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如果把陆游这首诗中的“不合理”成分改成“合理”的，如：王师北定中原日，地下无知憾在胸。——这就大大地煞风景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毅的第三首诗，该如何评价呢？可以先问问学生：读这三首时，哪一首最动人？哪一首比较差一点？
因为这一首比较理性，以革命为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了人民获得自由——都是有共识的大道理，没有像前面两首和陆游的《示儿》中那样不合理、不合逻辑的语句，诗意也就相形见绌了。
7.花木兰是英勇善战的“英雄”吗
——兼谈多媒体与文本分析的关系
语文教学脱离文本是一种顽症。自从有了多媒体以后，这种顽症又有了豪华的包装，喧宾夺主的倾向风靡全国。不可否认，不少第一线的教师，一方面重视文本，另一方面弄一点多媒体，有把二者结合得比较好的，当然不可低估。但是在好多地方，有一种倾向，就是为多媒体而多媒体。有时技术出故障，声音不响，画面不来，像钱梦龙老师讲的那样：这哪是多媒体，是倒霉体！多媒体本是文本分析的附属，但是，许多时候，文本变成了多媒体的附属。我到一所中学去听课，教师讲《木兰辞》，先放美国的《花木兰》动画片，接着集体朗读了一番，然后讨论《木兰辞》的文本。但这和前面美国的《花木兰》有什么关系，他完全忘记了。他问花木兰怎么样？学生说是个英雄。这花木兰什么地方“英雄”啊？底下想来想去，花木兰很勇敢啊，花木兰会打仗啊……只有一个学生讲：“花木兰挺爱美的。”教师又问了，花木兰回来以后，家里反应怎么样啊？学生说，爸爸、妈妈出来迎接她。某同学你做个样子是怎么样迎接的。就这么样迎接……（作搀扶状）又问，弟弟怎么样？弟弟磨刀。某个同学你做个磨刀的样子。那同学就作磨刀状。完全是机械性僵化的动作，一点欢乐的情绪都没有，完全忘记了人物的心态。就在这嘻嘻哈哈之间，文本中的花木兰消失了。多媒体上的花木兰也遗忘了。
其实，美国人理解的花木兰和我们中国经典文本里的花木兰，是不一样的。不是说要分析吗？分析的对象就是要抓住差异，引出矛盾，没有矛盾便无法进入分析层次，有了矛盾，就应该揪住不放。美国花木兰是不守礼法的花木兰，经常闹出笑话的花木兰。而中国的花木兰，说她是英雄，这个英雄的特点是什么？如果没有具体分析就会造成一种印象：美国的和中国的是一样的。这样，多媒体就变成“遮蔽”了。
我后来总结说，其实在课堂对话中，许多同学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是，有一个同学讲了一句话，“花木兰挺爱美的”。这非常重要，比一般化地称赞她“英雄”深刻得多。为什么呢？它有一种“去蔽”的启示。花木兰的形象可能被“英雄”的概念遮蔽。英雄是什么呢？英雄就是保家卫国的，会打仗的，很勇敢的。我问他们，这首诗里面，写打仗一共几行？“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是不是打仗呢？不像，写的是行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不是打仗呢？还是行军。“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是不是打仗呢？还是不太像，是宿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可以说是打仗了。但是，第一，从诗行来说，何其少也，只有两行，而且严格来说，只有一行。因为“壮士十年归”这一行，写的不是打仗，而是凯旋。然而就是“将军百战死”这一行，也不是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概括性很强的叙述，打了十年，上百回战斗，将军都牺牲了。就这么区区一行，可以说是敷衍性的笔墨，几乎和花木兰没有什么关系。作者想不想写她浴血奋战？她在战争中的英勇是全诗的重点还是“轻点”？为什么作者把战争场面轻轻一笔带过就“归来见天子”了？战争真是太轻松了。这样写战争，是不是作者在追求一种惜墨如金的风格？好像不是。但是文本又不像敷衍了事随便写写的，该着重强调的地方，甚至不惜浓墨重彩。光写这个女孩子为父亲担心，决心出征，写了多少行呢？十六行：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然后写备马（从这里可以感到当时农民的负担是如何重，参军还要自己花钱去买装备），写了多少行呢？四行：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接着写行军中，对爹娘的思念，又是八行；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散散。
这八行，是对称的，意思是相同的，本来四行就够了，但作者冒着重复的风险，写得如此铺张，句法结构完全相同，和前面的四行相比，只改动了几个字，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新信息。奏凯归来以后，作者写家庭的欢乐，用了六行，写花木兰换衣服化妆，又是六行：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如果作者的意图是要突出木兰作为战斗英雄的高大形象，这可真是有点本末倒置了。问题的要害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花木兰参加战争，战斗的英勇却不是本文立意的重点。立意的重点在哪里？许多把精力放在多媒体上的教师忘记了，这个经典文本最起码的特点是，描写了一个女英雄。战争的责任本来并不在她。她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她承担了“阿爷”、“长兄”，也就是男性的职责。这个职责如果仅仅限于家庭，她不过是个一般意义上的假小子、铁姑娘，作为撑持家业的顶梁柱而已。但是，木兰主动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家庭的，而且是国家的。她为国而战，立了大功（“策勋十二转”），作出了卓绝的贡献，却并不在乎，甚至没有表现出成就感，这和一般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光宗耀祖、富贵还乡的炫耀恰恰相反。她拒绝了“尚书郎”的封赏，除了一匹快马以外，别无他求。她要回到故乡，享受平民家庭的欢乐。这个英雄的内涵，从承担起“家”的重担开始，到为国立功，最后又回到家庭、享受亲情的欢乐。文本突出的是一种非英雄的姿态。这是个没有英雄感的平民英雄，是英雄与非英雄的统一。更为深刻的是，她不但恢复了平民百姓的身份，而且恢复了女性的身份。这个英雄的内涵不单纯是没有英雄感的平民英雄，更深邃的内涵是不忘女性本来面貌的女英雄。她唯一感到得意之处，就是成功地掩盖了女性性别：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这些“伙伴”当然应该是男性。“惊忙”两字，不可轻易放过，这不但是自鸣得意，而且是对男性得意的调侃，显示了女性细腻的心理的优越。
这一点，不是以今拟古的妄测，是有历史还原根据的。这种女子英雄主义观念，在当时的民歌中，可能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在北方其他民歌中不难找到类似观念的表现，如《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不过多数女子英雄不像木兰这样与战争相联系，而是以大胆追求自由的爱情，忠于家庭、丈夫，不受利诱为主，如《陌上桑》、《羽林郎》。
第二，本文在写作上，表现了某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该简略的地方可以说是惜墨如金，连花木兰怎样打仗都不着一字，百战之苦、十年之艰，一笔带过；另一方面，该铺张的时候，可谓不惜工本，极尽惶染之能事。这种渲染又不是常见的比喻形容，而是一种特殊的铺张：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几乎没有一个读者发出疑问：马有这样买法的吗？这不是有点折腾？还有：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这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吗？开了东边的门却坐到西边的床上去。更有甚者：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为什么要花上四句？但是，读者的确并没有感到拖沓，原因是这里有一种动人的情调。这是一种平行的铺张，文人作品往往是回避这种平面式的铺开的，文人的渲染更强调句法的错综变幻。而这种铺张能够唤起读者阅读经验中关于民间文学所特有的（可能与某种说唱的传统手法有关）情调。在这样的铺张中有一种天真朴素的情趣，这情趣在南北朝民歌中是屡见不鲜的，如：
江南可采莲，采莲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又如《焦仲卿妻》（即《孔雀东南飞》）：
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
又如《陌上桑》：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这种渲染的特点还在于，全部是同样句法正面的描述，不用比喻，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但是在这种铺张的叙述中，隐含着一种天真的、稚拙的、朴素的、赞赏的情趣。
但是，《木兰辞》与一般南北朝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里的一些笔墨，和铺张是相反的，那就是语言的高度精炼，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前面两句运用句法结构的对称，提高了空间的概括力。万里关山，就这么轻松地带过去了。要不然不知要花多少笔墨才能从被动的交代中摆脱出来。但是，这两句，从形象的感性来说，毕竟还是比较薄弱了一些，后面两句则把对称结构提升到对仗的水准。连平仄都是交替相对的。作者大胆省略了万里关山的无限生活细节，只精选了四个名词（朔气、金柝、寒光、铁衣）和两个动词（传、照）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意象群体，就把北地边声、军旅苦寒的感受传达出来了，凭借其密度和张力，率领读者的想象长驱直入，进入视通万里的境界。这显然不是民歌朴素的话语方式，而是文人诗歌的想象模式的运用。
当然，作者也并不一味拒绝比喻。到了最后，作者居然在故事结束以后，突然一反常态。这很有点令人意外，本来几乎全文都是叙事，从出征到凯旋，几乎没有什么形容，更没有用过比喻。这在全文中是第一次使用比喻，可不用则已，一用就很惊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比喻，有两个喻体，写战争时惜墨如金的作者此时慷慨地花了四行：
雄兔脚朴朔，雌免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这个比喻内涵相当丰富，强调的是，男女在直接可感的外部形态方面本来有明显的区别，可是这种区别不重要，通过化装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以后，女性完全可以承担起男性对于家和国的重担。也许这个意义太重要了，因而经受住了近千年的历史考验，直到今天，“扑朔迷离”不但在书面上，而且在口头上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这就叫文本分析。抓住文本，就是要“去蔽”，去掉一般化的、现成的、空洞的英雄的概念，像剥笋壳一样，把文本中间非常具体的、微妙的内涵揭示出来，原来这个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重构了一种“英雄”的概念，这是非常独特的，和我们心目中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要防止武松、岳飞这些现成的概念造成的遮蔽。
从文化学上来说，这个英雄的观念具有颠覆的性质。汉语里的“英雄”概念本来是指男性，英是花朵、杰出的意思，可是像花朵一样杰出的人物，只能是男性（雄）。把花木兰叫做英雄，词意内涵是有矛盾的。她是个女的，还要叫她“英雄”？不通。应该叫做“英雌”。把她叫做“英雄”，就是改变了（颠覆了）原本的“英雄”的观念。从文本出发，揭示出这个经典文本里“英雄”观念的特殊性，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在《直谏中学语文教学》中说，分析的前提是揭示矛盾，而矛盾是潜在的，我提出用“还原法”来揭示矛盾，才有分析的对象。还原，就是把“英雄”原来的观念作为背景，它是怎样的？写在经典文本中“英雄”的内涵是怎样的？二者不一样，才有分析的空间。这是一种硬功夫。
马克思说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物质放在“纯粹状态”中进行实验。社会科学研究通过科学的抽象，也就是从感性的个别性中概括出共通的普遍性来。这就要求你从具体上升，把特殊的、个体中各不相同的感性的，也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属性排除掉，从无限多样的事物中抽象出共同的属性来，只有具备抽象的想象力，才能把隐秘的矛盾揪出来。
这很不容易。多少人视而不见，就是因为没有抽象能力，没有在抽象中进行具体分析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上课就只能从现象到现象，空话连篇。不会分析，就只能满足于“英雄”的概念到处都一样，而分析就要揪住不一样，这是一口深井，坚持不懈地挖下去，这篇经典深邃的特点，从思想到艺术，就会像泉水一样冒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