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哲学家伊本·鲁世德（1126-1198）早就说过“人是自然的最大奇迹”，他同时也说，“履行自己的义务，尊重别人的权利”是一种美德。他说，人类具有知识、道德和理性三大文明要素，而现代人文精神的实质也就是文化的自觉、道德的自觉、审美的自觉和理性的自觉四方面，无论是人际关系、种族关系、国家关系还是文明关系，其根本的运动尊则就是这四方面。另一位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870-950）也说过：“通力协作，实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这就是人性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体现，也正是人性的作用导致了我们区别于其它生物的文明的产生。
应该感谢全球化，对商人而言，全球化就意味着全球大市场的形成——尽管这还是一个拥有众多规则和樊篱的市场；对政治家来说，舞台扩大了；对民众来说，世界更加完美；对网络市民来说，他们终于脱离了禁锢已久的众多界限，他们早就是地球村的人了。但我们应该明白一点：人性是天生的，但人性作用下的社会却是一个崭新的进化工程，大自然造就了人类，而我们人类造就了文明社会。
其实上帝交给我们的是一个荒蛮的社会，然后他就休息了，至今还在昏睡。早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我们的考古学家们已经在遗迹发现，我们的是从一个野蛮荒芜的起点开始演化的，而其间的代价则是冷酷无情、滴着鲜血痛楚，可以说，人类的发展脚步就是一条每一个脚印里都流满了鲜血的过程。在古埃及的遗址中，我们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很可能并不是后来埃及人的真正祖先，而且人类学的研究也显示，人类经历了数次大迁徙的过程。而正如这种大迁徙，人类的发展也是一个互相竞争的结果，既有人类与自然竞争的失败导致的迁徙，也有人类群体之间互相竞争和杀戮导致的逃亡。而我们往往注意迁徙或者逃亡的外部原因，却忽略了很多人类群体竞争中的文明进化因素——很多时候，这种大迁徙是一点一滴进行的，许多部落主要还是受到了其它部落的攻击而不得不另寻他地。而在那个时代，部落之间的竞争除了数量上的差异导致的优势外，文明进化的优势才更具有意义——而这种文明优势也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的，这是一种时而冷酷、时而温柔的喜剧演出。
人类文明的进化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习俗的积累和精神的敬畏就是一种，而且这也是人类文明最主要的核心。在石器时代的许多部族中，都存在一种吃掉死者的习俗，这在今天看来无比恶心与令人厌恶，但这在为我们的文明积累着一种心灵的畏惧和企盼。很多原始部落在死者埋葬之前，都要将尸体切割成块，从遗迹的研究来看，很明显死者部落的其它成员吃掉了尸体的一部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出于很多种原因，但归结起来主要可能就是三种：一，吃掉敌人或者俘虏，或者只是把死者当成食物；二，或许是出于对死者的敬仰；三，还有一种可能是继承死者的灵魂和智慧。根据这方面的专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的说法，这是“吃下以示敬仰”。我们应该理解，在那个没有文字的岁月里，死者的精神和智慧是无法保留的，而如果想要继承这种宝贵的精神和才智，在部落人看来，也许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吃掉死者的肉体，因为很显然，死者的精神是“存在于”他的肉体中的。这不是某个个别部族的事例，正相反，雅利安民族是一个向欧亚大陆四处迁徙的民族，从今天的印度到北欧到处都有这个民族的存在，而在雅利安民族向四处迁徙的过程中，考古表明他们就存在这种风俗。如在早已遍布西欧的雅利安长形古墓中，就曾发现与这种野蛮风俗的遗迹。甚至这种风俗在不久前的黑非洲和太平洋一些群岛中还存在过。
敬畏的结果是人们会把一些无法解释得神秘归结为某种神灵，比如巴比伦的马杜克和腓尼基人及世界各地的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神灵，这说明这种敬畏是多么的普及。而这些神话传说还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那就是这些神也许在外形上或者是分诡异，或者与人类一模一样，但无论怎样，他们往往具有人类那样的生活，如这些神也都喜欢争权夺利，也都存在好色之徒，也都存在邪恶和正义等。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依据不同环境下的部族生活，神灵的生活也有所部同，一般而言，定居的民族的神灵，往往和定居社会的人一样会结婚生子，如最早的文明中，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神大部分都是结过婚的，而且有子嗣；但是习惯游牧生活的神灵则对婚姻似乎不那么在意，如游牧的闪米特人的神就不存在这样的婚配。而在缺少食物的荒凉草原上生存的人，神灵往往连生孩子的兴趣都没有，显然，那里的生活过于困窘，养育子女则要花费大笔的代价——别忘了，不同部族的神也有明显的财富差异。
当葬礼和神灵出现后，人类也开始注意到权力的重要，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人类开始走向僧侣政体。而庙宇的出现不但意味着部族或者小型国家已经形成某种意识形态，而且意味着权力体制的形成。“（庙宇）由于是权力的中心，是教育人和告诫人的中心，由于自然就成了到此有止发展的社会的一种知识机构。务农的人和牧畜的人对待庙宇的态度往往是简单而且深信不疑的。神居住在庙宇里，人们见到他的机会非常少，他在人们的幻想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他只要答应了就会降福，他生气了就会降下灾祸；给他敬奉很少的礼物就能与他和解，还能够获得他的仆人的帮助。他是神奇的，无穷的知识和权力，因此人们对他非常尊敬。但是，在僧侣当中，有一些人的思想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水平。”这些“思想远远超出他人”的僧侣也就成了宗教领袖，也即国家的事实领导者，而领袖的出现也就等于权力结构开始成为社会的框架，人们于是开始在越来越繁杂的游戏框架中生活，而且生活也越来越游戏化——领袖开始利用权力牟取私利，人们一边希望继续有人能为他们乞福，一边开始厌恶那个贪得无厌的领袖，但精英们也开始寻找对策，他们逐渐形成一整套思想阶梯体制和依附体制，并且逐渐形成为一种社会思维模式，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直到有一天变得十分不耐烦而爆发革命。
“畏惧长老的传统，男子对妇女，妇女对男子的依恋等情绪，避疫和避秽的期望，借助巫术获取权力的成功的欲望，播种期的献祭习惯，以及形形色色与之相类似的信仰，心理试验的误解等等，综合这一切因素，在人们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东西，使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融入了共同的生活和行动中，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宗教（拉丁词rekigrae，捆绑在一起的意思）的东西。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或符合逻辑的东西，它是根枝交错的一系列的具有号召力的事物和精神和关于神灵，关于所有各种‘必须’和‘不要’的观念。像人的其他兴趣一样，宗教成长发展了起来，综观历史的进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原始人并没有神灵或宗教观念——它的祖先猿类和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更是如此。”
无论是自人类建立文字文明以来，还是从1492年现代全球化开始以来，文明世界就从来也没有建立统一社会。也许，相对而言，蒙古帝国时期对欧亚文明世界算是一次粗糙的统一，但帝国疆域的过于庞大也导致不得不分裂为四大汗国，统一的仅仅是在统治层面的蒙古民族性和帝国名义上归属东方的元皇室。并且，日本，偏远的西欧诸王国、南亚还有东南亚等地域还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这一版图之内。
实际上，全球化的渗透一直也没有停止过，但世界上众多的权力中心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也是建立在一种自然涣散的状态，即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说，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单、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世界。这种暴力和死亡时代越是早期越是明显，“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一种怪事，那就是自我损毁。人巫开始损毁自己的身体。如削去鼻子、耳朵、手指、牙齿等等，这些行为附会着各种迷信观念。今天许多儿童在其心理发展过程中也历经了相同的阶段。在很多地方人们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小女孩生长的某个阶段不能让她们动用剪刀，因为怕她们将自己的头发。动物中不曾出现地任何类似的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割礼也是它的残存影响。”这很明显，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存在一种近似迷茫而又竞相追逐的东西，那就是控制能力——普通个体希望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所以愿意为此付出一点自残性的血的代价；一些社会精英则会去追求权力的永恒，所以愿意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世界各地都相继进入了僧侣政体时代，这时期几乎每个部族中都有部族首领、祭司和僧侣，他们控制着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认知，他们制定统治制度和国家经济政策，权力开始成为时髦追求，各地的原始部族中都有迹象表明那里出现了愿意统治、愿意指挥或充当能解决社会混乱的有人物。
于是，社会开始变得更加残酷，各个政权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甚至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存在残酷的争斗，即整个社会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中。看起来这更像是处在原始社会或者更像是东非草原上的自然世界，人类文字文明中柏拉图、孔子所倡导的理想、仁义礼信完全是一种虚幻，一切所谓儒家社会道德、汉莫拉比严明的法律、国家间和平条约实则只是一种竞争状态中短暂而无奈的彼此制约和妥协的条款，这就是霍布斯所导论出的社会契约，即在共有社会中，每一个人自其出生就伴随一个自然社会契约，换言之，每一个人都有同时存在于两种天赋状态中，就是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相伴而存、不可分割。任何人的这两种状态都需要处在“利维坦”之中——这是一个社会总体权威，拥有对任何人的生杀予夺、对任何人的权利分配的权力，而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强权就是维持社会契约的存在。
“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势。”
霍布斯一个显然的错误就是，他的一切论述显然是以人性恶为当然前提的，而实际上我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而只有手段的黑白。
现代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性利益化的世界。这并不是认为人性有什么改变，而是基于历史文明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竞争和合作的相对进步，对人性中的二元性而言毫无变化。
其实，人性的作用表现为争权夺利中再正常不过了，当战争来临时，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的，都不过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争夺利益的结果。而其实，“战争”无处不在，人们日常生活其实就是时时刻刻处于战争状态——无论你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小人物，还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你都会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竞争，有时这无关公平，而只有赤裸裸的私利和可意的排挤，甚至是恶毒的攻击。在雅典，当波斯人没有大兵压境的时候，那里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也是最文明的城市，但也是艺术最发达的城市，因为艺术的本原其实就是演奏善与恶的交响乐。“当时还没有迎合低级趣味的报刊来向社会报告那些有名的、有成就的人所做的坏事；那些自负的庸人从非常流行的喜剧艺术里找到了许多安慰。当时雅典人几乎全都有对那些外表出众人们进行诽谤的癖好，由于他们的风雅触犯了雅典人的自负，喜剧作家使这种渴望得到了满足。他们对伯里克利和他的朋友不断地和竭尽全力地进行咒骂。他们将伯里克利的像画成头戴头盔的模样，这头盔对伯里克利极其合适。他们又担心伯里克利理解他们的用意，所以又画一个变形、洋葱一样的头当作滑稽的象征，引行许多人发笑。至于阿斯帕西娅的‘行为’自然更成了街头巷尾的人们最乐意利用的谈资了。”
即使是在现代人认为的崇高的伯里克利时期，其实也是如此粗俗不堪，“假如他们真的进入了那个时代的雅典，就会发觉自己似乎置身于与当今低级音乐厅相似的气氛中，似乎置身于当今盛行的报纸所宣染那种氛围中。一阵阵同样猛烈的驴叫似的诽谤，无耻的诋毁，贪婪的‘爱国心’和一般恶劣的言行，会向他们袭来；‘流行的乐调’会无休无止地追逐他们。当人们对普拉太亚和萨拉米斯的记忆已经暗淡，对新的建筑物又逐渐习以为常的时候，伯里克利本人以及雅典的自豪感便越来越不为民众的幽默感所容忍。伯里克利从不曾被放逐过——他在比较温和的公民中的声望使他避免了这种遭遇，但他却遭到了越来越大胆和坚决的攻击。他从出生到死亡都是一个穷人，他可能是最诚实的鼓动者，但这依旧不能使他免于一次盗用公物的无中生有的检举。他的敌人在这方面遭到失败后，便采用了更卑鄙的手段，他们开始将他身边的朋友一一清除掉。”
“从宗教方面进行破坏和从道德方面进行指责，是心怀妒嫉的人们攻击他们的领袖最常用的武器。伯里克利的朋友达蒙被放逐了。菲迪亚斯近到不恭敬神明的指责，指责他竟然敢于在雅典娜女神巨大雕像的盾牌之上，在争战的希腊人和亚马孙人之间，放置自己和伯里克利的像。菲迪亚斯在狱中死去。则伯里克利邀请来的另一个城邦的人阿那克萨哥拉——雅典当时已经有许多诚实的人极愿意满足他们自以为合情合理的好奇199正在发表一些有关太阳和星辰的怪异的言论。他毫不含糊一宣称，世上根本没有神，只有理性这个充满生气的精灵。喜剧作家们忽然发觉他们对宗教怀有浓厚的感情，觉察到了这一深刻甚至危险的打击，于是阿那克萨哥拉为避免被检举而逃亡了。接着便轮到阿斯帕西娅了。雅典一直打算要赶走她，伯里克利处于不得不在这个妇女和这个背信弃义的城市之间作出选择的两难境地中，前者是他生命的灵魂，后者是他曾经拯救、保卫并使其成了有史以来最华美、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城市。他奋不顾身地保护阿斯帕西娅，急风暴雨式的人类热情支配着他的行动，他在针对这件事发表的演讲时痛哭流涕。他的眼泪暂时拯救了阿斯帕西娅。”
“雅典人很乐意看到伯里克利蒙羞耻，但他毕竟为他们服务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一时还不能失去他。这时他作为雅典人的首领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直到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战争。普卢斯城镇此时又开始指责伯里克利——而这种指责几乎与今天报纸指责某个独裁者发动侵略邻居的战争非常类似，普卢斯城镇说他发动战争是因为他觉察到了自己的盛名已经日益下降，因此为了重新积累自己的声誉，而不得不挑起一场战争，目的是让普卢斯城镇的人意识到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既然他自己因为菲迪亚斯为人民所憎恶，又担心会因此受到谴责，所以就竭尽全力坚持打这场当时还没有决定是否进行的战争，燃起了直到那里还一直被压抑着的战火。他希望以此逃避对他的谴责，并使嫉恨的狂热趋于平息，因为他的尊严和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所有重大的事情上，在每一个紧急的关头上，共和国有有将信任寄托在他身上。”
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其实就像是漫长的爱情剧，只要两个人存在，那么一定就会有争吵，当然，他们偶尔也会联合起来——一般来说只有像波斯这样强大的共同敌人出现时才会如此，这如同一对夫妻经常吵闹，但也不妨偶尔在厨房里做爱。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因此变得毫无观赏性，只有令人厌烦的、无休止的争夺和屠杀。而作为商业城市的雅典对这种连绵阴雨式的战争早已感到厌烦不已，因此，他们才不管这究竟是不是伯里克利的原因，他们只想尽快结束战争，而其他权力窥伺者则希望看到伯里克利的下台，因此“一个叫克莱翁的人站了出来，满怀野心地想把伯里克利从其所面的高位上赶下来。”克莱翁装成了“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人”，克莱翁的支持者写道：
你，萨提尔之王……
为什么要炫耀你的无所畏惧，
但却一听见利剑的声音就软成一团；
而弃奔放热情的克莱翁于不顾？
克莱翁还是找到了机会，这就像是克林顿当年抓住了老布什的战争把柄一样，最终成功将老布什驱赶下台。只是不同的是老布什打了一场漂亮的海湾战争，而伯里克利发动的这次远征却以失败告终，克莱翁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一场政治弹劾，“伯里克利被取消了统帅职务，并缴纳了罚金。听说，他的长子——不是阿斯帕丁的孩子，而是他前妻的儿子——背叛了他，而且用恶毒的、令人难以相信的语言指责他。后来，瘟疫夺去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再后来，伯里克利的姐妹和最小的嫡子也接二边三地去世了。当他仿制当时的风俗把收集的花圈放在幼子的尸体上时，痛哭失声。不久，他自己也因染上瘟疫而逝世了（公元前4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