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商洛对教堂却有着执迷不悟的亲切感，上海周边附近仅有的几所教堂都被她兜了个遍。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去教堂就是商洛带我去的，她小时候曾跟着她母亲在圣诞夜时去那个教堂做弥撒。
那时的商洛快要出国了，她看着教堂里的五彩玻璃说我以后结婚也要在教堂里。
我提醒她说：“你不是正宗的基督徒，所以不要想入非非。”
商洛眨眨自己半蓝半紫的眼睛，说：“喂，我自己骗自己一次，不可以吗？”
蓝绪
蓝绪是商洛的男朋友。我只见过蓝绪一次，是他来嘉定看商洛的时候。蓝绪是通信学院的，在闸北校区念书，坐校车来嘉定的话也要一个小时。商洛在我面前很少提及蓝绪，我只晓得她和蓝绪是初中同学，进了同一所大学后才走到一起。我看到蓝绪那次是在嘉定的图书馆后门，商洛挽着他的胳膊静静地往学校北门外面走去，好像是去吃饭。蓝绪比我想象中的要外表平凡许多，很整齐的短发，偏胖，笑容温暖，瞳孔是雪色的，看上去干净、舒服，同时也让人觉得很安心。
那天我没有吃午饭。
商洛在校车站送完蓝绪回寝室的路上，看见我独自一个人在僻静的操场上跑步。她知道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长跑，也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天的这个时候在这里跑步。她没有叫住我，只是在最近的小卖部买了瓶矿泉水放在操场边上，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开。
后来每星期商洛总有一个半天不会出现在嘉定的校园里，我知道她是去了闸北校区。
神话&；梦想
这是我和商洛曾经讨论过的问题。就我私底下的理解，所谓梦想，就是某一天蓝绪喜欢上了别的女孩子，或者出车祸和生了急病暴卒二者任选其一。那样的话商洛和我就有可能。
至于神话，应该是商洛主动离开蓝绪，转向和我在一起。因为我清楚我爱商洛就像商洛爱蓝绪。
而对商洛而言，喜欢和爱是两码事情。在我人生前二十一年里商洛是我遇见的第一个把喜欢和爱区分开来对待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沮丧。
童年
商洛写字很好看，洗脚水事件之后我问她借金融学笔记，翻开一看就甚为赞叹。因为商洛小时候被父母逼着在黄底红线纸上写“永”字的时候，我正和小区里的男孩子们挥舞着从小区花园里折下来的树枝玩武侠游戏。其实本来我们最热衷的游戏是和森林公园里的树精玩打仗，但那些树精尤其是没成年的小树精——都是一根筋，玩着玩着往往动了真格，把人类联军打得很狼狈，于是就没人再玩，或者确切说再敢玩了。
那阵子的武侠游戏里我永远被逼着做江洋大盗，虚有其表地耀武扬威一阵后就被六扇门里的角色杀得四处逃窜，哀鸿遍野。
十多年之后我跟商洛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当年被关在家里练字的商洛咬着手指头表示羡慕。但我觉得被人拿着被折断后气得通体彤红的桃树枝满世界追杀又不能还手是件既痛苦又辛苦的事情，而且江洋大盗当得有名无实，既不能劫财又不能劫色，绝对的苦差事——同样是被追杀，人家金刚就牛得很，搂着自己心爱的女孩子跑到帝国大厦楼顶打飞机，大丈夫当如此也。
商洛问：“那你想搂着谁跑楼顶上去啊？”
我眨眨眼睛，煞有其事地让商洛把耳朵凑近点，然后变声降调，干脆地回答她：“不告诉你。”
图书馆
在嘉定的时候除了宿舍食堂教学楼，我和商洛去得最勤快的地方是图书馆。嘉定校区图书馆的借书处里面矮得像个小阁楼，我手往上一伸再跳一下就能触摸到发霉潮湿的天花板。书架都是生铁做的，历史悠久的样子，都苍老得无法告诉你哪本书在哪个同类身上。书架上面摆着为数众多的和书架历史一样古老的书籍，以及为数不多的新书。
每次进借书处我和商洛都直奔经济金融类书架，因为学校的图书馆经常做这样的蠢事：把商学院的教科书也收录到借书处里来，为有心之人省掉一笔书费。在确认没有教科书漏网之后我会继续浏览看看有没有有意思的商业书籍，而商洛则喜欢去文学类转悠，顺便调戏那些新进的后现代文学作品，把它们拿下来放在怀里装作要借，但临走时却一股脑地把它们扔在法律犯罪书籍的书架上，这时就可以听见书们的轻轻哀叹和垂泣。我从没劝阻过商洛，因为我晓得那没用。
商洛其实不止一次地和我计划过要把图书馆里几本很贵的商业类参考书偷出去。因为做这种事情不能像孔乙己那样单干，要有人配合。我和商洛的初步计划是一个人负责望风，另一个人把借书处的一扇窗户打开，把要偷的书一本本扔出去，让它们掉在草地上，然后我和商洛拿着几本书借完后走出图书馆，再到那块草坪上拿收成。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发现借书处的窗户都朝着学校教工家属小院，小院平时不对外开放，就算把书扔出去我们也进不了那个院子，除非我娶了哪个老师或者商洛嫁给某个老师，这个计划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都觉得不值。
小学
在嘉定校区如茵的草坪上我和商洛一起看书自习的时候都喜欢保持着一个姿势，就是我和她分别靠在一个废弃的小尺寸足球门杠两侧，我看我的小说，商洛看她的法语课本或者阿波利奈尔诗集。由于我们每次看的都不是正经书，所以看得格外认真和专注。当然，偶尔商洛也向我朗诵阿氏的诗歌，我则给她朗读王小波小说里好笑的一段。不过基本上每次都以我嘲笑商洛想用法语朗诵诗歌的企图或者商洛抱着肚子大笑一通后指着我鼻子骂“流氓”而告终。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我陆续念过三所小学，第一所和最后一所都读了两年，第二所只念了半学年。商洛就出现在第二所小学里，但因为我只待了半年，所以商洛很可能到初中时就已经想不起来我这个人了。那时的商洛很霸道，因为女生发育比男生早，作为她的同桌我时常遭受虐待和蹂躏，比如课桌上的三八线名副其实，整块地产的股份她占八我占三，并且毫无法律依据，结果弄得连那四张课桌本身都看不下去，暗暗为我打抱不平，会趁商洛不在的时候自己把红线往她那边挪，但收效甚小，一年里每张桌子平均只移了二点六公分——课桌要是本事大，也就不会太平地做课桌了，我不怪它们。
快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终于离开了那所小学，离开了那四张课桌，也离开了那时的商洛。
十一岁的我一度为此欣喜不已，而二十一岁的我为此则一直懊恼不已。
樟树
商洛走后我升大四，现在淮海东路的一家公司实习。
有的时候我会用Hotmail邮箱给在太平洋对岸还要再横跨一个美洲大陆的她写信，但从不期望收到回信。
那天从教堂回来的时候我和商洛走在一条种满紫色樟树的僻静马路上，我知道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绝不会是那个到机场为商洛送行的男孩，那个男孩应该叫蓝绪，有着雪色的瞳孔。这个世界上阻止我爱商洛的理由有三个，分别是蓝绪、太平洋和时间，我不知道这三者里哪个最重要，也许哪个都不重要。有时候从公司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一路过去的高大法国梧桐，就会想到那天在紫色樟树长廊下我和商洛走路的情景。
在教堂的时候商洛曾经问我道：“我自己骗自己一次，不可以吗？”
我说：“可以啊，那你能骗我一次吗？”商洛疑惑不解，问：“怎么骗？”我说：“假如我有一天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你一定要骗我。”商洛没看过王家卫的《东邪西毒》，但知道这句台词。她想了想，回答说：“可以，但是假如我问你的这句话是真是假，你也一定要骗我。”我点头，没有讲话。
后来一直到送她回到家，我们最终都没有问过对方这些话。因为虽然我们从来没有骗对方，但我们一直都在骗自己。我们都清楚，所以我们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