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下游河段东高西低的地势，导致河曲众多，夏秋漫溢，泥沙沉积，水灾不断。1038年为治理苏州河开凿盘龙江，1061年再凿白龙江，这一段苏州河便有了新旧之分。新江即今苏州河，旧江临青龙镇因非主流河道而更加束狭，成为岔流，渐堙，大船无法进港。到元朝末年，青龙镇已不能停船，到明代萧条沉寂。
一个港口的命运就是一条河流的命运。
或者说，总是江河流变决定着大地兴衰。
青龙镇衰落时，上海镇兴起了。
上海镇位于青龙镇下游苏州河南岸，因东临苏州河的另一条支流上海浦而得名。上海浦是天然港湾，比青龙镇离海更近，南宋初年，上海建镇，设市舶务。1291年，上海建县。《上海县志》载，宋初诸番市舶直达青龙镇，后江流渐隘，遂于今县治登岸，故称“上海”。
苏州河的淤积主要在下游，上游昆山青阳港以西江面仍然宽阔，而下游河段有的宽仅50米，太湖人海排水已经十分艰难了，谈何海船来往、千帆竞发？1287年，开浚太仓境内通海河港，太湖水由浏河人海，自此，浏河成为太湖的主要人海河道、太湖地区的出海航道，一河兴则海事兴也。元代的漕运航路在江南开辟过三条，均从浏河口刘家港出发，刘家港临江水深可泊万斛之舟。明时永乐，宣德年郑和下西洋，均从刘家港出发，时称“六国码头”，其通商外贸地位，显然已超过当时上海县的上海港。太仓的迅速繁荣从一开始就埋伏着水文地理上的危机：由于浏河口长期受海潮顶托，口门外形成了一条绵亘10多里长的拦门沙，刘家港的繁荣不是可持续的繁荣。
其时，上海港依然在等待中。
上海在走向繁荣之初是不急不躁、小心谨慎的，上海需要时间，上海在创造自己的过程。
上海港的再度兴起，并为以后的大上海奠定格局的，却是因为15世纪初黄浦江的开浚。
黄浦江，古名黄浦，传为楚春申君黄歇开浚，故又名黄歇浦、春申江，明初称大黄江面甚窄，阔不过“尽一矢之力”，约50黄浦江原是苏州河下游支流，至70米。元代中叶以后，两岸涨淤沙滩，长芦苇，农人纷至沓来拓荒耕种，河道更形瘦小。明代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开范家浜接通大黄浦，淀柳之水自南而北通流人海，水量充盈江面宽阔，并吞了上海县城东南的上海浦，范家浜从此不再与闻。自此，黄埔江成为太湖的主要人海水道，反客为主，历史悠久的苏州河成了黄埔江的支流。无它，乃黄浦江之年轻活力也，对江河而言，这也是常有的相互袭夺的一种，此一时彼一时也。不过，关于黄浦江的崛起，必须要指出这里的人为因素，人在审时度势之后巧妙而合理的开浚与取舍。
15世纪初至21世纪初的500多年的历史证明：黄浦江的开浚与治理，是上海水利史上彪炳千秋的伟大事件。上海人啊，你要感谢黄浦江，黄浦江的开後者。明正德16年即公元1521年，苏州河继续淤塞，又有李允嗣率领民工废弃苏州河下游故道今上海虬江路一线拓宽宋家港70多里河道，引苏州河水在陆家嘴汇人黄浦江。
至此，黄浦江的地位确立，波涛汹涌之下，上海的通海之利、水陆要津的地理优势，已经无有竞争者。在明代，便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手工业中心，上海地区人工手织漂染的土布先是“衣被江南”，后来“衣被天下。到康熙24年即1685年，上海设江海关，黄浦江中涛声拍岸、桅樯林立。资本主义兴起的欧洲为了寻找市场，已经把目光瞄准了上海，当时上海人口为20万。1843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上海为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此上海有租界出现，到1915年，租界范围北至虹口公园，南到十六铺、旧城及肇嘉滨，东临今复兴岛一带，西及徐家汇、中山公园，面积达46平方公里。
炮舰与侵略的战火之下，中国的国门被轰毁，然后是无奈的洞开，欧风美雨不可阻挡地登陆上海，也使上海成为中国率先走向世界的先锋都市。
无论你以什么样的目光看待上海，无论你对上海有多少成见，上海都是近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的一面镜子。
1843年以后，“地处长江人海口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这里的近代文明最为发达，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宣扬西方近代文明的模特，和特大橱窗。许多中国人的近代知识和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追求与向往，大都是从这里开始的”（《长江文化史》第1212页就此而言，19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干德利在《中国的今昔》一书中说得更为直白：“上海的工部局是在中国最好的宣教士。这意思是说，上海的外国租界是一个实例，阐明西方文明的优点。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由帝国他处去过上海，他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建筑、电灯或瓦斯灯，他们可以看到机器、自来水、电报、电话、轮船、公园。他们在这里得到的印象，必然多少带到内地去。上海如此，香港也如此。
干德利所言甚是，康有为便是“成千上万中国人”中的一个。游历香港后，康有为感慨道：“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戊戌变法》第4册第115页）1882年，康有为途经上海小住，见“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求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戊戌变法》第4册第116页）自此，康有为“大讲西学，尽释故见”。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毫不掩饰地崇洋、时尚；它既让人惊讶、艳羡，也让人忌妒；但生活在上海的人，从扫马路的、倒马桶的，一直到商贾巨子、名人阔佬，无不以上海为骄傲：“阿拉上海人！”当150多年前，英国人从黄浦江登陆上海，他们一眼看中的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濒吴淞口的风水宝地。大英帝国的领事馆即落户于此，英租界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展，可以说这是外滩之初，也是近代上海之开始。从开埠初期低层“卷廊式”楼房，到后来欧洲古典建筑的纷纷拔地而起，上海外滩是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最早进人中国人视野的、最具震撼力的西方文明，便是这里的近代建筑群，与之交相辉映的是近代化的市政设施。
1856年，苏州河上第一座木质桥梁建成，时名韦尔斯桥，是外白渡桥的前身。1876年，苏州河河南路桥北堍，建造了中国最早的火车站，以及第一条营业性铁路一一淞沪铁路。1879年，发电照明技术传人中国。是年4月，外商在上海虹口的一座仓库里安装了一台10马力引擎发电机运转成功，一个月后开始发电照明。这是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电灯。1882年7月，英国商人在乍浦路成立上海电光公司，开始架设路灯，1883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收回自办，三年后扩大发电设备和电灯用户。先是上海的老板、买办开始换灯，一时以家有电灯为荣。然后是“戏园、酒馆、烟室、茗寮，更无不皎洁当空，清光璀灿”。有诗为证：“申江今作不夜城，管弦达旦喧歌声。华堂琼宴照夜乐，不须烧烛红妆明。”（《长江文化史》）
1881年，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1883年建成自来水厂并供水，除供给英法租界外，也供附近居民饮用。“激清扬浊，人皆称便。”（《谭嗣同全集》下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到的“德律风”，很可能是中国有记载的关于电话的文字之始。传人中国的时间其说不一。《招商局史》称，1875年，招商局延请英国工部局架设总局至虹口码头的电缆，是为中国电话线路之开始。1882年，上海有两个电话交换所开始通话、营业。
1877年，上海从日本引进人力车，时称东洋车。
1903年，上海引进汽车3辆，1909年增至156辆。说到汽车，还要说到英国领事馆旁边的理查饭店，其建筑造型如一艘船，出人这当时上海最时髦饭店的是三种人：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中外空手套白狼高手、大骗子。理査饭店里有一个招待叫周祥生，伺候这三种人，因为机敏勤快，得了不少小费，终于从买得一辆二手车开始，成为上海最早的出租车大王。
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成立。
“当五光十色的西洋近代文明和物美价廉的各种洋货输人通商口岸或内地，立即使停滞状态的中国传统和农业文明相形见绌。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人们追求与模仿西洋文明，刺激着人们改变生活习俗，逐渐形成尚洋、趋洋和崇洋的社会风气。”（《长江文化史》第1223页）
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地区的尚洋、趋洋、崇洋到了什么程度呢？“凡物之贵重者，皆谓之洋。”陈作霖在《炳烛里谈》写道：“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莆，挂灯曰洋灯，火锅曰洋锅，细而之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曰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洋乎洋乎盖洋洋乎？”欧风美雨的冲击，已经是摧枯拉朽一般了。
可是假如没有这样的摧枯拉朽，这腐败的老大封建帝国，又怎么能革故鼎新呢？事实上尚洋崇洋的不仅是上海城里的官僚、买办、有钱人，就连孤悬海上的崇明岛，笔者还记得儿时乡下的殷实人家，也已经好为洋货了，如洋布、洋灯、洋伞、洋油、洋火等等，均已进人农户。笔者家贫，洋货者惟火柴耳，时称洋火，但必须省俭着用。
舶来的近代文明的潮流，使上海又一次站到了中国历史的前沿。一方面它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产物，同时它又成了“改造中国社会封闭、落后状况的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近代化的前景”（《长江文化史》第1225页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加上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激战及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廷真正感受到了何为“内忧外患”。是有“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兴起，历时30余年，能不能说这30多年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次尝试呢？
长江流域一带，首先成为洋务运动的基地。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立军械所，揭开了中国军事科技的序幕。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奏设江南制造局，是继安庆之后近代中国的第二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除了仿制洋枪洋炮，还附设翻译馆，翻译介绍西方的书籍。
1865年，南京创办了金陵制造局。1875年以后，湖南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相继设立。这些纷纷出现并制造出来的枪炮，以及军事工业，“为近代中国迈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时代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长江文化史》第1229页）上海早已是灯红酒绿了，但不能据此说，上海从来就是醉生梦死的。
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国耻，催生了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长江流域一带，尤其是上海，则成了前线要冲。
维新时期的上海最突出的变化是报纸风云。
1895年，上海“强学会”成立，张謇、陈三立、章太炎、汪康年、黄遵宪为始作俑者，启发民智，宣传维新。
1896年4月，梁启超抵上海。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梁启超统领笔政。
创刊第1期的《时务报》上，梁启超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以“通塞”论世界列国之强弱，并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作法，使人耳目一新：“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者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大上海有了新的文采、新的声音了。
《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更是以其蘸着满腔热血的文字，呼唤中国之变了：“法何以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不到半年，《时务报》行销一万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市民、官员争相传阅《时务报》。乃至主政湖北的张之洞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认为是“中国创始的第一种有益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