”，诸如此类，我们知道，马其顿人其实是雅利安民族的一支，同希腊人很接近，而且菲力浦可能是当时最有修养的人。诋毁菲力浦的文章都是在这种宗旨下写成的——狄摩西尼难道不知道这些吗？他知道，因为他的学识在雅典有目共睹，但他却坚持这么说，因为他要保护雅典不受马其顿的征服，他希望维护雅典的利益，他是爱国的，也许这值得赞赏，因为爱国在今天也是公认的正义之一，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违反了另一个公认的正义原则，那就是不要撒谎——尽管他是出于爱国，但他却违背了良心，对菲利普的攻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恶意诽谤和刻意诋毁，而这，其实是出于一种人性的本能：当两者的利益出现敌对的时候，只有较量才是真理，其他的一切所谓美德和真理都成了垃圾。
同样，其实不仅是那些口若悬河的政治家，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利益追求者，从普通的农妇到伟大的皇帝，他们的区别其实只在于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的大小，而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罗马历史上这个引人注目的世纪里，人们一直在心中询问：“罗马发生了什么？”答案什么样的都有——宗教衰退了，罗马颇有同感们的美德丧失了，希腊的“思想毒害”等等。我们——现代的善于从大片着眼的人——发现罗马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货币”，货币带来了新的运气、自由和机遇，货币使稳重保守的罗马人漂浮了起来，人人都在想捞钱，大部分人只靠简单的借债办法捞钱；帝国向东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从庙宇和金库搜括财富的竞赛，以满足他们的新渴望。骑士团变成了金钱权势的代名词。人人都在想着发大财。农夫们抛弃牛群和谷物，借钱、买奴隶、开始认真地种植油料和酿酒作物。
“货币在人们的经验中还是放纵和年轻的，没有人想到要对它进行控制，它波动很大，有时过剩，有时欠缺。人们施尽生硬和狡猾的诡计去囤积它、窑藏它，再将窑藏的金银以很高的价格放出去。一小部分精明的人变得相当富有。很多贵族却变得一天比一天贫困、愤激和无所顾忌。在中等阶层中，有的人在大量的冒险中产生了更多的希望，而绝大多数却跌进了绝望的深渊。不断啬的被剥夺了财产的群众心中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败、绝望和困惑的感觉，这正是为后来的所有伟大革命运动所准备的条件。”
而在人性贪婪和社会美德玩弄虚伪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当属屋大维，他玩弄了整个罗马，而罗马却在为他欢呼：“很难判定，他这个罗马社会的真正主人同这个复活了的共和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他的让位只会使所有社会事务都重新回到混乱之中，为了秩序与和平的利益，他至少应该保留一部分权力；这个目的实际上达到了，在史无前例的方式下，皇帝的统治建立了起来。只是恢复国王不，而且屋大维本人孔明拒绝独裁。人们也没有为他设置什么新的职务或创造什么新的官衔。他被元老院和人民依据旧宪法授予了某些权力——如同对在他之前的很多公民一样，并使他归入共和国的那些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之列；为了使他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显赫尊严得到体现，元老院命令他把‘奥古斯都’加在他的名字里，同时，他在一般情况下被称为普林切普斯——首席公民，这只是一个礼节上的尊称，是共和国的语言，除了表示在公民同同胞中公认的优越和首先要的地位之外，并没有别的意思。”
“西塞罗在他的《共和政体论》中初步拟定的自由共和国立宪总统的理想已明显变成了，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实际上授予屋大维的特权又把他所辞掉的专制权力还给了他；在得到了恢复的共和国和新的普林切普斯之间的权力对比上，后者是占绝对优势的。”
拉策尔说：“真正的中亚牧民的性格是不善言辞，粗犷、坦率而善良，豪爽但易怒、懒惰，报复心极强。他们脸上带着可爱、率真的天真……他们的勇气如其说是源于冷静的大胆，不如说是好斗的正确性的好斗天性的突然发作。他们没有任何宗教狂热。他们都非常好客。”
阿拉伯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汇无疑对双方都有利，经成会诞生出闪光，甚至巨大的辉煌，如文艺复兴中，阿拉伯文明对这场伟大的文化变革贡献实际上甚至超越欧洲人。又如，被称为“阿拉伯文苑的一朵奇葩”的美籍黎巴嫩裔文学大师纪伯伦（1883-1931），他同时也是哲学家，他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同时兼具西方文学思想和东方文学艺术性，因而开创了一个“纪伯伦”风格，他12岁移居美国，后来又来到欧洲，因而既生长于阿拉伯沃土也受到西方沐浴，“他接受了西方博爱、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号召阿拉伯人应该跨越空间和时间、跨越宗教和性别、跨越语言和地区、跨越传统和法律，去探讨和追求人生的真谛”。在他的代表作《先知》中，他借用东方哲人穆斯塔法，探讨了涉及人性的26个问题，如爱与恨、生与死、哀与乐、美与丑、情与理、给与取、劳与逸、善与恶等。他的写作手法颇令人耳目一新，如：
“我爱人们，非常爱他们。这些人在我心中可分为三种：一种人诅咒人生，一种人祝福人生，还有一种人则对人生深深地思考。我爱第一种人，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太糟糕；我爱第二种人，因为他们宽容厚道；我爱第三种人，因为他们有头脑。”很好，纪伯伦这位伟大的博爱者其实说出了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初衷，那就是博爱，而博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寻找幸福，这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和谐之美，而美的根本是“美不是一种需要，只是一种欢乐。”，正是如此，接下来纪伯伦先生又为你展现了一个理想国，他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应该不要太过冷酷，因该和睦地相处在一起，“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而我认为自己既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地。因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整个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因为我觉得，人类本来就不够强，把自己肢解的零七碎八，岂不荒唐？地球本来就不够大，再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岂非太傻？”。但是纪伯伦先生也有哀叹的时候，他说，“东方人要求诗人在他们的当权者、统治者和大主教面前焚香膜拜——东方人仍然生活在昔日的舞台上。”。其实这才是真理，即我们永远生活在一个距离理想国十分遥远的“过去”，即我们永远生活在人性中，纪伯伦先生尽管拥有优美的文笔，但是他的理想是那么矛盾，他赞美了一切人性中应该赞美的，却唯独忘记了应该赞美一下魔鬼——没有魔鬼，我们要上帝干什么？
“美是一种你为之倾心的魅力，你见到它时，甘愿为之献身，而不愿向它索取。”正相反，我们是自私的，我们人人想把美据为私有，因而不惜为之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