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直至今日的历史中我们却看到，真正破产的恰恰是这种曾让人类激动不已的“世界主义”观念。且不说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论争、战斗（仅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危险的地区皆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之内的“小民族主义”造就的），仅仅是文化的一个小现象的摇滚便暴露了轻视民族主义的一大恶果。鉴于艺术一直是人类和平与大同梦想的最后避难地，对摇滚的这种攻击更令人难以气顺。因此，与这种狭隘相对立，我们应当扩大心胸；同时，更应深入探究这一观念得以产生的缘由。
伯林以他一贯的洞察力深刻指出：“对一个社会的集体感，至少是对其精神领袖的伤害性打击，也许是民族主义得以诞生的必要条件。”④他以法国对德国的打击为例分析了德国民族主义（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主义思潮）得以产生的思想历程，这一分析大体适宜于所有民族主义者的产生历程，包括更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反摇滚者的心理。
其实民族主义的产生也是一种极为矛盾的过程，德国民族主义的产生自有外来的因素，但这种观念的普及也有各个社会中大体相同的原因，即对一种新的归属的追寻。传统统治集团和社会秩序在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中被瓦解，曾经在旧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忠诚”也被“理性化”冲决而失却了对象，芸芸众生在社会及情感上的安全感消失殆尽，所谓“异化”、“漂泊”及“无序”感油然而生。对一种对应于过去程序中的价值观念的需求必然产生。于是，某些人选择“新大陆”以求再生，某些人坚信革命可创造新世界，自然也有些人渴望复辟或所谓“复兴”，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主义一时蔚为大观。
而被指责为使人的归属感受到伤害者，既包括外来之敌、帝国主义侵略者，也包括本国的剥削压迫者或无人性的科层体制、工业机器等等。但对那些没有特殊信仰，不在特殊党派而只剩下彼此共同的传统、语言、版图、历史的多数百姓而言，在一阵阵腥风血雨或浓烟酸雾之后，发现毕竟还有另一个联合体居然越来越明显，而且比其他主义和政党，比革命和启蒙都还来得实在，这就是民族或国家。它终于被视为可以取代教会、王族或其他权威的最后合法领主，使人们在归属感上曾受到的重创得到了平复。（由于现代国家莫不与党派、主义、科层制、工业革命，以至革命、权威等相关，这种“平复”实在是一莫大讽刺。）
这种认同感终于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历史证明这股力量比任何党派、主义的力量都要强大。毫不夸张地说，自１９世纪以来的任何一种历史大变动如果没能得到它的相助，必定已归于失败。然而，这也正说明了这股力量的盲目性，似乎任何一个打着民族或国家招牌的人都可以利用这股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正是民族主义倾向的努力使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得到了确立，所谓“现代化”也才得以起步；而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在２０世纪初的中国以至今日的非洲，反“现代化”的最强有力力量却也是从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比单纯的民族自豪感或排外情绪严谨、深刻许多的民族主义。
正是由于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可塑性，正是由于它是一种“广谱高效”镇痛剂，它之被用于攻击摇滚当不会出乎于对１８世纪以来人类历史稍有了解者的意料，因为摇滚的确可能构成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伤害”（这种“伤害”对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都同样适用，所谓摇滚与儒家传统相背，故而不易为中国人接受的说法并不准确，它无法解释正是在中国，摇滚所受的打击相对而言恰恰更少），但这种伤害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想象的；与其说是针对国家民族的，不如说是民族主义者自我或主动开发的。事实上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有意无意地认识到了这种“伤害”对唤起所谓“民族自尊”的重要性。抛开世界上日渐激烈和复杂化的民族争斗不谈，至少在摇滚之上施加民族主义的压力乃是一种盲目的仇恨，我们可以肯定，一些人出于民族主义立场对摇滚的敌视，无非是通过仇恨而促进相互结合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极大程度上并非因为摇滚这种文化形式能够对一个民族、国家造成多么巨大的现实威胁，而是因为这种欲望本身就是无能和懦弱、自卑的表现，而由这种无能、懦弱和自卑所投射出来的巨大破坏力量，并不具备心理分析知识的人都可以观察到。
这种仇恨或许可以缓解“被伤害”感，或许可以缓解无能和懦弱感，甚至可以缓解负罪感，然而，如同民族主义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目的、一种终级价值一样，仇恨本身也是如此，它可以使人忘却起点。因此纪德才说，“民族主义者有大仇恨，而只有小爱，他无法压抑对死寂之城的嗜好。”⑤而卡尔·波普尔则说：“很少有什么信条比相信民族性原则的正义性制造更多的仇恨、残忍和无谓的痛苦了。”⑥
在充满着生存危机的地球上，民族国家之间的争斗在可见的未来看来是难以避免的，然而非得过于强调你争我斗的观念才是真正爱国？世界大同的理想真的那么虚伪？真心祈求四海一家与鼓吹任何条件下民族利益都有至高无上性，谁更有良心？仇恨使人盲目，一个极为现实的事例便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鉴于至目前为止的现代化过程决不仅仅是经济及社会变迁，而且也必然包括着“文化侵略”或所谓“文化殖民化”的过程，这本身就会引起或加剧仇恨。一旦连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意识到，现代化居然被某些食洋不化者视为“西化”，这种仇恨便更加难以化解。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追寻着一种“必要”的西方文化和“不必要”的西方文化的标准，在每个国家的统治者眼中也都各有自己的一份“黑名单”（其中大都包括诸如摇滚一类的文化产品，其间的差别无非是在有些国家“张榜公布”，有些国家只“内部掌握”而已），然而，如果是因此而走上了反现代化的道路，岂不是恰恰最大地有损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因“文化霸权主义”和“东方主义”之类口实之争而因噎废食、坐失良机不正会遗患后人？
由于仇恨而导致的联合自然使个人的归属感得到了最为彻底的满足，但也是个人责任的最后放弃。一个人的个人好恶尤其是个人仇恨固然可怕，当他放弃了个人好恶而融入民族国家的仇恨时却更加令人生畏，这就是为什么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仇视摇滚者说他个人对摇滚并不反感的原因。但这同时也是今天在南斯拉夫及世界各地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放纵杀欲者的最终动机。这种仇恨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在其中个人却没有别的自由，只有一种毫无顾忌地仇恨从而毫无负罪感地摧毁、破坏的自由（必须指出，在摇滚狂热中，我们也偶尔可以见到类似的放纵，但相对而言，其破坏性和目的与民族主义的“义愤”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这是一种有别于匹夫之勇的“民族力量、国家力量”，是希特勒所赞叹的有牢固“稳定性”（即不会“发挥失常”）的摧毁力。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可怕，爱因斯坦才称其为“心灵麻疹”，而弗罗姆干脆视之为我们时代的乱伦形式和精神错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种族主义乃是比民族主义仇恨更甚的一种姿态。如果说民族主义对其他民族的自决性还有所承认的话，则种族主义乃是在夸大种族对立的基础上对自己种族的极端肯定和对其他种族自决性的完全否认。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范围内，当各民族的利益冲突产生时，民族主义者固然可以坚持自己民族的优先性，但从逻辑上讲，这一立场显然无法消除思想上的“战国”状态。因此，不少思想家为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某一民族或种族从根本上是比其他种族优秀、优等的，他们的目标是更加绝对优先的，优等种族更加接近人类的真正目标。这正是费希特在晚年所表达的思想。在黑格尔的历史国家观念中同样可以觉察出这种倾向。但在黑格尔那里，人们起码还难以划分他究竟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的落伍忧心如焚才具有如此看法，还是真的按照某种只有精英们才能认识到的客观标准才得出结论。
然而，对理查德·瓦格纳这位音乐天才而言，对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位历史的重新归位者而言，甚至对马丁·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而言，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是不容分说、乃至不证自明的。自然，对希特勒而言，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种族混合导致种族退化之类观念更是难以颠扑的绝对真理。可叹的是，虽然希特勒和他的理想灰飞烟灭，但被誉为自由民主希望的美国（和今日的新纳粹）依然死抱着这类据说是从达尔文主义中推演而出的观念。对即使是身处二战前的德国和５０年代的美国的真正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而言，他们所能看到的却并不是这种观念中有什么科学依据或现实凭证，他们所看到的必然是比民族主义者更强烈十倍的仇恨之火，可怕的仇恨之火，疯狂的仇恨之火。因为同民族主义的一定条件下的仇恨不同，种族主义的仇恨将其他族种看成先天的恶魔，它的仇恨所指不仅限于对他构成现实威胁或伤害者，也不仅限于自卑，它可以朝向任何最无辜的族种和群体、个人。它无端地诬其他种族之人为罪恶，视他们为魔鬼，这使得仇恨产生得更加容易也更无负罪感，因为对那些已经被设定为劣等而堕落之人，仇恨成了一种必须具备的姿态。
然而，充满着仇恨和摧毁力的群体不会有片刻的安宁，惟其因为它是“无私”的仇恨，其动力更会源源而来，从而埋藏着毁灭他人他物和自我毁灭的无穷可能。摇滚可能无力制止这种仇恨，然而，它可以揭示这种仇恨最终的结果是对仇恨者自己的不祥。尤其重要的是，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也依然有着摇滚乐手在乞求和平而未披挂上阵，南非和德国的白人摇滚乐手也站在了反种族主义的最前列，表明人类却也并非毫无希望。也许，对消减民族国家种族之间暴戾之气的摇滚不再大施杀手，正是人类和平和未来的下一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