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生肖文化:春牛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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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三、耕犁的演变

犁是人力或畜力牵引的划沟式翻地农具,是古代农具的主要形式,反映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水平,而且犁具的发展变化,又影响了其他农具的发展变化。但是,不管犁具如何变化,都是离不开耕牛牵引的,因此,在谈到牛在农业上的作用时,必须考察一下犁具的演变过程,从而更能理解牛对古代农业发展的贡献。

(一)犁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

有的外国学者认为犁耕是在一个中心地区发明的,然后传到其他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家永泰光,他曾写了一本《犁与农耕文化》,该书系统介绍了西亚、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日本等国的农具和耕作方式,他把东南亚地区的犁分为三种类型:框架犁、印度犁和马来犁,他认为世界犁的起源,原来只有一个中心,即在印度西北部,后来向东、西和南方传播,进而形成第二次起源地,包括三个地区:一是中国犁耕中心,第二是地中海犁耕中心,第三是东北非犁耕中心。不过,上述说法并没有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恰恰相反,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却证实中国不仅是水稻发源地,大大早于印度,而且中国也最早发明了犁具。

考古发现是最好的证据。

在江浙地区的史前考古中,发现不少石犁,基本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小型石犁,全长15厘米,两腰长11厘米,宽20厘米。顶端夹角60度,后为弧形突出,厚1.5厘米,中心有钻孔。在吴兴邱城第四号墓有出土。在上海汤庙、广富林等遗址也有出土,属于崧泽文化中层,介于马家浜和良渚文化之间。

一种是中型石犁,长25厘米左右,后端有方形凹缺或弧形缺口,使两腰如后掠式双翼。在余姚上林湖、绍兴陶堰、嵊县崇仁,嘉兴新篁均有出土。

一种是大型石犁,全长50厘米左右,厚1.5厘米,平面加大,尖锋夹角44度左右,两腰稍微弧出,后端平齐或弧出,中间常有1-3孔。该器出土最多,如杭州水田畈、钱山漾、桐乡石门元帅庙、蔡家坟、嘉兴余新星、黄岩郑安等遗址均有出土。

总之,这些石犁,实为石犁铧,共同点是体形扁平,平面呈等腰三角形,刃部在两腰,其夹角在40°~50°之间,多以片状贝岩制作。背面平直,保留着自然破裂面,无使用痕迹。正面稍隆起,正中平坦如背面,两侧磨出光滑的刃部,有磨损痕迹,中心有孔,1-3个。前锋尖锐,后端稍厚。那么,怎么认识这些石犁呢?

首先,这些石犁是犁具的重要组成部分――犁铧,由于石犁质地脆弱,由软质石料磨制而成,所以它与犁床的安装方法与金属犁铧不同,也就是说,它不能单纯在土中划沟,这样会折断。其安装方法,是先有犁床,床呈三角形平面,大小与石犁相当,然后把石犁放在犁床上,上再加盖一层木板,然后以木钉固定,这样石犁被上下木质犁床包围了,仅留有尖锋和两腰刃部,从而克服了石犁的缺点。这种安装方法的目的,主要是保护石犁,又不失其利刃,因为石犁夹在犁床的夹銎中。

石犁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现,如内蒙古东北红山文化出土一种叶状石犁,山西龙山文化出土一种三角形石犁。传说云南大理过去以羊拉石犁耕作。檀萃《滇海虞衡志》:“羊于滇丰盛,俗以养羊为耕作。”看来石犁是存在的。

其次,石犁的犁架是什么样的呢?从石犁特点并参考民族学资料来看,江浙远古的石犁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石犁铧特征看,已经有犁床设备,该床前端呈三角形,扁平状,但该床有上托,上有盖板,形成夹銎,以便包住石犁,其床要略窄于石犁铧,否则石刃就不能外露了。从石犁大小看,当时的犁是较大的,犁床甚宽,用处是:一犁地面积大,二在水田中有一定浮力。

第二,在有些犁架上,可能已有犁箭设备,这种设备首先是加固犁架用的,其次是犁铧后依的托柱。尤其是有些石犁后端为内凹状,或为弧形,这些缺口处正抵依在犁箭上,使犁铧有一定抗力,保护石犁。当时的犁箭是否还能调节耕地深浅,目前还不得而知。

第三,应该有一根长辕。无论是人挽还是牛拉,都必须有一根犁辕,从石犁较大看出,犁架也是较重的,因此犁辕也是修长的。至于挽拉动力,是人还是牛,目前还难以确认,不过,一人是拉不动的,必须若干人才能拉动,从当时已经普遍饲养水牛看,利用水牛拉犁也是可能的,具体方式可能为两牛抬杠。

此外,关于犁壁是否已经出现,也难以确认。在有些犁铧正面,中央有起脊的现象,其上的盖板也应该是起脊的,即中央高两边低,当破土划沟时,土可向两侧翻开,起到翻耕的作用。战国、汉初的铁犁铧上均无犁壁,但是铧中央皆有突脊,其功能无非有二:一是使铁铧坚固,二是可有翻土之效。

中国史前石犁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否定了犁起源于一个中心的传说法,如同农业起源于世界几个中心一样,在各个农业起源地,都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农具,其中包括犁具在内。中国各地出土的石犁表明,中国也是犁的起源中心之一,具体地点就在长江下游地区,这是同当地有发展的稻作农业分不开的。

其次石犁的出土,把中国犁耕起始年代上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江浙发现的石犁,年代在距今五千年左右,这样我国犁耕之始,既不是起于春秋战国,也不是商代,而是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出现了。恩格斯指出:“有了耕犁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有可能了。”特别是牛耕的发明,“家畜用其力补充人类筋力,它具有极伟大意义的新因素”。这样不仅提高了耕作技术,提高了产量,还以畜力代人力,使腾出的人力从事其他生产,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勾画出犁耕发展的阶段性。

过去一提及犁耕,就想到牛耕和铁犁,其实远在铁犁出现前,还有石木犁和青铜犁,后来才有铁犁,这是犁制改革的三阶段。人们对铁犁、青铜犁无争议,但是有无石木犁阶段就有争议了,事实上,有许多证据证实有石木犁阶段:

第一是文字学资料。《说文解字》:“?,两刃晒也,从木?,象形,宋魏曰?也。”苯就是木质的犁,从木,三角形,两刃,在土中破土划沟。

第二是古文献。《新唐书》卷144,北狄“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

第三是民族学资料中有不少木犁。

以上事实说明,石木犁是普遍存在的,在犁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犁耕的初级阶段。后来所有犁具的产生,都是以原始木犁、石犁为前提的。

(二)犁具的分类

耕犁是比较复杂的农具,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土质有别,生产力发展程度不一,人类发明了丰富多彩的耕犁。因此有多少犁具,是说不清的,怎么分类,也难以找出一个模式,笔者认为有多种多样的分类法,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1.以犁铧质地分类

犁铧是犁具破土划沟的机件,是犁的刃部,无此不成犁。但是古往今来,犁铧最富于变化,形成一定的历史阶段性。正如前面所述的,最早的犁铧是石制的,或者是木制的。对石犁铧我们已有过详述,现在再谈一些木犁铧的情况。如在藏族地区有全木制的犁,从犁铧到犁架全都是由木料砍制的,包括犁铧在内,但是这种木犁适合土地松软的地区,而且是雨后耕作。其在中国的分布地区是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等地,这说明木犁分布相当广泛。据宋兆麟先生提供,在四川木里县俄亚地区的纳西族、西番人、么些人和藏族现在还以木犁耕地,在其犁辕后边有一犁床,犁床向下有一孔,是安木犁铧用的。这种木犁铧两头尖,中间粗,类似枣核状,但细长。尽管木犁铧是由硬木砍制的,但犁地时还是磨损严重,因此每逢下地耕作,必须背一捆木犁铧,一般犁两三条垄就换一个木犁铧。这说明木犁铧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木犁、石犁之后,又出现了铜犁铧,过去曾发现过北朝期间的青铜犁,人们怀疑它的普遍性,从民族学上看,在某些盛产铜的地区,也不排除铜犁铧的使用。木里俄亚地区诸民族就使用铜犁铧,铧呈三角形,有銎,直接安在犁床上,所用犁架为二牛抬扛形制。铁铧在中国出现较早,起初为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当时铁较珍贵,仅在木犁床尖端包一铁刃,故称铁口铧,秦汉时期才使用全铁质的犁铧。以上石木铧-铜铧-铁铧,可能标志古代犁铧发展的三个阶段。

2.以犁辕分类

犁辕是以牛牵引犁具的?杆,以大小而言,有长辕、短辕之分,以数量上说,有单辕和双辕之分。

单辕犁即一根犁辕的犁。我国古代最早使用的车,都是单辕,而车辕来自犁辕。由此推之,我国最早的犁辕也是单辕的。不过,单辕犁也有高低之分,如一般的两牛抬杠就比较原始,而曲辕犁也为单辕犁却比较进步,同样在同一种两牛抬杠中,也有高下之分。曲辕犁也是不同的。

双辕犁是汉代较流行的,由一牛挽拉,所以此类犁较轻便,小巧,而二牛抬杠犁可以拉较大的犁。双辕犁是在犁柱前方安两个并行的犁辕,如同牛架车一样。除双辕犁外,有些耧车也使用双辕,由一牛牵拉,目前农村还有这种农具。

3.以有无犁壁分类

一般犁只能破土划沟,还不能翻土,这种犁只有犁铧,没有犁壁,而有犁壁以后,不仅可以划沟,还能够翻土。因此有的日本学者把犁分为两种:一种是无壁犁,这种犁皆为原始犁,只破土划沟;另一种是有壁犁,是较进步的犁。那么,我国什么时候才有犁壁呢?传统认为唐代陆归蒙《耒耜经》中已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考古发现说明,在陕西等省已出土不少西汉晚期犁壁,而且有单刃、双刃之别,这说明中国自西汉起,已经发明和使用铁犁壁。不过,在不少民族地区并不使用铁犁壁,而应用一种挡泥板,这就说明最初的犁壁是木制的。

4.根据犁架形制分类

这种分法依据犁底、犁柄、犁身、犁辕和犁柱的组合关系,分为五种:

穿辕犁――其犁身下边有一孔,犁辕从上述孔中穿过而成为犁架。认为此举是比较古老的。

印度犁――其特点是没有犁柱,犁身较宽厚,犁辕修长。

曲辕犁――其特点没有犁身,犁辕呈弯曲状,犁辕、犁底和犁柄由不同部件组成,犁底长,犁柄较细。

框架犁――其特点由犁底、犁身、犁辕和犁柱组成,呈四角框架形。

双柄犁――此犁有双柄,上端有横木连接,作为扶手。

上述分类法,缺乏统一标准,使人看了眼花缭乱,看不出各种犁之间的发展联系。事实上,犁具是在人工翻土工具的基础上产生的。古代的翻土工具,大体有两类:一类是耒耜,有些犁就是在耒耜上安辕而成;另一类是锄,包括鹤嘴锄。在犁架出现之后,在锄后边安一犁身,作为扶犁之处,就变成犁了。古代犁都是在这两种基础上产生的,后来又经过许多改进、加工,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犁。

5.以挽拉动力分类

犁的牵引,可以用不同的动力,基本有六种:

人挽犁――以几个人共同挽犁的耕作方式,这是比较原始的挽犁方式,但是在历史上由于缺少耕畜,人挽犁一直未断。不久前在山东、山西汉族地区还有人挽犁,贵州苗族地区也有人挽犁。

牛拉犁――古代最流行的挽犁方式,《旧唐书?敬宗本纪》:“农功所切,实在耕牛。”牛是农业的基本动力。有黄牛、水牛、牦牛、犏牛几种,最初奴使的牛,不大驯服,必以人牵牛,架牛方式也较笨拙,如利用犁杠、梯形柜架等。为了便于牵牛,必穿牛鼻子,戴以牛环,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正是指此而言。

马拉犁――桓宽《盐铁论》:“农夫以马耕载”,“马行则服轭,止则就犁”。不久前在北方、东北等地有用马、骡、驴挽犁者,不用犁杠,而用夹板、套包和犁绳,由一马或两马牵引。但是不够普遍。

羊挽犁――云南大理地区传说以羊挽石犁。

狗挽犁――在东北寒带地区多饲养巨犬,耕地时以狗挽犁。在《点石斋画报》上就曾刊登过狗拉犁的图像。

象挽犁――在《蛮书》卷四中称:“土俗养象以耕田。”傣族传说他们祖先曾以象耕田,具体方法不得而知。

(三)二牛三人犁

在我国古代犁耕史上,有过不同发展阶段,如原始的石犁,战国的铁犁,汉代的二牛三人犁,唐代的江东曲辕犁等等,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二牛三人犁是什么样的耕作方式呢?现在具体进行分析。

《汉书?食货志》:“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这是汉代赵过发明的二牛三人犁,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耦犁是“二牛各挽一犁,二人执犁,一人在前导牛,两犁并行而进,故曰耦犁。”

一种认为是“两犁互相连结,耕作时平行而进”,由二牛挽拉。

一种认为“耦是指合犋的两条牛,犁是犁地的意思,所谓二牛三人是二人牵牛,一人扶犁(一张犁)共计三人。”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头两种是缺乏说服力的,如二牛各挽一犁说,与出土图像不符。同时,当时出土的铁铧较大,且重,一架犁由一牛挽拉力量不够,而多数犁为二牛抬杠式,也证明二牛共挽一犁。所以二牛各挽一犁是不存在的。说二犁组合在一起,如对犁式样,也难以成立,一是二犁难以组合为一体,而且十分沉重,庞大,占地面积大,运转不便,显然与《汉书》所说的“便巧”矛盾。笔者认为把耦犁释为二牛挽拉是对的,但关于三人分工却应进一步研究。

从文献上看,在西南民族地区仍保留二牛三人的耕作方式,例如:

樊绰《蛮书》卷七南诏“每耕田用三尺犁,珞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

《新唐书?南诏传》:“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夷有田,皆种稻,其田作,三人使二牛,前牵、中压而后驱之。犁一日为一双,……约有中原四亩地。”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引《旧志》:“土人多服耕稼,以田四亩为一双。犁则二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

《札朴》卷十:“大理耕者,以水牛负犁,一人牵牛,一人骑犁辕,一人推犁。”从上述文献记载分析,云南的二牛三人犁,有以下特征:第一,为一架长辕犁;第二,由二牛并列抬杠牵引;第三,三人分工是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在中间控制犁辕,一人在后扶犁。其中牵牛、扶犁都是常见的耕作方法,问题是为什么由一人扶辕呢?这是不多见的。

为了理解扶辕人,具体看看民族学家的详细报道:

在云南宁蒗县永宁区么些人地区目前还保留二牛三人犁,该犁由犁梢、犁床、犁辕、犁箭、铁犁铧、挡泥板、犁杠组成,呈二牛抬杠形式。犁梢与犁床为一曲木砍成,犁床长120厘米,其上安铧和挡泥板。在犁床与犁辕之间立安一犁箭,高85厘米,上边以木楔卡死,不能调节深浅。犁衡长266厘米,中央拴绳引辕,该绳长20厘米,辕头上下左右可以移动。犁衡即犁杠,两侧各有二孔,可系绳――牛颈绳,以便拴牛脖子,二牛抬杠是明确的,三人操犁有一定分工:一人在前边牵牛,多站于前边左侧,但现在牛多驯服,不用有专门牵牛人,除非用生牛(刚刚教耕地的牛)才用牵牛人。一人在后边扶犁。么些人多由妇女扶犁,因为扶犁不重,远不及掌辕人费劲,当地有句谚语:“扶犁的是徒弟,掌辕的是师傅。”掌辕者由男性担任,他站于犁辕前边一侧,背依犁杠,双手扶辕,却步而行,他要时时观看耕地深度,防止左右摇摆,拐弯抹角时要协同扶犁者抬转犁架,调头转向。由于犁床与犁辕夹角固定,掌辕人下压犁辕时,犁辕、犁床入土深,反之,掌握人上抬犁辕时,犁铧入土则浅,从而达到调节耕地深浅的目的。这就是古代文献上所谓“中压”、“一人骑犁辕”的目的。这是人们由不能调节深浅向人为调节深浅的重大改进,后来才利用犁箭控制深浅。

在民族学中,还可举出若干二牛三人犁的例证:

首先,是藏族,如云南德钦县巨水村的藏族木犁,犁制比较简单,仅有犁身和犁辕,但犁辕修长,辕与犁杠以皮绳相连,人们可以通过压、抬犁辕控制耕土深浅。在大中甸一、二村居住的藏族,有一种四角框架长犁底木犁壁长直辕二牛抬杠,其形制与永宁木犁一样,辕端与犁杠也以皮绳相连。

其次,是纳西族,中甸三坝乡纳西族的犁制,与永宁么些人,中甸藏族的木犁一样,也通过抬、下犁辕控制耕地深浅。丽江县天红村纳西族的犁也同上,操作时一人扶犁辕,以便控制深浅。

第三,普米族,在宁蒗县、永胜县居住的普米族,与么些人同处,农具工具也基本相同,普米族普遍使用二牛三人式犁耕作。

第四,彝族,在路南县豆里村,彝族使用一种小框架长辕二牛抬杠犁,犁较么些人的犁轻巧,但不能调节深浅,依然利用辕头与犁杠活动式连接方式,通过抬、压犁辕调节入土深度,原理与么些人耕田方法如同一辙。该县海宜村彝族的犁制也是如此。在古代《南诏图卷》中也有二牛抬杠的农耕形象。

此外,大理白族的二牛抬杠犁,虽然已有犁底、犁柱、犁评,能够调节深浅,但是在犁辕与犁杠联结上依然保存古法,人们还可以通过抬、压犁辕调节耕地深浅,1989年笔者在云南大理参观时,还亲眼看到白族用上述方法耕作的情形。

由此看出,二牛三人犁是相当普遍的耕作方式,最初由赵过发明,先在关中地区推广,后来传播到其他地区。唐代南诏地区已应用二牛三人犁,在《南诏图卷》上的耕犁就是这种形式,后来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一直在云南农区使用着。不过,该犁庞大,二牛牵引,适合平地使用,在山地、丘陵地区就不适用了。二牛三人犁是由不能调节耕地深浅,向以犁箭调节耕地深浅的过渡形式,在犁具使用上占有突出地位。

(四)唐代江东犁

从考古资料看,自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所发现的犁,都是二牛抬杠犁,也有一些一牛双辕犁,还没有曲辕犁出现,但是到唐代却发现了曲辕犁,这是中国犁制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古代犁制的定型化,进而得以大力推广。

唐人陆龟蒙(?-881),早年曾任过地方官吏,后来隐居田间,身畚锸,对农具有相当了解,并著有《耒耜经》,对当时的几种农具多有记录,尤其对江东犁记录最详细。陆龟蒙在《耒耜经》中称当时的江东犁由木和铁两部分组成:“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馋,曰犁壁。?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盘。木与金凡十有一事。”上述犁主要产生在江东地区,故称江东犁,其最大特征为曲辕犁,一般又称其为唐代曲辕犁。

唐代江东犁的进步性,有以下几点:

一是犁底、犁?的改进。犁底又名犁床,因其位于犁架的最底部而得名,是犁的基础。最原始的犁没有单独的犁床,而是犁梢与犁床的合一,这是因为犁来自耒耜或锄类的原因。汉代平陆犁已有单独的犁床。江东犁则“底长曰尺,广四寸”,这说明江东犁的犁床较大,平稳,深浅固定,有助于安装犁箭、犁评等设备。犁床前端为扁尖状,以便安置犁?或犁铧。唐代犁铧种类多,分工细,不仅有犁地之铧,还有开沟的巨铧。

二是犁壁设备的完善。犁壁又称犁镜、?土、犁?、挡泥板。原始犁有铧无壁,只能破土划沟,不能翻转耕土,汉代已有犁壁,有单面、双面之分。唐代犁壁又有改进。《耒耜经》记载当时的犁壁“广、长皆尺,微椭”,“壁形下圆”。看来与现代农村用的犁壁无异,具有精制、轻便、定型等特点。壁面有一定捻曲度,既可翻土,又能破碎。唐代为了更好地取装犁壁,犁架上又增加了两件设备:一是策额,它与犁底平行,是安装犁铧和保护犁壁的,二是压?,它下抵犁底,背连策额。

三是调节深浅的规范化。犁耕必须讲究深浅,汉代已有两种方法:一是由一人抬压犁辕加以控制,二是利用犁箭,当然最初的犁箭是加固犁架用的,并没有调节深浅的功能。后来在犁箭靠近犁辕的地方,自上而下穿若干孔,以木楔来调整犁辕与犁床的夹角,从而控制耕地深浅,但还没有犁评。唐代则发明了犁评。《耒耜经》:“辕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为级,前高而后庳,所以进退曰评。”或进或退,有深有浅,使调节深度规范化。

四是曲辕代替长辕。犁辕是牛挽拉犁具的柱杆,其起源较早,由于受车制的影响,我国最初的犁辕都是直辕,有单辕、双辕两种,前者由二牛挽柱,后者由一牛挽拉,较轻便,但不利深翻。二牛抬扛犁比较笨重、庞大,必须以二牛之力,加之犁架庞大,不便在山区推广,在水田地区更加困难。《耒耜经》:“前如程而?者曰辕”。程当曲字解,又作?,《尔雅》释木“下句曰?,上句曰乔。”《经典释文》:“?一本作?,下句即下曲也。”?说明唐代已有曲辕犁。曲辕较长,辕进步,一是长度大为缩短,二是取消了笨重的犁杠,三是总体上轻便化,又节省了挽拉力,二牛抬杠要二牛之力,曲辕犁只用一头牛就可以胜任了。

(五)犁盘、犁索、曲轭的产生

二牛抬杠犁,是把犁杠架于两牛肩上,挽犁辕而耕作,挽拉工具简单、笨拙,但是当曲辕代替长辕后,曲辕缩短,且前方落地,这时已不用犁杠了,而出现了犁盘、耕索和曲轭等挽拉工具。

犁盘是曲辕前端安装的可以旋转的设备,一是使犁辕架空,不直接落地,二可以旋转,便于转弯,三可以套于千斤,以便套以耕索。

原来的牛轭有一个发展过程,分三个阶段:原始的角轭,即把犁杠架在牛角上;进而架在肩上,称为肩轭;唐代架在牛肩上的为曲轭。曲轭的套牛方法是,在犁盘横木两侧各拴一根耕索,耕索前边拴系曲轭,曲轭架在牛肩上,这样以两条轻巧的耕索代替犁辕,又以小巧的曲轭代替笨重的牛轭,《耒耜经》称犁盘长三尺,与曲轭相当,正是它的便当处。《授时通考》卷二十二:“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迥旋,惟人所便。”

不难看出,唐代江东犁,既总结和吸收了汉魏以来耕犁的优秀经验,又有自己的新创和发展,无论是犁架的改善,曲轭的产生,还是耕盘和耕索的发明,牵引方式的改进,都远远超过以往的耕犁,这是唐代江东犁优越性的具体反映。

从历史上看,唐代江东犁比汉魏时期的耕犁有很大改进,如曲辕的采用,犁架的小巧,犁壁设备的完善,调节耕地深浅的规范化,犁盘的应用等,从而改进了牵引方法,不仅节省了人力、畜力,还提高了耕地效率。如果说汉代犁箭的发明和牵牛方法的改进节省了牵牛人和掌辕人,大大解放了人力,那么,唐代曲辕犁的出现,使笨重的二牛抬杠让位于一牛犁,又大大节省了畜力,这对推广和发展牛耕有深远的意义。所以,唐代曲辕犁是我国犁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我国耕犁到唐代已经定型,后来经过宋元明清四代,尽管耕犁也有发展变化,其基本形制并没有脱离唐代曲辕犁的形制。如宋代《便民图纂》、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清代《授时通考》上的牛耕图,都沿用着唐代曲辕犁的形制,发展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