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崛起-衰落的规律中，国家内部的原因无可取代，在这方面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两国国家非常适合做对比研究，那就是中国和印度。因为中国和印度在大国比较中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如两者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国土、丰富的文化、自成一体的文明，同时他们在历史上也都是该地区的领导核心，分别是东亚和南亚的领袖，它们在历史上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国际体系。但这两者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文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两种运转方式，如果把这两者比作该地区运转的轴线的话，那么他们就像是向两个方向旋转，一个向左转，一个则向右转——而这种正相反的旋转则是一种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内部因素——身为中国人和每一个熟悉中国的人在了解印度后，哪怕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和数据也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存在这样大的差别。
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曾这样评说印度这个国家：“开放的社会，封闭的心灵”——如果说中国和印度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的话，那么在这方面则正好相反，当外界评论中国和印度的时候，往往借用英迪拉·甘地的这句话，并引伸为：“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拥有一个封闭的心灵；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但却拥有一个开放的心灵”。在印度，如果以现代社会的标准，那么它的许多行为和传统似乎还停留在19世纪，也就是英国统治期间，或者更早，甚至可以说印度几乎成了最大的文明化石。在印度，婚姻这个现代普遍信仰自由恋爱的世界中，印度也仍然遵守这古老的社会习俗，很多年轻人的婚姻不是自由恋爱的结果，而是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甚至有趣的是，印度作为最发达的软件制造大国之一，其互联网上却十分流行网络占卜、祈祷这样的事，似乎印度诸神也已经在网络上安家落户；而据2007年末一项调查，印度人对自己文化信赖和支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按照调查显示，竟然有高达93%的印度人认为印度文化是世界第一的，92%的印度人因为需要对目前的印度式生活状态进行保护，以免受外来文化的侵扰。这项调查是由《印度教徒报》引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全世界47个国家所作的调查结果，《印度教徒报》也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在世界上，印度人最自恋”。除上诉两项外，另外还有63%的印度人认为印度在任何方面都比其他国家要好，《印度教徒报》也不由得感慨道：“想看看我们民族的虚荣心有多出格，就来比较一下相邻‘文明古国’”。按照皮尤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只有18%的日本人和20%的中国人认为本国文化优于其他国家，就连影响全世界的美国，其国民也只有18%认为美国文化最好。但从高比例的文化自恋和文化危机感来看，印度的这种文化虚荣心实际上印度人处在一种“对本国文化自视甚高的民族，却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而对保护本国文化以及危机感方面，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只有30%认为需要政策性保护。《印度教徒报》因此说，“印度人的自大和对外界的恐惧心态，通过这次调查充分暴露出来。”
在印度，印度精英很多人都有海外留学经历，而这也是印度自认为比中国高的地方，但实际上，印度社会却非常封闭，这种封闭在今天全球化如此繁盛的情形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印度就像是一个全球化浪潮中的巨大孤岛。印度拥有发达的媒体，每份英文报纸都和西方一样厚达几十页，但其主要的内容都是印度国内的，而且往往都是当地的，至于国际新闻绝大多数报纸都在半版以内，而在印度全国多如牛毛的各种报纸、杂志，却很难找到一份专门报道国际新闻和国际态势的报纸或者杂志，当然，印度媒体派往世界各地的记者也只有中国的1/20.
印度社会的封闭如果仅仅是其民众对世界的漠不关心倒也罢了，但实际上，印度从上至下，从社会生活到国家政策都具有强烈的排外性。在今天的新德里，你就很难找到遍布世界各地的肯德基、麦当劳，原来，代表西方饮食文化的肯德基刚进印度时，遭到了当地激进组织的强烈抗议，甚至还发生过对肯德基店打砸抢的恶性事件，肯德基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印度。直到今天，新德里依然没有肯德基，整个印度也只有三五家。
在印度，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讨论向来存在强烈争议。一直想撬开印度大门的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遭遇也是一个例子。2007年初，沃尔玛终于成功说服印度政府开放对外资的限制，与当地一家大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时，却遭到了印度民众前所未有的抵抗。印度人愤怒地挥舞着拳头，在中央政府办公大楼前抗议示威，高呼：“沃尔玛滚出去！”在世界社会论坛上，一个印度的农民组织散发的是一杯甘蔗汁——“这是印度最美好的滋味”，同时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写道：我们和可口可乐斗争的故事。
近一两年来，印度政府虽然公布了一系列开放外资的政策，但在印度安全、情报部门和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下，对于外资的审查并没有真正放松。在印度兴建的经济特区里，针对外国投量资办厂和征地的抗议游行也是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流血冲突，结果不少外资只好毁约撤资。此外，外资在印度买房置地都受到很多限制，虽然允许外资进入股市，但也不时传出要求设限的声音。
对于外国的文化项目，印度人的提放心也很重。中国的孔子学院在美国开了几十家，在俄罗斯、日本、韩国都很顺利。但在印度却进展缓慢。
常年生活在印度的移民，通常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缺乏归属感，很难融入印度社会，无论他在印度生活了多少年，做出了多少贡献，印度人始终将他视作“异乡人”。印度人在对待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上，是比较抵触的。比如，在食素和敬牛为神的印度人看来，华人华侨吃猪肉和牛肉，是脏的表现；由于等级观念根深蒂固，长期从事皮革制造业的当地华人也被印度人看得很低贱。即使是政治人物，想得到印度人的认同也不容易。2004年在大选中胜出受命组阁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甘愿将总理职位拱手让给曼莫汉·辛格，也是因为自己的意大利血统让印度人产生了严重的戒心。
印度在体育邻域有个奇特的现象：这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在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中却总是默默无闻。雅典奥运会上，印度代表团仅获得一枚飞碟射击银牌，这还是印度在奥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次突破。在世界杯历史上，印度足球队是彻彻底底的局外人，但是印度人似乎不以为然，因为封闭而自信的印度人只玩板球，对其他运动一律不感兴趣。板球可以说是印度第一大体育运动，与外国球队的比赛简直就是国格和民族尊严的比赛。于是，当国家板球队决定聘请一名外国教练执教时，甚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至于其他体育项目，记者就从没听说过要聘请外国教练的事。
但即使如此，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正如一个肆意侵扰而又财大气粗的男人拥有众多的情人，双方之间尽管存在主动和被动，支配和被支配，但影响确实相互的。印度尽管从上至下地抵制外来文化和经济的入侵的，但也正如同情人节的气氛——每到情人节，印度各大中城市就掀起一股反对外来文化的热潮，人们纷纷打出“情人节是西方没落文化的象征”的口号，一些商店因此惨遭打砸，但有些事往往适得其反，越是极端的就越是意味着事与愿违，印度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全球化中。
印度历史上曾遭受英国长达200年的统治，正是这种屈辱导致印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慌，他们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抵抗和戒备心理。尽管印度努力排斥外来的一切，但实际上印度在东方国家中西方化的程度很高，如英语已经是印度的官方语言，板球运动实际上也是源自英国，印度的政治制度也是主要继承自英国的政党制度。
印度的自大实际上是建立在近代英国统治的自卑上的，因此，印度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尽管印度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实际上它在政治制度上是西方，而在经济上执行的却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冷战期间，印度几乎不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直到今天，虽然它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却建立起层层贸易壁垒，努力在隔绝自己与世界交往。在英国人到来前，印度一直是南亚最大的国家，是南亚的文明中心，因此，它有着一种天然的高傲，自以为是一个文明中心。
印度吸引的外资总额还不到中国的1/10，在市场吸引力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俄罗斯等国。印度尽管建立了大大小小数百个经济特区，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没有一个产生巨大影响的，实际上印度不是没有能力把特区扩大，而是印度不想扩大。
另外，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认为的那样，“为了保持全球秩序的稳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必须保持与非敌非友的地区性大国的合作。”布热津斯基实际上已经明确地说了中国和俄罗斯就是这样的非敌非友的地区性大国——中国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地区大国；俄罗斯的衰落也就自然从全球大国降格为地区大国。实际上相对美国来说，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是地区大国；而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象法国、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不再是敌人也不再是盟友了。也即除了内因，外因也一样重要，这在本章之后有所涉及，在此不加赘言。而在此，在讨论崛起-衰落规律之时，我想介绍一种理论，那就是机制设计理论。
2007年10月15日，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他们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Leonid Hurwicz）、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马斯金（Eric Maskin）、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迈尔森（Roger Myerson）。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授予了这三位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创立和发展了机制设计理论。
机制设计理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名词。其实，所谓机制设计理论是指对一个组织给定一个目标，如一个企业，给定其一个利润目标、一个政府，给定其一个税后目标、一个社会，给定其一个社会完善程度的目标，如社会效率水平或者社会公平程度等，而机制设计理论就是要研究，在这个组织得到这个目标后，可否设计出一套运行规则，即如同设计出一套游戏规则，然后这个组织中的每一个参与的人在拥有私人信息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行事，而所有成员运行的最终结果是这个组织完成了既定目标。
实际上，之所以在这里提出机制设计理论，是因为这套理论其实就是一套博弈理论，而它与以往的各种博弈理论不同的是，这套理论首先是设定目标，然后再按照目标要求反向推定该设立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以往的博弈理论则是首先揭示出现有博弈状态的各种规则，然后再推定结果，简而言之，机制设计理论就是目标实现理论，而以往的博弈论基本都是结果推定理论。
在机制设计理论中，其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基本概念。一，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即在你打算设计一套机制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任何组织中的每一成员，他们在行事的时候，是参照自己所拥有的私人信息、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行动，而所谓的激励相容实际上就是理解、尊重并遵守这一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来制定机制设计。正是赫维茨最早把这一激励相容作为前提条件引入了机制设计理论中。二，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很显然，组织越大，这个群体中的个体越多，而每一个个体实际上也都是一个独立活动因素，因此，尽管理论上较为简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数学问题。而迈尔森的贡献就是把这个几乎无法计算的复杂数学问题简化为一个较为简单的数学问题。迈尔森的办法就是将私人信息直接显示出来，这被称为直接机制，因为他证明，在寻找最有机制的时候，只考虑直接机制与考虑全部机制其实所需代价是相等的。三，实施理论（implementation theory），最后，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设计出了激励相容的机制后，目标是否就能实现了呢？马斯金对这一部分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实际上任何组织在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组织中各个均衡点的成功与否。在通常情况下，在任何一个机制下都有很多个均衡点，而有的均衡点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有的均衡点则不能。马斯金为此研究了所有均衡点都达到目标所需要的充要条件。这部分理论因而也被称为实施理论。
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一套分析问题的方法，它给定了如何思索问题的框架和条件，不言而喻，这套东西实际上就是如何制定游戏规则，比如，一个球队要赢得比赛，那么就必须制定出游戏规则，而对应的实际中，所谓的游戏规则就是现实的政策和各种规则。而这套规则在国际竞争中就是一套新的博弈理论，因为如果某个国家要达到崛起的目的，就必须为此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之路，而这条发展之路对国家公民来说，就是要应对新的国家政策和各种变革。同时，在考虑国家崛起的时候，还必须要考虑其他国家将会作何反应。
一个组织体系的衰落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递减过程，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经常出现反复的过程，而且也相当漫长，并且，也不是在某一方面出现衰落后就再也不会重新变得强大，尤其是国家这种庞大的组织体系，同时又是放置在世界国家群体中，每一个国家都在不停地出现各种兴盛和衰退，在各个方面各个国家的表现都各有千秋，这就像是一群长跑运动员的竞赛，一时的表现不佳不代表他不能冲到终点，而一直领先的运动员也未必就是最终领先的人，其中表现平平的人也未必始终表现平平。实际上，单就美国而言，美国在各个时期表现出的衰落并不相同，如在冷战初期，美国在与苏联的太空竞争中接连出现失利，这时美国似乎已经在科技方面出现衰落——事实是，美国的确是在衰落，只不过幸运的是苏联不是一个和美国一样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而是一个集权制国家，也就是说，美国很幸运，他的对手先天不足，并不是美国赢得了冷战，而是苏联先输掉了冷战，他自身存在重大缺陷，不适于长跑。相反，如果苏联是一个欧盟一样的国家，那么美国这种失利很可能会继续下去。而这也正好验证了今天的态势：即当欧盟取代苏联后，美国就感到越来越坐卧不安，甚至，比欧盟更早，日本在战后恢复过来后，对美国的威胁就让美国感到惊讶不已。美国在冷战中更多地表现在军事上遭到苏联的严重威胁，在核力量方面，美苏基本持平，他们都有能力摧毁对方，也就是说，从安全角度来说，美国已经没什么优势；在冷战后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日本和欧盟两大经济体的崛起导致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优势越来越小，今天，如果美国不曾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一场对日本的战争的话，那么日本很可能比今天更具威胁——那场战争就是美国利用自身的霸主地位发动的一次金融战争，即1986年强迫日本签署的广场协议，这导致日本从汇率开始一系列的金融泡沫和经济停滞，最终导致日本长达十年的停滞不前，其损失远比一场局部战争更大。而在今天，美国在经济占有率继续下滑的同时，在文明超越上显然已经开始落后于欧盟——而文明意识的超越往往意味着经济制度的超越，那么也就意味着社会和国家实力的全面超越。
对罗马帝国衰落的研究也是研究大国崛起-衰落规律的重要一步，这个庞大帝国之所以在大国兴衰中如此重要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帝国是标准的欧洲帝国，在文明这个渊源上与今天的许多欧洲和美洲国家一脉相承，因此，对罗马的研究往往能得到关于美国兴衰的许多启示和思考。
吉本是一位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他曾满怀钦佩地对安东尼时代的光辉进行了回顾，在《罗马衰亡史》的开端，他就是以此作为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壮丽而静谧的前奏，这就像是拉开了一道沉重的幕布，当幕布升起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即安东尼时代。但是，当我们读完他这段描写后，你印象却恰恰相反——他在赞美中作了加入了很多发自内心的词汇。他写道：“在罗马为祖国的统治之下，勤劳机智的人民的劳动以不同方式为富豪服务。这些命运之神的宠儿在他们的衣着、餐桌、住宅以及家具陈设上，把方便、优美、豪华等所有能迎合他们的自豪或满足他们的淫欲的精巧都结合了起来。这种精巧——在奢侈的恶名下，一直受到世世代代的道学家的来历指责；假如所有人都有了生活上和必需品，又没有人有剩余的东西，这些精巧也许能对人类的幸福和德行产生更多的帮助。但是，在当前为完善的社会条件下，虽然奢侈或许是因愚蠢和恶行而来，它似乎是惟一矫正财产分配不公正的方法。能工巧匠无权参加土地的分配，只能从土地占有者那里获得一笔自愿交纳的赋税；后者被利益驱使去改进这些地产，以其产品来购买更多的享受。这种社会运作志产生的影响，每个社会都会出现，只是在罗马社会中更为普遍，更为强盛而已。如果奢侈品的制造者和交易者不是把那些依靠罗马的威势和武力从勤劳的臣民那里榨取来的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还给他们的话，各省和财富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如此等等，吉本就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讽刺诗人，他在充满炫耀的字句中加入了许多辛辣的佐料。
无独有偶，当以往的人们总是喜欢赞赏罗马帝国的辉煌时候，S·莱格在《基督教的先驱和对手》中却和吉本一样对正处于安东尼王王朝黄金盛世的罗马帝国有过另外一番评价：
“很明显，在罗马空前繁荣的这两个世纪中，世界并没有什么发展。在这种停滞中，它是愉快的吗？各种迹象清楚地说明这这个问题。罗马帝国的广大民众，大概有1亿人至1.5亿人，在这种辉煌的外表下是很不愉快的，甚至是相当悲惨的。确实，帝国内部并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很少发生饥馑、火灾或凶杀；但是另一方面，差不多每一个人的自由活动都受到政府的特别是富豪财产的可怕的制约。对于既不是富豪和官吏，又不是这些人的妻女和寄生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艰苦的、压抑的，而且他们的乐趣与自由缺乏了到了现代人几乎难以想象的程度。”
“有三件事可以来证明这介时期是个普遍压抑的时期。第一件是普通人对政治事件毫无兴趣。他们以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一个接一个觊觎王位者。这些事情仿佛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已完全麻木了。后来，当蛮族涌入帝国时，除了军团外没有人出来抵抗他们，根本没有群众的抵抗。如果民众起来抵抗，蛮族肯定寡不敌众的，但民众没有这么做。这表明罗马帝国对其广大人民来说已是不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了。在奴隶和平民看来，蛮族或许比帝国官吏的蛮横统治和富豪摧残人的劳役，会给他们更多的自戕和更少的侮辱。宫殿的被焚和千里犹面发生的大屠杀对富豪和有教养的人带来的震惊无比给罗马社会底层的民众的震惊大得多。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帝国体制崩溃的情况是从前者的记录中获得的。大量奴隶和平民也许加入了蛮族的行列，他们很少有种族或爱国的偏见，对任何有前途的招募都乐参加，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居民们终将发现蛮族比收税官和奴隶的监工更为残忍。但他们察觉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已错过了进行抵抗和恢复旧的时机。可以用来对同样的结论进行证明——在安敦尼时期，对穷人、奴隶等大多数人民说来，日子已经没法过下去了——的第二个征兆是，帝国人口的日渐减少。人民不愿再生儿育女。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的家庭不能避免压迫。对奴隶来说，连夫妻都很有可能被拆散，因而他们不再对子女产生合理的期望。在近代国家中，人口急剧增长的地区部是农村，在那里，农民都过着不同程度的安定生活；但在罗马帝国，小自耕农和佃农不是负债累累，就是被种种罗网副得成了绝望的农奴，或者被奴隶的群体生产从土地上挤走。”
“第三个证明罗马的繁荣昌盛时期对广大群众来说是非常不幸和严惩的精神压抑的时期的迹象是，新的宗教运动在全国民众中的传播。在犹太这个小国，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是怎样受到因对生活的不满而产生的改善生活的信念的影响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犹太人的思想中形成了惟一真神的承诺和救世主或弥赛亚即将降临的观念。在罗马帝国全境流传的观念和这种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对‘为了拯救我们必须做些什么？’这一问题只有一些乱七八糟很不统一的答案。对今世生活的厌倦，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象到来世；在来世，今生的所有苦难和不平都被消除了。这种来世获救的信念是对付当前苦难的一剂有效的麻醉剂。对永生的渴望早就渗进了埃及宗教，我们已知道，在亚历山大城的埃西斯手塞拉皮斯崇拜中，这个观念就已成了它最重要的部分。地中海种族的那些奥菲士和得墨忒耳神秘仪式再一次复活了，并与这些新的崇拜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神权政治。”
“第二个重要的宗教运动是米特拉教，即对太阳神的崇拜，它是拜火教的发展，源于古老的雅利安人的宗教，可以追溯到分化成成波斯人和印度人以前的印度—伊朗人。在这里，我们不再详细介绍它的神秘仪式了①，米特拉是光明之神，是正义的太阳，在这种崇拜的神龛里，它总是被塑成宰杀圣牛的形象，圣牛的血象征着生命的种子。米特拉崇拜由于吸收了其它宗教的许多成分而变得十分复杂，我们只须知道它大概在庞培大将时期传入罗马，并开始在罗马诸帝和安敦尼统治下广泛传播，这就足够了。像埃西斯宗教一样，它作出了永生的承诺。它的信徒主要是奴隶、苦难的平民和士兵。它在祭坛前点烛、礼拜方式等等方面，它与罗马世界的第三个重大宗教运动——基督教——后来所发展出的仪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也是永生和获救，最初，它主要在地们低微和不幸的人们中间传播。基督教曾被现代作家批判为‘奴隶的宗教’，当时它确实是这样的。它将奴隶和被蹂躏受压迫的人吸收进来，它使他们看到了希望，使他们的自尊心得到了恢复，引导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为正义而斗争，坚强地面对迫害和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