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禅宗是什么:胡适谈禅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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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禅学的发展(2)

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的锁开开,打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到里边。等他儿子进去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有贼!’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急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太太听到,就叫丫鬟掌灯来看衣服。刚一开开柜子,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鬟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

富人家发觉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在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得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掀髯微笑道:‘你此后不愁没有饭吃了!’像这小贼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上面两个故事,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中国的。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因为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第二讲中国禅宗的起来

往往一个故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从前有一个裁缝,辛辛苦苦地省下钱来,送他儿子去念书,他自己仍旧做工。有一次,儿子寄信回家要钱,裁缝不认识字,请隔壁一个杀猪的看信。那个杀猪的屠户也只认得几个字,便念道:“爸爸!要钱!赶快拿钱来!”裁缝听了很生气,以为儿子从小学念到中学,从中学念到大学,还不知道一点儿礼貌。后来有一位牧师来了,问裁缝为甚生气。裁缝把原委告诉他,牧师说:“拿信给我看看!”牧师看了信,便说道:“你错了!这信上明明写着‘父亲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钱。不过近来有几种必不可少的书籍和物件要买,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袜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给我半镑钱,我很感激;假若能寄一镑的话,那更感激不尽!’”裁缝听了,很高兴,并且向牧师说道:“信上真的是这样写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就寄两镑钱去。”这便是一个故事底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杀猪的说法,一种是牧师的说法。

现在讲中国禅宗的起来,也有两种说法:

一、旧说,也可以说是杀猪的说法。相传灵山会上,释迦拈花,只有大迦叶微笑,于是释迦将“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从大迦叶以后,一代传一代,传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达摩。达摩在梁武帝时(西元520或526年)到广东。从广东到金陵(南京),见过梁武帝。因为武帝不懂“正法眼藏”,于是达摩渡江而去,并且有“一苇渡江”的传说。渡江后,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当时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慧可,达摩很赏识他,于是将法传与他。从达摩起,为东土的第一代,慧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至第五代为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县修行,他门下有两大弟子:一个有学问,叫做神秀;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叫做慧能。当时一班门徒,以为传老师衣钵的,一定是班长神秀,对于外来的广东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传法,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谁作得好,便传衣钵。当时大家都毫无疑义地以为是班长,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题一偈于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觉得也还不错,以为一个人能够这样修行,也可以了。当时交白卷的门徒,个个都把神秀所做的偈,念来念去,被厨房里的慧能听见了,也作一偈,请人题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看见了,说:“不行!”用鞋将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亲至厨房,将法传与慧能,令他即速逃走,躲过几年,方可传道。

慧能走了之后,大家知道五祖已将法传与广东佬慧能,都很惊讶,就去追他,不过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广东,躲了许多年,才公然传道。但那时神秀已在北方自称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正好像孙中山先生当时只能在广东一带宣传国民革命一样。

慧能后有二大弟子:一为怀让,一为行思。怀让后又传马祖(道一),行思后又传石头(希迁)。马祖、石头以后,宗派更多。总之,从如来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这是旧说。

二、新说也可以说是牧师的说法。所谓牧师的说法,以为前二十八祖的传说,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这些考证,说来很长,我只讲一点儿。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还有一点根据,因见于《付法藏因缘传》(按:此书六卷,元魏吉迦夜等撰)。这书乃是述说印度北方罽宾国一个学派的传授,和禅宗并没甚么关系。而且印度人对于历史很不重视,印度向来没有历史,所以印度人向来就没有历史的眼光,缺乏时代的观念;后来西洋人用希腊的材料(如亚力山大东征等事),和中国的材料,才勉强凑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藏传》所说的,也不见得可靠。即就该书记载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师子和尚,因为国王反对佛教,他被国王杀了,罽宾国的佛法在那时也就绝了。后来讲佛法传授的,因为讲不过去,不得不捏造几代,以便传到达摩;当中加了四代,至达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两种说法,现在所传的与从前的不同。我上次说过:保存古代禅学史料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从这两种材料,足以证明现在所传的二十八代,实始于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伪造(按:契嵩始作《传法正宗定祖图》,定西天之二十八祖,谓《付法藏传》可焚云)。即将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代改易,将二十六代升上去,并捏造两代。此种说法,曾经宋仁宗明令规定(按:嘉佑七年,即1062[年],奉旨把《定祖图》收入《藏经》内)。从《传灯录》一直传到现在。由此可见佛家连老祖宗都可以做假。

我们现在拿敦煌本一看,还可以看出当时禅宗争法统的激烈。

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六代;至于印度,究有多少代呢?有的说八代,但释迦与孔子同时,到梁武帝时约千余年,八代总不够吧!于是有二十八代说,但师子杀头了,于是有二十三代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说,甚且有五十一代说。优胜劣败,折衷起来,于是采取了二十八代说。

关于二十八代说法的变迁,既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证,我曾在《记北宋本六祖坛经》那篇文章里(见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一期),列了一个关于二十八代传法世系的传说异同对照表,可以参看。

以上所说,佛家对于老祖宗都可以做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以前,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关于古代禅宗的历史,有两部可靠的书。一是梁慧皎作的《高僧传》(止于西元519年),一为唐道宣作的《续高僧传》(“自序”说“始距梁之始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即止于645年)。在慧皎着书的时候,达摩还没有来,传中已有21个学禅的,可见梁代以前便有这些学禅的了。至《续高僧传》中,有133个学禅的,到唐初止。这都有史可考。并且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可见中国从2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到了晋代(2世纪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译出《道地经》、《大安般经》等书,有支曜译出《小道地经》;3世纪的晚年(西元284年),有竺法护又译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经》;到了晋末,大约是404年,长安有一位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批佛书。这是就北方说。至于南方,当410年,庐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驮跋陀罗的,翻译了一本《达摩多罗禅经》,当时慧远还请了许多印度和尚帮助他。顶好笑的,刚才我不是说过菩提达摩吗?《达摩多罗禅经》是410年就译出来的(按:达摩多罗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达摩是于500年以后才到中国;乃后来讲禅宗传授的,竟把两个人混作一个,或竟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在梵文中,菩提达摩是Bodhidharma,达摩多罗是Dharmlatrata,明是两字,岂可混为一谈?总之,我们要知道在达摩以前,中国便有人学禅了;说达摩未到时中国没有禅学,那完全是错误的。

上次说过,修了安般法门,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当这种调和呼吸、修炼神通的法门盛行的时候,正是魏晋士大夫崇拜老庄,谈论虚无,梦想神仙的时候。因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盘,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虚无相似,又有各种方法可以学到顺风耳、千里眼,种种神通,也近于神仙之术,所以佛道两教,在当时很能发生关系。3世纪时,中国最着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禅法看作“升仙之奥室”,他曾说过,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无非期于“无为”和“无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显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经注》上说: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既“无为”,又“无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后,便神通广大: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

后来慧皎也曾说到禅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仿佛与神仙相似。例如论“习禅”,他说: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当3世纪到4世纪间,时人已有主张整理佛教的了。中国固有的宗教,向无天堂地狱之说,也没有灵魂轮回之说,不过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饿死。印度方面,则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层地狱。

所以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好像“小巫见大巫”,惊叹佛教的伟大,五体投地的佩服,于是大批翻译佛教经典。但经典渐渐的太多了,教义太伟大了,又觉得不能完全吞下,于是又想把佛教“简化”(Simplify)起来。上次说过,佛教要义在“慧定”,“慧”帮助“定”,“定”帮助“慧”,互相为用。当时人觉得印度禅太繁琐,像什么数息啦、什么四禅定啦、什么四念处啦……因此,江西庐山有一位慧远大师(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创一宗,就是“净土宗”;并结一社——一个俱乐部,叫做莲社。他以为佛门的精义,惟在“禅智”二字。他尝说: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

不过从前的禅,既觉得过于繁琐,自有简化的必要。当时从印度传入一种《阿弥陀经》,很简单(按:只一千八百余言,人称为“小经”);上次所说的印度禅,有五种安般法门,其中的念佛观便是“净土宗”的法门,《阿弥陀经》便是念佛观的经典。此经外,尚有《无量寿经》等。经中说西方有一净土,叫做极乐国。那里有无量福、无量寿、无量光;有阿弥陀佛(按:梵语Amita,即无量之义);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鸟都能念经,满地尽是琉璃。欲至其地惟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梵音读作“哪嘛”(Namo或Namah),是敬礼的意思。只有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到极乐世界,何等简单!这是当时佛教简单化的运动。

到5世纪前半期,慧远有一个弟子,同时并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叫做道生(殁于434年),现在苏州虎丘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就是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地方。道生很聪明,得南北两派之真传,以为佛教还要简单化。他相信庄子所说的“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点,则几千万卷半通不通的翻译经典,都可以丢掉。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为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着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我们听惯了,不觉得甚么,其实在当时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如此则十二部大经典完全无用;所有一切仪式,如礼拜、忏悔、念经、念佛,以及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废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顿悟的,叫做顿宗;主渐修的,叫做渐宗。那时《涅盘经》从印度输入,尚不完全,仅译成了一半;生公以为《涅盘经》中,说过“一阐提人(icchan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为极端的顿悟说。因此,旧日僧徒便说他“背经邪说,独见忤众”,把他驱逐出去。他当临走时,于四众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身之时,据狮子座。

后来《大般涅盘经》传入中国,全部译出,果然与生公之说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