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美学的历史性探索来看，文艺美学，应与伦理学、宗教现象学和哲学重新融合，建构出综合性与现代性思想。从中国美学的生命哲学探索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人所追求的那种伟大生命力量，就是对天地自然力量的追慕与崇拜；在中国生命哲学中，天永远高于人，是人所效法的榜样，万事万物的依据。应该看到，这一思想的伟大意义，即，中国的生命哲学里永远充满着对大境界和大力量的崇尚，正因为如此，中国美学的生命哲学基础永远充满着饱满而酣畅淋漓的生命元气，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正是由于这种对生命的自然化比拟，使我们没有把“天”与“人”真正区分开来。其实，天就是天，它永远高于人，是人尊崇的对象，而不是人效法的对象，人效法天，最终总会受到天的打击。天有天的立法，人自然不能违背，但人的立法不能等同于天，人必须有人的立法，因为人不是“天”，人的立法的根本在于：平等与自由秩序，公正与生命的德性。但是，由于中国生命哲学将人的生命比拟于天，结果，将天人的等级化秩序合理地运用到人的立法中来，所以，人为地造成了现实与社会的等级秩序，从根本上违背了“天”，而我们在精神深处并不自知。按照现代哲学的观念，天人分离，更容易建立人的自由与平等秩序，只有改变传统的天人观念，中国人的生命美学中才会有对自然与自由的真正尊重，才会有真正的审美自由观念出现，这是中国现代艺术与美学必须认真看待的重要问题。
事实上，中国美学界也出现了这样动向，在现代哲学界，宗白华之重视魏晋，徐复观之重视儒家之体验，方东美之重视《易经》的生命哲学，在我看来，其价值都在于：要通过生命崇尚回到美的本原性，进而，从美的形式抽象系统中逃离。因此，文化历史与生命哲学的探索，有助于改变经院主义美学研究的空洞倾向，使生命重新充实灵性，这乃是文艺美学之奋斗目标。在后工业文明的时代，遵从自然之生命德性和无处不在的灵性体验，追求那无边的审美自由，人的精神愈益显得睿智和纯洁，真正的现代美学也就能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文艺美学的探索，追寻古典哲学的自然主义传统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可以让古典哲学在现代美学的建构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此，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创建也必须建基于人类美学思想的历史性阐释和创造性阐释之上。
1.2.3.文艺美学建构的宗教伦理与生态哲学基础
文艺美学的精神导向，与宗教伦理密切相关，从现代意义上说，宗教伦理也涉及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哲学问题。寻求文艺美学的宗教伦理基础和生态哲学基础，既是古老的思想问题，又是现代的生态伦理问题。有了这些哲学思想做基础，文艺美学就有了灵魂。基于此，在我看来，科学的美学的终结或教科书式的美学应该终结，因为这种“美学思考”实际上只是进行知识性的简单清理或归纳，与真正的文艺美学精神与思想特质有着根本性分离，即从知识清理中，你理解不到生命艺术的内在震撼，如果美学不能将生命艺术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思想震撼表达出来，美学知识的认知价值何在呢？我宁可要断片的能够带来思想震撼的美学解释，也不愿意要冷冰冰的思想概念清理，因为充满生命律动的美学解释能够唤醒我们对美的热情，对艺术的热情，对生命的深入理解，而不是陷入冷冰冰的审美知识的历史系统认知和概念的清理以及感情沉睡之中。
单纯的思想概念清理，不是思想的必然本质，而是思想运动过程中最枯燥的死亡方式；思想的自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冷冰冰的思想清理，要知道，任何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在进行哲学表达时，都有着思想的生命律动；每一思想的自由表达，凝聚着思想的全部生命投入，而不只是冷冰冰的概念游戏。只有自由的思想或切入生命本身的美学思考，才能导致未来形态的美学生成，而这种文艺美学形态之建立，又必须以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生命哲学作为依据。实际上，也只有建立真正意义的未来形态的美学，才能从经院主义美学的樊笼中逃离。客观地说，美学思想史的研究，美学范畴的研究，美学话语的研究仍然必要，因为离开了美学的历史性研究，当下性探索，便没有依据，只有“继往”，才能“开来”。
文艺美学建构的宗教伦理与哲学基础，至少，可以从基督教神学和佛教思想找到根源。基督教，以信仰与博爱为宗旨，佛教，以宽容与仁爱作为根本宗旨，这两大宗教的根本精神有其内在的统一。正如赫舍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代人正在丧失赞美的能力。他寻求的不是赞美，而是逗乐与得到快活。赞美是一种主动的状态，是表达尊敬和感激的行为。得到快乐则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它是接受有趣的行为和风景所带来的满意。得到快乐是一种把集中于日常生活的精力转移和分散开去。赞美则是一种正视，是将精力集中在人的行为的超验意义上”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66页。。显然，这是对生活、存在和美的别样理解，它将审美与幸福引向宗教之域，但是，宗教不是外在于生命的，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呵护，为人的现实生命快乐找到了另一种途径。基于此，他还说，“赞美是表达对人所需要和敬仰的东西的尊重和崇敬的行为。这个术语的现代用法，使人想到表达喜悦的快乐，如唱歌、欢呼、演讲。然而，我的意思，不是指外在的仪式和公开的表现，而是内心的赞美，是赋予日常行为以精神形式。它的实质是：注意到生活的庄重而肃穆的方面，超越于消费的界限之外。”“赞美就是共同享受更大的快乐，参与到永恒的演出当中。消费活动的目的，是使我们自己得到快活，而赞美活动的目的，则是颂扬上帝、圣灵和恩典的源泉。”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66页。在我看来，这样的思想意向，在本质上，与美学的自由精神相统一，因而，寻求文艺美学的宗教伦理思想基础，有助于深化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神圣价值的理解。
从宗教伦理、生态哲学和生命哲学入手去建构现代文艺美学，那么，富有思想创造性的文艺美学形态将会如何呢？在我看来，文艺美学将会是以体验为核心，以现代文化处境为根基，以自然文化和工业文明的和谐作为审美对象，以宗教伦理和政治正义为标尺而建立起的感性的生命体验和理性的文化反思的综合性学科。它绝不是纯粹的美学，更不是经院美学。它与哲学、心理学、宗教、伦理学、文化学、历史现象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让哲学精神充分渗透到关于美的体验过程中，或者将美的体验包容到哲学体验、宗教体验、伦理体验和文化体验之中。它让我们更注重人的当下处境，它让我们更注重反思当代社会的喧嚣和盲动，它促使人在人类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面前重新觉醒，重新唤起真正的自然意识、自我意识和主体间性意识。文艺美学，既是审美化的伦理学，也是一部心灵化的体验哲学，它让生命存在者给自己定位，重新选择价值。在现代主义文化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自由精神理念、自由价值理想的大厦，创造和谐的文明，因而，文艺美学，既是充满危机性的，又是充满希望的，它会冲破单纯的精神心理领域，渗透到外在的生活空间和环境领域中去。
富有思想创造性的文艺美学：既关心个人，又关心社会；既关心文化，又关心理想；既关心内在精神，又关心外在环境的真实的自由。文艺美学，必然要从传统美学的内在超越的樊笼中脱离出来。任何超越，不可能只是精神超越。文艺美学，先要关心的问题是：人的职业空间、生活空间、文化空间、生存空间问题。空间意识，比任何时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强烈地受到压迫。空气污染、水污染越来越严重，这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空间显示出内在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现代状况正呼吁新的审美智慧的出现。只有具有未来的眼光，具备审美眼光，人才能学会有限地开放和利用资源，才会从自觉自由的审美中去保护自然，拯救大地。苏博德（GünterSeubold）在关于海德格尔晚期思想的研究中指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明显地解释了新时代的技术。”《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页。这些新技术，增加了存在的忧烦，限制了生命与自然的本源联系，这是人类竞争及技术金钱至上和物欲至上的必然结果。人被物化了，只剩下一个空心的人。在环境意识日益强化的前提下，人们便会体味到自然的神秘，因此，文艺美学的精神，不应再关心空洞的审美概念问题，而必须落实到对现代技术文明的审美反思上去。
按照文艺美学的文明重建理论，同时，按照文艺美学的诗意栖居理论，自然正是人栖息的最好神殿，人对自然的破坏，必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应重新学会保护大地，保持大自然，这是自觉自由的现代文明意识与真正的人类学意识。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中，法律意识对主体的强迫性抑制，尽管必要，但还不能构成自觉自由的理性意识；唤醒人对自然保护的自觉自由的主体性意识，比什么都显得重要。环境文化美学的兴起，其实，就是面对生态危机的必然现实选择，因为它必须面对自然环境的危机，展望文明生活想像中的美丽的自然。现在，乡村城市化运动日益明显，正在兴起的特大城市群，虽然代表了经济的腾飞，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乡村城市化的潜在危机，“乡村城市化”是时代趋势，从追求个人幸福生活的意义上说，我们无法真正控制。随着环境文化美学的诞生，人们应尽力利用人造公园、绿地、建筑本身的形式来创造生活的美，打破城市环境的压迫，尽力减缓这种日益加剧的“空间焦虑”。城市高楼化，遮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视野，审美也就变得闭塞、狭隘和百无聊赖。随着乡村人口的迁移和城市的扩容，城市越来越不安宁，这可以从中国旅客列车普通车厢的艰难存在状况强烈地体会出来，还可以从车站广场的喧哗拥挤强烈地感受到，因而，城市审美问题，是无法以传统的士大夫的山水田园式温和自然的眼光来观察的。自然已被彻底地改变了面目，它远离了人，因此，外在空间装饰代替了自然山水之天然气息；视觉的眩晕，成了人们的审美景观，充塞了人们的视野，茫无涯际的人流、车辆、高楼以及各种各样的杂音，便成为现代人的审美或审丑对象。精神上的无形压迫日益加剧，人的视野会受到阻碍，人的精神正受到煎熬，虽然也有无数人在城市的喧嚣中得到了肉身享乐的快感。这种审美困境，人无法以自然审美来代替它，只能起补偿作用，更多的时候，人必须默认这种后现代美学和后工业时代的生存处境。
技术的发展与传媒手段的发达，人类的审美生活将会越来越背离自然，而不得不依赖技术与图像刺激，人的异化在悄悄地影响整个人类的审美化生存选择。在异化处境中，人们以为背离自然无关紧要，相反，离开了技术和图像刺激，生命仿佛失去了光彩。所以说，人类遭遇的更强有力的审美压迫，来自精神话语方面，来自暴力和国家机器及现代传播媒介。在多变的现代政治格局中，如何审美，无疑也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国际间的战争不断，公开的和潜在的，民族的冲突不断加剧，人类不断地面临着灾害、饥饿、战争的威胁。人的审美如何进行？人的自由从何谈起？“恶”，主宰着这个世界；“奴役”，就是力的象征。大国霸权主义，无时不在摧毁着普通人的审美理想，民族灾难、水灾和旱灾，不断地威胁着千百万人的生存。在这种状况下，审美问题自然退居其次。如果说政治学也有审美，那应该只是对自由与和平、正义与秩序的追求。国家内部的矛盾冲突，也以另一形式对审美构成威胁，政治稳定与不稳定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经济政策。要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谈论审美问题，必须考虑这些现实政治经济因素，而不能再像古典美学那样，把这些现实政治经济因素一律悬置起来，只关于那种心灵的真实和内在的精神超越。这种心理化倾向，或者说反现实倾向，在现代生活中，必然是知识者或审美者的心灵悲剧。审美，在政治社会现实中经受着考验，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对审美构成威胁。美学，如何在这种现实思索中找到答案，显得十分关键。
技术化的世界正在改变着人，而且，使人愈来愈远离既有的生命本质，这是西方文化统治世界的结果，而东方文化或古老的文明，曾经拥有自身的秩序，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过分的生育观念而不是生命自由平等观念，导致家族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和思想的泛滥。在不合理的自然生态秩序与政治秩序之中，人们艰难地选择农业化生存方式，结果，民族国家的自然资源稀缺，无法承受西方式的自由生命享乐需求，但是，在日益技术化的世界，西方的生命模型仿佛成了全人类的唯一生命模型，结果，西方世界通过资源掠夺更好地保持着自然面貌和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性使用，而在不发达的国家，这种生存享乐方式，正在制造人为的灾难。技术化世界，也日益使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精神异变，这种精神异变，从工业革命时代即已开始。东方世界，在承受西方的生命模型时，受到了更为致命的危害，这种危害，在东方世界，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事实上，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所谓的全球化浪潮，让这些东方人口大国根本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的欲望极度膨胀的问题。私欲的膨胀，贫富悬殊的加大，生态危机与审美自由危机，必然日益加剧。更为重要的是，东方家族伦理和宗法制度，与这种对自由的要求水火不容，结果，更为恶性的自然文化秩序正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不断剥夺着人的审美自由，或者说，人的审美自由和古典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在工业化文明的冲击下，已经日益走向生命的反面。这可能正是人们以丑为美的思想文化根源，这样的生命哲学，即丑的生命哲学和恶的生命哲学，将会使人类生命走向突然的大灭绝大衰亡。西方世界，自然不可能承担这一后果，但全球的大灭绝，必定是西方文明双重地危及世界的结果。它在给人类提供欲望化的生命自由哲学的同时，也为人类的技术化军事化国家哲学敲响了丧钟。因此，美学表达绝望，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和全球化浪潮中，人们对技术与媒介，对军事霸权的崇拜，已经违背了审美自由的初衷。重建宗教伦理哲学和生态哲学，文艺美学的发展才可能找到坚实的思想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