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禅宗是什么:胡适谈禅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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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中国禅学的发展(3)

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踞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见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4世纪后的生公。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5世纪(470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520年始到,不确。按:520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年造,520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470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须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做“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入”,就是从实行入的,内中又分四项:

第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第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第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定。

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中的“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参见唐僧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民国二十年北平校刻敦煌写本。)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讲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是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3世纪到4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5世纪前半,出了道生这个革命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个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出来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本《涅盘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具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当宋齐之际,从南印度来了一个和尚菩提达摩,先到广州,后又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讲过:他受空宗的影响很大,所以抛弃一切经典,只用一部南印度的小经典《楞伽经》四卷来教人。这是一个苦修的宗派,主张别人打我骂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谓“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前生造下了冤孽。他的禅法也很简单,谓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等一”,便是得道。故他们在行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传来的叫化子教他们过着极刻苦的生活,如达摩弟子慧可所传的满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食”。再传的满禅师,“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覆,常行乞食”。

在贞观十六年(西元642年),满禅师于洛州南会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曰:“天下无人,方受尔请。”这个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风头,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里对这派曾这样说过:“人非世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为痛矣!”但当7世纪时,此宗风气渐变,刻苦独行的人不多,渐趋于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又说他们“诵话难穷,励精盖少”。他们为一部《楞伽经》作疏或钞(钞即疏的注解)。共有十二家,七十卷之多(也见道宣的“法冲传”)。可见这时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头陀的风味了。

到8世纪初,正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的时候,湖北荆州府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声誉甚隆。武后派人请他到长安(约701年),既来之后,便往来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朝野尊崇,号称“两京法王,三帝(按:谓则天帝,中宗,睿宗)国师。”他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纪元706年(武后死的次年),谥大通禅师,当代人手笔张燕公(说)为之作碑。今日我们知道他的传法世系是: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第一次便发现于这个碑文里。但与道宣在“法冲传”内所记的不同,不过因为神秀地位极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确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义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义福死于736年(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谥大智禅师;普寂死于739年(开元二十七年),谥大照禅师。严挺之作《大智禅师碑》,李邕作《大照禅师碑》,都用了上列的传法世系。所以从701[年]到739[年],这四十年中可以说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势力全盛时代。

据最可靠的材料,神秀并未着书;现在伦敦及巴黎所藏敦煌发现的写本中,有“五方便”一种;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义仍接近印度禅的渐修。如玄颐《楞伽人法志》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神秀临死时的遗嘱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张说所作碑文上说:“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递为心要。”这可证明他的禅法仍是近于印度禅。普寂的禅法,据《神会语录》及《坛经》上说:“凝神入定(止),往往心净(观);起心外照,摄心内证。”

也可证明神秀教义之一部。

当普寂、义福的气焰方张的时候,开元二十二年(734)河南滑台(即今滑县)的大云寺来了一个神会和尚,他居然大声疾呼要打倒伪法统,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师是他的老师岭南慧能。

原来在7世纪末8世纪初,中国另发生一个浪漫的大运动,使中国佛教又起一个大革命,革命的首领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广东佬,神会口中所说的慧能和尚。自从7世纪晚年,弘忍死后,他的两大弟子,神秀就称为北宗的大师,慧能也成为南宗的大师。慧能是广东新州人(现在新兴县,在高要的西南),他住过广州,后来住在韶州的曹溪山,故后人皆称为“曹溪派”,又因为他在最南方,就称为“南宗”。他所提倡的一种革命的教义也就是“顿悟”,他是个不识字的人,靠着砍柴过日子,他的成功全靠自己大胆的努力。他死于713年(开元元年),留传下来的只有《坛经》一书。这书也经过了许多变迁:民国十五年(1926)我在伦敦看见的敦煌唐写本,约一万二千字,可说是最早的一个本子;去年(1933)在日本看见的北宋初(970年,宋太祖开宝间)的《坛经》,分两卷,已加多了二千字;明本又加多了九千字,共计约二万四千字。但这部法宝《六祖坛经》,除“忏悔品”外,其余的恐就是神会所造的赝鼎(按:可参看《神会和尚遗集》卷首的“神会传”)。慧能的教义可分几点说:

一、自性三身佛

他说:向来劝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劝你归依自性三宝。三宝都在你心里:归依觉(佛),归依正(法),归依净(僧)。这是自性的三宝。他又说:向来人说三身佛;我今告诉你,三身佛都在你自己色身中:见自性净,即是清净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万法,即是自性千万亿化身佛;念念善,即是自性圆满报身佛。他又说:我本性元来清涉,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后人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是此义。此义还是源于“凡圣等一”,故人人都可以顿悟成佛的。

二、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自性自度;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法门无边誓愿学——自心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自悟即佛道成。

三、无相忏悔

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四、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摩诃”之意即是大,所谓“性含万法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般若”之意即智慧,所谓“一切时中,念念不忘,常行智慧”;“波罗蜜”之意是到彼岸,所谓“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即名到彼岸”。

五、反对坐禅

他说: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他说“一行三昧”,就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若坐不动是禅,维摩诘不合诃舍利弗宴坐林中”。(这是《维摩诘经》的影响。)神会,襄阳人,约710年(睿宗景云元年)到曹溪见慧能。在慧能死后二十一年,即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他才到河南滑台传道;到现在1934年我们来讲他,恰好是他整整的一千二百年纪念。那时他在大云寺大会上当众宣述南宗的宗旨,说当时公认的传法正统是假的,大胆指斥普寂“妄竖神秀为第六代”;他说当初菩提达摩,以一领袈裟为传代法信,授给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所以我们才是正统,有传法袈裟在韶州为证。他自己称说这次在河南“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是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现在普寂妄称自己为第七代,把神秀称为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对!或曰:普寂禅师名望盖世,天下知闻,如此排斥,恐与身命有关。他说:“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岂惜身命?”他更进一步说,神秀在世时,因袈裟在韶州慧能处,所以不敢自认是第六代;乃普寂竟让同学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当时普寂尚在,但也没有人出来否认,可是神会也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人问他:菩提达摩以前,西国又经几代?他可没有预备,信口答出“八代”,并且还把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误作一人(见前讲)。至天宝四年(745),神会到了东京(洛阳),在荷泽寺继续“定南宗宗旨”,继续攻击神秀、普寂一派的“北宗”为伪法统,定慧能一派的“南宗”为菩提达摩的正统。他提倡顿悟,立“如来禅”,破北宗渐教的“清净禅”。其实,平心而论,真正的顿悟是不通的。如姜太公钓鱼,被文王任为宰相;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按:此两事,神会语录中常举作“顿悟不思议”的比喻)。乃至李白之斗酒诗百篇,莫不是积了数十年许多零碎的经验,蕴蓄既久,一旦发挥出来,所以“顿悟”云云,往往也须经过“渐修”;不过因他是年过八十的老头儿,状貌奇特,侃侃而谈,就轰动了不少的听众。其时义福、普寂都已死了,在生时似乎是不理他,死后他们的徒子徒孙,眼见他声名日大,而且绘出图像来宣传他所造作的楞伽宗法统史,公开地攻击北宗法统,说来动听感人,于是普寂一派人只好利用政治势力来压迫神会。天宝十二年(753),遂有御史卢奕上奏,弹劾神会,说他“聚徒,疑萌不利”;朝廷就把他赶出东京,黜居弋阳(在今江西),又徙武当(在今湖北均县),又移襄州(在今襄阳),又移荆州开元寺,苦煞了这个八十五六岁的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