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叙述胜于描写
——解读叶兆言的《闲话章太炎》
题目为什么叫做“闲话”？在这里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1.相对于严肃话题。什么叫严肃话题？首先，章氏是革命家、大师级学者、思想家，讲他这方面的业绩，本应属于正经严肃的话题；其次，又有不轻浮，不是瞎话、胡话的意思。而这里的“闲话”，就是不慌不忙，从容自如，自由、随意谈谈的意思。2.随意谈谈，又接近漫谈，漫谈也可能是正经的，只是不系统，不全面，态度比较轻松而已。3.这里的“闲话”，比漫话、漫谈更随意。
这一点，作者一开头就用不少的篇幅作了交代。首先，引用章氏弟子鲁迅的文章：
章太炎死了以后，鲁迅写文章纪念他，首先赞叹的，不是太炎先生的学问，而是他的革命经历。有一段文字棒得好让人眼红，不敢忘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章氏本为革命家，后来被认为有点落伍了，到他逝世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于把他当学者，而鲁迅则提醒世人他的革命家本色：“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者，并世亦无第二人。”作者用鲁迅这段文字作引子，目的很清楚，为文旨在揭示为世人所忽略者。世人皆以太炎先生为革命家，为学者大师，如果作者单写这些，文章可能就不值得写了。对于举世闻名的大人物，不写他的学问，不写他的革命业绩，写些什么呢？作者觉得章氏在性格上有一种特异之处，他把这一点概括为“名士气”。
什么是“名士”，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辞书上说：有学术名望，而无心做官的学者，这里引申为有学术名望而不拘小节与世俗礼法者。作者所写都是些小节，其意义自然不及写大事，作者之所以要写，原因就在于：
第一，从这些小事中可以见出大人物的个性和精神风貌；
第二，从文章来说，表现一种趣味，既是大人物的趣味，也是作者的趣味。这种趣味，成为本文不可忽略的特点。
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章太炎曾拟模仿明朝的方孝孺故事，身芽麻衣、手执方杖、痛哭于国门，以此哀悼共和的灭亡。后来经一帮朋友的极力劝阻，章太炎才打消这念头。这是一场很好看的戏，此事如果当真的话，它的戏剧性绝不亚于摇着折扇、扇柄上坠着金光灿灿的大勋章，堂而皇之跑去见袁大总统。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从章太炎先生许多事情中选出了这样两件，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笔墨上却不事渲染。这两件事，每一件都是很富于戏剧性的，也是很惊人的。对这样的事情，一般的散文肯定要重点加以描写。但是，这里的文字却简洁得很，除了“扇柄上坠着金光灿灿的大勋章”以外，连一点形容都没有，至于细节、比喻则一概省略。作者是挺有名气的小说家，应该有很强的描写功夫，但全文却基本上都用了叙述。
叙述的功夫，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一篇不取描写和抒情，而以叙述为主，其特点是简洁、概括，就是省略。省略了什么？最起码的就是细节。例如，“摇着折扇、扇柄上坠着金光灿灿的大勋章，堂而皇之跑去见袁大总统。”如果要描写的话，就可以把总统府的森严、章太炎的随意坦荡、袁世凯的惊讶和周围人的诧异，展示一番。尤其是大勋章，大觔章本来就是袁世凯赠送的，如能描写一番，肯定有相当的感染力。但是，作者却回避了这样的渲染。因为作者觉得，不用细节的铺陈、多方面的渲染，也可以构成相当的感染力。感染力不一定从丰富的描写中产生，叙述也能动人。叙述，从表面上来看，和描写不同。描写是在细节上铺陈，不仅是外部细节的铺陈，而且是内在情感的夸张。而叙述，首先就是外部细节的简略，其次是情感的收敛。散文以情动人，收敛了情感，会不会影响文章感人的力量呢？叙述吸引人的力量不在抒情，不在感情的强调，相反，倒是感情的隐蔽。隐蔽在什么地方？在故事中。故事中的什么动人呢？当然，太炎先生的精神是动人的，但不仅是精神，文字也很动人。其动人之处值得深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欣赏下面这一段，写的是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起来的轶事：
囚禁时的章太炎威武不屈，雄风犹在，逢酒则醉，醉了则怒骂，有时干脆在窗壁上遍书“袁贼”二字。这还不过瘾，便在院子里掘树根，挖了一个洞，写了无数诅咒袁世凯的纸条，扔进洞里去烧，一边烧一边大呼“袁贼烧死了”。
这是近乎小孩子的任性游戏。如果纯为小孩子所为，应该是很可笑的，但是，做出这样任性的行为的，并不是孩子，而是大学者，大思想家。身份和行为之间如此错位，就有趣味了，从中可以看出大人物的率性——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行我素，好像别人完全不存在。这里简洁的叙述文字，就是以这样的趣味动人。当然，抒情也是有趣味的，但一般说来，是情趣，而这里的趣味有一点好玩，好笑，有一点诙谐，可以叫做谐趣。阅读，除了学习语言以外，就是要接受趣味的熏陶。趣味丰富了，写作就有了源头。写作的源头并不一定是老生常谈的“生活”，生活只有和作者的情感和趣味结合起来，才有成为文章的可能，和作者的情趣没有关系的“生活”，从某种意义来说不是“生活”。中学生往往为没有东西可写而苦恼，原因不是没有生活，而是没有特别的情趣和谐趣。
在叙述完烧袁世凯名字这件事以后作者插人了一句：“更有趣的是”，作者有意把趣味作为贯穿轶事的线索，这一点在这句过渡性的文字中流露了出来。
但是，本文的谐趣并不是世俗的滑稽、低级的搞笑，它包含着深邃的思想，诙谐得有深度，因为其中有思想的光辉、人格的坚定：
章太炎在世，常被戏称为章疯子。这疯没有任何贬的意思。他被囚时，有人奉袁世凯的命令，送钱给他，他先是一言不发，随后突然站起来，抢过钱往来人的脸上便砸，瞪圆了眼睛大骂：“袁奴滚走。”
这就更能说明本文不太借助细节描写和抒情却仍然能动人的原因，不仅在于趣味，而且在于趣味中有藐视世俗、威武不屈的人格作底蕴。文章后面的两件轶事，更是达到了趣味和思想的水乳交融，更加突出了章太炎的任情率性，甚至是天真。被囚在狱，意欲脱逃，并购得火车票，同仁知其必败，相劝不成，设宴诱使纵酒狂饮，并以骂袁为酒令，结果虽然骂痛快了，却误了上火车的时间，越狱之事，不了了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既视死如归，又天真烂漫的真性情。在强敌面前是一块铁，在朋友面前却如一团棉，吃软不吃硬，心灵不设防。朋友正面规劝不成，便迂回取道，表面顺之，他就轻易中计上当了。其意态之坚定与心灵之单纯形成对比，其诙谐，其趣味，一片天真，不是为趣味而趣味，而是以生命为趣味，在趣味中见出纯真和纯洁。
作者的文字也值得注意，表现大学者，文章少不得用（包括引文中的）一些书面语，甚至古文，如，“大话”、“包藏祸心”、“并世”、“楷范”、“妄断”、“是非曲折”、“谈资”、“称帝”、“故事”（不是现代汉语中“故事”的意思）、“轶事”、“雄风犹在”、“礼遇”、“囚徒”、“太炎殁”、“草一檄文”、“安得”、“谗言”、“倒戈”、“纵饮”、“大嚼”等等。文言词语是比较雅致的，但文章的趣味并不单纯在雅，而在雅俗交融。这得力于文言雅语与现代口语词语的交织，构成了一种亦雅亦俗，雅俗交融的风格。作者用词在口语方面显然更加纯熟，更加得心应手，如，“正经八百（辈）”、“眼红”、“大话”、“这是一场很好看的戏”、“到了章太炎：这份上”、“不过瘾”、“伺侯”、“送了命”、（往来人的脸上便）“砸”、“书呆子兮兮地”、“酒喝多了”、“骂袁也骂痛快了”、“上车的时间也误了”、“干脆”等等。
如果把这些古文词语统统换成口语词语，或者把这些口语词语统统换成古文词语，文章的风格、感染力度就会遭到破坏。
9.谐趣和理趣的交织
——鲁迅《自嘲》解读
关键词语（句）：翻身、碰头、破帽、横眉、俯首、冬夏与春秋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是鲁迅自己的独白，又好像是自画像。在鲁迅的古典律诗中自我独白不仅仅是这一首，《自题小像》（1903年），也很著名：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一幅很庄重的自画像，充分表现自己在国运维艰之时慷慨悲歌的献身精神，用的是强化情感的、诗化的、崇高化的手法。《自嘲》也是一幅自画像，作者和表现对象都是鲁迅，和《自题小像》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一开头，却有些异样的感觉：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这明显不是把自我形象崇高化，不是表现自己的献身精神的，相反，他似乎在说自己运气不好，很倒霉，主观上本想改变处境，求得升腾发达，可惜很狼狈，碰得头破血流。这和《自题小像》相比，反差很大。这种反差不仅在思想情感上、自我评价上，而且在文风上。《自题小像》文风很庄重，可以说是自我的颂歌，而这首诗的文风却是自我嘲弄。《自题小像》用的是庄重的古代汉语，用了一系列经典作品中崇高的典故（灵台、神矢、寒星、荃、轩辕等等），而这首诗里，除了用了一些古代汉语的典雅词语以外，又用了一些现代汉语的口语词语，如“翻身”、“碰头”。口语词语是比较通俗的，古代文言词语是比较典雅的，二者混合使用，给人一种不太和谐的感觉。但这种不和谐之感，并不是鲁迅一时的笔误，而是有意为之的，因为下面两句，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栽酒泛中流。
“破帽”是口语，“遮颜”却是文言；“漏船”是口语，而“载酒”、“中流”却是文言。二者的不和谐更加明显了。艺术要追求和谐，不和谐一般是要破坏艺术效果的。但是读者读到这里，并没有感觉到艺术上的粗糙，相反却有一种奇特的趣味。这种不和谐也是有趣味的，不过这种趣味不是一般的抒情的趣味，而是另外一种趣味，叫做谐趣。在西方，这种谐趣属于幽默范畴。幽默，在语义上，恰恰是以不和谐见长的，这种不和谐，在英语里叫做incongruity，意思是不和谐，不统一，在心理上诱发怪异之感。幽默感就从这种怪异感中产生。在这里，鲁迅利用不和谐，表面上是在嘲笑自己，但并不是真正在嘲笑，而是表现了自己对生活现实的一种姿态：即使如此狼狈，也无所谓。这里的不和谐，不但产生了趣味，而且产生了意味，在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反语。也就是正话反说。这种反语，我们在鲁迅的幽默杂文中经常见到。鲁迅自己也说过，自己在杂文中，是“好用反语”的（《两地书》，1925年4月14日信）。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长妈妈说，太平军把女人放在城墙上，让她们把裤子一脱，敌人的大炮就爆炸了。对这样的迷信，鲁迅说是“伟大的神力”，这当然是不和谐的。这就是反语，不用解释，读者就能调动起自己的理解力，把其中省略了的意味补充出来，领悟出其中的幽默感。
从这些语词中，读者不难感到，鲁迅这首《自嘲》虽然采用的是诗歌体，而且是庄重的古典律诗的形式，但其中的用语和情调，却带着鲁迅杂文的风格。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是用反语，用口语与古典雅语的交织，构成一种反讽的谐趣。
谐趣虽然是这首诗鲜明的风格，但并不是风格的全部。除了反讽的诙谐，这首诗还有一种庄重的深邃：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不是反讽，而是抒情，但又不是一般的抒情，这是把抒情上升到格言，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上了。这两句是如此深刻，以至成为鲁迅精神两个方面（对敌、对友）的概括。这里的姿态就不是无所谓的，也不是自嘲的，而是十分严峻、十分坚定的。这样的语句自有另外一种趣味，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智慧的趣味（智趣），或者理性的趣味（理趣）。
难得的是，这种理趣和前面的谐趣，并不是格格不入的，而是水乳交融的。因为前面无所谓的姿态是反语，而反语的内涵和外延是矛盾的，读者从潜在的内涵中领悟到了其中坚定不移的精神，也就不难过渡到格言式的义正词严了。最后两句，又回到反语的诙谐上来：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除了“一统”略有文言色彩以外，全句几乎全用口头通俗词语。本来，古典诗歌格律产生于古代汉语单音词，严格的平仄和音节限定与现代汉语的双音和多音词有矛盾，但是鲁迅并没有回避用现代汉语的口语词语，相反，倒是明显地回避用古代汉语的词语，例如前面说“漏船”而不说“漏舟”（平仄没有问题），这里说“躲进”而不说“躲入”（平仄亦没有问题），特别是最后一句“管他冬夏与春秋”，则完全是大白话，不但音节上天衣无缝，而且在趣味上水乳交融。这样，鲁迅这首诗不但有反讽的杂文趣味，而且创造了亦庄亦谐的自嘲诗风。
非常巧合的是，周作人也写了以自嘲为主题的律诗，不过题目是《五十自寿》：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