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角是爱因斯坦，其他人物都是陪衬。一般地说，陪衬人物都不容易写好，但是本文中的陪衬人物，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像西拉德的天真和激情，罗斯福的沉稳而敏感，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罗斯福儿时的伙伴、经济学家萨克斯博士。他善于公关，当与握有重权的人物交往发生挫折时，精心设计了委婉的进言策略。他不用正面进攻，而是采取了拉开时间距离、讲历史故事的方法。他讲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金）在科学技术上微小的决策失误导致失败的故事。他不让对方在被动中接受（赶紧造原子弹），而让对方进入自己设计的逻辑空白（决策失误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与自己的意图会合。这样就不是说服对方，而是让对方自己得出结论。仅仅一个片段，就充分显示了他善于把握人际关系的特点。一方面是和十分亲密的朋友交谈，另一方面是和一个握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人物交涉，虽然互相能用小名称呼，但是他很会把握分寸，一旦发现罗斯福脸上有了“倦怠和厌烦”的表情，就尊重“政治家的考虑”，主动撤退，但他并不罢休，为了第二次进言，他彻夜未眠，终于用历史故事打动了总统。
把这个片段和爱因斯坦给罗斯福的信相比较，可以让学生感受上层政治人士之间的交流所特有的含蓄和委婉，这和学者之间（如西拉德和爱因斯坦之间）那种直截了当的交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能发现这样的不同，就是一个进步。
5.解读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五坡岭战败被俘。当时，汉奸张弘范做了元军的都元帅，他一再强迫文天祥招降仍在海上进行抗元斗争的张世杰，文天祥把《过零丁洋》这首诗拿给张弘范看，张无奈作罢。
“辛苦遭逢起一经”，辛苦，说的是自己读书还是比较刻苦的，但是自己受到朝廷的提拔，只是“遭逢”而已。这里隐含着自己并没有多大了不起的意思。这个意思，到了最后三个字“起一经”，就更为明显了：自己的学识限于一种经典。中国古代文人中，很少有科举考试的宠儿，能够得中状元的寥寥无几。而文天祥对自己的科场荣誉，并不当一回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已经被俘虏了，和大局相比，一切就都变得无所谓了，都可以放得开了。他心头最放不开的，是历遭挫败的抗战，“干戈寥落四周星”。这里有一些历史实况，可以增加我们对他的理解。
1275年正月，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当时南宋的京城杭州。次年，他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时元军已进逼杭州，他被派往元营谈判，遭扣押。二月底，天祥与其客杜浒等12人夜亡入真州，复由海路南下，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1277年，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妻子儿女皆被执，将士牺牲甚众，天祥只身逃脱，乃退至广东继续抗元。后因叛徒引元兵袭击，同年十二月，在广东海丰县被俘。
以上诸多情况可以作为“干戈寥落”的注解。
从语言上来说，“干戈寥落”和“四周星”，是并列词组，完整的语法结构应该是：干戈寥落如同四周天上的星星。其中省略了的，由读者去自由想象。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两句按照律诗的规定，对仗很工整。句法和上面的“干戈寥落四周星”一样，都是并列词组，省略了两个词组之间的动词。
下面这一联，也遵循了律诗对仗的规范。但从质量上来说，则是千古佳句。“惶恐滩头说惶恐”，前面一个“惶恐”是地名，后面一个“惶恐”却是心情。这样的双关，表明了作者语言驾驭才能的不凡。更不凡的是，后面的“零丁洋里叹零丁”，地名与心情的巧合，居然能在词性、语义和平仄上构成如此工整的对仗，更是难能可贵。这令人想起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前面一句两个地名（巴峡、巫峡）相对，后面一句两地名（襄阳、洛阳）相对，这种双重对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语言驾驭的最高成就。文天祥可能是受到过杜甫这种“四柱对”的影响。但他并不是简单重复，应该说多少有些发展：杜甫驾驭的是两组现成的地名，而文天祥则把两个地名（惶恐滩、零丁洋）转化为两种心情（惶恐、零丁）。
杜甫没有中过状元，他把自己科举失败老老实实地写在诗里（《壮游》：“忤下考功第”）；文天祥虽然中过状元，诗才却远逊于杜甫。他留存下来的诗作，显得才气薄弱，与杜甫比，相去甚远；然而这一联，却给后世以难以望其项背的感觉。
这首诗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也许倒并不是他在技巧上有一种远追前贤的感觉，而是因为下面这两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从表面上看，这两句几乎没有多少技巧可言，就是直接抒情；但是，“丹心照汗青”，还是有球磨的空间的。丹，是红，丹心就是红心；但又不完全相同，最明显的是，不能改成“留取红心照汗青”。古代汉语的传统意蕴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其文化联想是相当稳定的。“丹心”，属古典话语，和“忠心”相联系；而“红心”，则是现代革命话语，属于另外一个体系的文化积淀。“丹心”和“汗青”，当中一个“照”字，用得很自然，不着痕迹。这里有一种光的感觉，不但是丹心的光，而且是汗青的光，二者映衬，在色彩上自然而然构成和谐的反衬汗青的古典意蕴，和“红心”的现代革命意蕴就构不成这种心照不宣的反衬。
这首诗中最具震撼力的，不完全在修辞，而在这两句统一为人格的宣言。但如果没有后面的修辞的讲究，只是一味的心灵直白，人格宣言也可能变得很抽象。这两句有机地统一起来，文天祥的生命宣言就升华为格言了。这是人的最高境界，也是诗的最高境界。
文天祥的诗之所以可贵，不仅因为他的诗，更因为他的人。和我国古代许多天才诗人相比，文天祥的诗才是比较薄弱的，他无法列入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伟大诗人之列。许多天才诗人把生命奉献给了诗歌，以诗歌为生命，为我国古典诗歌史增添了灿烂的华章；而文天祥则是以生命为诗歌，以生命殉国，以生命殉诗。
这样的人，不仅赢得了世人的尊崇，而且赢得了敌人的尊重。文天祥被押送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面对种种诱惑，他毫不动摇，即使面对降元的宋恭帝和当时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亲自劝降，他也一概严词拒绝，就算对方把丞相位置给他保留着，他仍然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忽必烈只好下令处死文天祥，以成全其伟大气节。他死后，在他的衣襟上发现了以下几句话：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他在被囚期间所写的《正气歌》中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相比，一为四言，一为五言，一为七言，可为互文阐释。文天祥反复发出生命的宣言：人生不免一死，但最高的价值，在历史的评价。文天祥的躯体虽然倒下了，但他的精神却升上了历史的高度。不应该忽略的是，文天祥这样视死如归，并不是对生命没有热情，相反，他在青年时代还是一个风流才子。可能是出于“为贤者讳”的善良动机，后代将他有关青楼艳遇的诗文从文献中删除了。从这里也可看出，他的个性是很丰富的。但这一点并不能掩盖他人格的光辉。中国古代大诗人，有这种嗜好的比比皆是，如李白“载妓随波任去留”，杜牧“赢得青楼薄倖名”，至于柳永等人花街柳巷的故事，更传为风流佳话。问题在于，一旦国家有难，是不是能表现出真正的责任感来。在这一点上，不少大诗人留下了遗憾（如，王维在安史之乱中被署伪职，事后以陷贼宫论罪；李白上了永王李璘的贼船，弄到“世人皆欲杀”的程度）。从这一点来看，不论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大臣，还是作为一个诗人，文天祥都不愧为传统文化的精英。
6.解读陈毅的《梅岭三章》
陈毅的《梅岭三章》，一望而知，是表现革命家意志坚定、视死如归的豪情的。一般说，常人都有某种理想主义精神。理想是美好的，但实现理想是要付出代价的，最大的代价，莫过于牺牲生命。杀身的威胁，是对理想和信念最严峻的考验。文天祥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在荣华富贵与艰难困苦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在生与死之间，他选择了死。
本来人的精神和肉体是紧密相联的，肉体消亡了，精神也就无以依附了。选择死，意味着肉体的消亡。但是，革命家把精神、理想、信念看得比肉体更重要，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就有一种大无畏的豪情了。
断头今日意如何？
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他不说死亡，而说“断头”。这里有很多讲究，很值得研究。他是为革命事业牺牲的，为什么不说“牺牲”或者“献身”？把句子改成“牺牲今日意如何”或者“献身今日意如何”，就不够味。为什么？“牺牲”和“献身”是比较概括的，缺乏感性色彩；而“断头”则形象得多了，脑袋断了，当然是死了，也就是牺牲了，但是，比“牺牲”或者“献身”要多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严酷，诗句就带有一点大义凛然的气概。当然，有感觉的词语，并不是只有“断头”，还有“杀头”。说成“杀头今日意如何”行不行？似乎也有感觉，也有凛然意气，但还是不如“断头”。为什么？因为“杀头”带着口语色彩，民歌有云：
杀头好像风吹帽，坐牢好比游花园。
又有：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也有豪迈的情绪，但民间色彩很浓。陈毅号称儒将，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他写的不是民歌，而是古典绝句，是比较高雅的一种诗体。故用“断头”，比“杀头”要贴切一些。
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这已经是革命精神的极致了，但陈毅觉得还不足以表现他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陈毅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不是不信鬼神吗？但在诗歌中，陈毅把迷信转化为诗歌的想象，表现的是即使自己牺牲了，也不甘心，还幻想自己能够卷土重来，取得最后的胜利。这里很鲜明地表现了陈毅顽强而乐观的个性，“招旧部”、“斩阎罗”，这两句行云流水，写得轻松自如，不仅点明他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地位，而且表明他军事家的魄力。
如果在课堂上，有人把这首诗当作作者死了也不认输的坚定顽强的斗志，可以不可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可能忽略了统帅的宏大气概。
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宁死不屈的形象，而是一个军事统帅叱咤风云的形象。接下来一首，“此头须向国门悬”，不说“牺牲”，而说头颜被挂在城门口。其实头颅并不一定就真的会挂在城门，这不过是一种想象，把最可怕、最惨烈的后果都想象出来，但又不是一般的想象，而是带有诗意的想象。把牺牲和献身想象为自己的头颅被挂在城门口，这就构成了一幅壮烈的图景。在这图景中，作者起码是把现实生活中鲜血淋滴的细节淡化了。由自己想象出自己的头颇被挂在城门口的景象，也愈发增添了壮烈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明明是头颅被挂在城门，却偏偏不说“城门”，而说“国门”。其中意味是古典诗歌的规范和古代汉语的文雅意蕴联系在一起构成的。另外，作者不说“挂”，而说“悬”，同样有文言词语的典雅意味。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这两句的想象和前面的“旌旗十万斩阎罗”，思路是一样的，把迷信转化为诗歌的审美想象。明明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就没有任何感觉了，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情感了，但在想象中，他仍然把胜利的捷报当作对自己最好的祭奠。这种想象和逻辑很明显受到了陆游《示儿》的影响，一方面是“死去元知万事空”，一方面还对“王师北定中原日”念念不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理性思维是不允许自相矛盾的，自相矛盾就无法思考问题了。但是，对抒情来说，不但可以自相矛盾，而且越是自相矛盾，感情越强烈。陆游这首诗的好处就在于把矛盾公然揭示出来，明知死亡意味着自己一切感觉都没有了，对个人没有意义了，却仍然把国土恢复的消息当作最大的安慰。
这里的矛盾是理性和情感的矛盾。清朝诗歌理论家吴乔曾经在《围炉诗话》中说到抒情的规律，他把它叫做“无理而妙”。合理的往往是缺乏感情的，感情强烈的往往是不合理的。如果一定要合理，就没有感情可言了。相反，如果明知有矛盾，还是坚持不改，就可能是很有感情了。如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明知是矛盾的，但还是循环不已。又如宋之问《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越是近乡，本应越是欢乐才对，可在这里，越是近乡，却越是害怕，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但这并不是说就不回家了，而是要继续向家乡前进。这在现代诗歌中也有同样的表现，如臧克家的《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是不合逻辑的，不合理的。要让它合理很容易，把其中省略了的东西补充出来就可以了。例如，有的人虽然死了，但他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终生，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里。有的人活着，但因为他与人民为敌，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死了。这样倒是合理了，合乎逻辑了，却没有诗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