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步沙原先只是八步沙丘，不到100年，已经是5.2万亩荒沙了。在这里我结识了六个结伙治沙的农民。他们很少言说，只是笑着，就连额头上的皱纹也充满了笑意，他们的眼神像孩子一般淸纯善良。艰辛的生活与劳作是命运安排的，然而梦想却属于自己。
1994年秋，我第一次走向八步沙时，汽车通行的便道到一道高高的沙梁下为止了。满眼都是起伏的沙丘，像波浪一般推向远方。沙柳、沙蒿柔弱的枝条上积淀着沉重的沙尘，看上去有点迷惘。枯死的裸露在荒沙中的胡杨是灰黑色的，一种典型的缺水死亡症状。
一个干打垒的院落就是八步沙农民造林站。1981年，眼看着流沙就要把这一片家园统统掩埋时，六个农民相约承包了这5万多亩荒沙，为此他们动用六户农家所有的资源，从鸡、羊到粮食、种子。他们下了狠心：吃在沙窝里住在沙窝里。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治沙，兴许我们还能混到死，可是娃娃呢？他们没有立足之地啊”！他们把自家的牲畜拿到市场上卖掉，再换来一点点草籽和小树苗，一粒粒种子数着播种到沙地中，抱着一根根树秧子就像抱小孙儿一样抱到沙丘旁，再用惟一的一辆毛驴车拉来水，一边浇地一边喃喃祈祷：“天老爷啊，你先别刮风别起沙……”他们特别要我看看一种叫做花棒的沙生植物，它所需的水分极少，一丛绿色伸出若干长长的枝条，枝条上花儿一朵挨着一朵，花色众多，或白或红或紫，轻盈而艳丽。我去看时，一大多已经凋残，却还有一丛花棒依旧鲜活在夕阳下。老人说广这是特意等候远客呢！”农民也爱花，风沙线上苦苦挣扎的农人，当亲手播的种子开出花朵时，他们惊讶地互相用眼神询问这不是梦吧？不是梦，是梦想开出了花朵。深秋时，当花棒枯千，便是小心翼翼的收割，打成捆，用毛驴车驮到县城里，卖给人做燃料，也可以拌和在黄泥中成为遮风挡雨的墙。也就是几毛钱一斤，却一分一分地数好、包好。这是他们惟一的经济来源，不能吃了喝了，来春要买种子，一把种子三根树苗，八步沙不也多一点绿色吗？13年寒来暑往，六个农民在3.8万亩荒沙地上种了草种了树固定了沙丘。“还有1.4万亩。”他们沉重地告诉我，“要打上个井就好了，八步沙有了自己的水，再种上一些好的乔木，那才叫真正的的防护林！”我把打开的采访笔记本合上了，这是一次我从未碰见过的访谈：被采访者一共就说了几句话，他们总是笑着，是那种乡亲看着远行归来的游子的笑。然后就是走路，在5.2万亩荒沙地里走，在没有路的沙丘间踏着他们的脚印，我仿佛在溯源寻根，那是一些很小的草，但它们活着，草长沙静，明年春天就变绿了。
被感动的又何止是我呢？1998年我再访八步沙时，他们已经拥有一口深井了，是县政府出的钱，从井里打出的水淸冽冽的。我和六个农人就坐在井边，看着并，听着流水声，抽着他们用旧报纸手卷的烟，香啊！2000年我第三次去八步沙，是因为在凤凰卫视拍摄的《穿越风沙线》专题片中，我应邀与杜宪一起主持节目。昨夜的雨适时地染绿了八步沙，那个干打垒的院子已经空空荡荡了，八步沙农民造林站以国家修路所获得的补偿盖了新的砖瓦房。但我和杜宪及摄制组一行却迫不及待地去寻找六个农民最早的住处一个挖在缓坡上的土窑洞。洞口有几块石头，那是架锅烧饭用的，从洞口弯着腰进去，窑洞里铺着厚厚一层沙子，角落里有一只已穿烂的鞋子，它是在等待主人归来吗？不足3平方米，六个农民就在这里度过了他们最初的拓荒岁月。
八步沙的这六个老汉，现在有的去世了，有的眼瞎了，有的已经不良于行。1994年时，其中的两个老汉带着四个接替父辈重担的年轻人长相厮守，他们的名字叫张润源、罗元奎、程海、石银山、贺中祥、郭万刚。如今，52万亩荒沙地已经全部变绿了，当年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星星点点的绿色，如今已成为大片的苍翠。六个农人又承包了另外一片万亩荒沙。面对电视台记者的询问，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慈祥的笑，然后便去张罗煮土豆，招待我们吃午饭。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理论，却充满了行为的高尚。守望，在很大程度上是思与行。八步沙的从荒沙中开辟出来的那一条小路，在默默无闻时使我想起了对本源的接近，荒沙与草木，生存和水，生存话题在删除繁冗之后原来是简单的：哪里是我们子孙的立足之地？
和八步沙不一样，在马路滩林场看见的是高高的防护林，挺拔秀美的杨树一列列、一层层面对着腾格里沙漠。此刻，夕阳下对峙的双方都是平静的，因为没有风没有沙尘暴。我在林带与大漠之间漫步，橘红色的夕照从沙丘间铺陈到林地上，时光闪烁着暂时的平衡。可是身临其埦的人面对如此浩瀚的沙漠之海，怎能不惊心动魄？1993年的黑风暴席卷马路滩林场，因为防护林的阻挡，损失还算是最小的：卷走60只羊，水渠被沙埋，400亩甜菜死光了。那正是开花时节，从果树上刮下的花蕾则难以计数。
没有水没有绿色，就没有风沙线上的―切无论如何，马路滩林场还是幸运的，在西部国营林场的生存危机中，它得益于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及充足的日照条件，被列为林果良种试验场。在加大投资之后，打井、修渠、筑路，又营造了20多万株防护林，并且引进了美国蛇果。1994年，我见到了河西走廊第一只美国蛇果，那一年共挂果三只被人偷吃两只。苹果园旁边是葡萄园，刚刚搭好水泥棚架，正虚位以待千丝万缕的藤蔓缠绕。
6年后我再到马路滩林场，正在收获蛇广果，手扶拖拉机上时有红艳艳的苹果掉下，捡起，用手一擦便大嚼。葡萄园里酿酒的紫葡萄层垒重叠，就连冷气森然的水泥架，也多少显得有点温情脉脉了。是夜，吃老玉米，饮凉州葡萄酒，听职工诉说国营林场的艰难，不禁浮想联翩。林场职工的生活状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住50年代的房子，吃60年代的饭，干90年代的活。因为发不出工资，他们一方面继续造林护林恪尽职守，同时种块地糊口，或者从农村老家背粮食到场里吃，替国家干活。几乎所有的林场都在为活命而煞费苦心，而林场最基本的职责：在沙漠边沿种树护林，已经无从说起了。他们的困惑是：种了几十年的树，护了大半辈子林，到头来怎么连饭也吃不上，怎么忽然就没有人管咱们了呢？没有人管种树的护林的，谁还去种树护林呢？没有树没有草没有林子，河西走廊不就毁了吗？
看来，生态效益的社会补偿已经到了非立法不能解决的时刻了。而对河西生态的忧患之深，莫过于那些正在为生计发愁的林场工人。即便在林场的小环境里，可以暂时种一块地、种一个果园，但假以时日，原先的防护林老化了，当沙漢再一次逼近，这个不思进取没有扩大绿洲的弹丸之地，也只有荒漢化这条绝路可走。
这是河西的又一种忧患：面对绿色的河西人经过几十年惨淡经营，已经基本封住了河西走廊的800个大风口，面对这些来之不易的防护林和沙漠植被，是继续守望、培育呢，还是弃之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