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中国一天比一天黑暗，特务们到处在抓反对袁世凯的人，街上贴着“莫谈国事”的标语。鲁迅憎恨这种黑暗，但没有力量驱逐它，并且也不相信此时中国那些变幻莫测的新派政治力量能驱除它了。
在死寂的忧闷中，他把书籍当成精神的避难所。于是，如痴如狂地看书、抄书、买书。买的书如果有残缺，就设法补抄或补绘遗失的插图。
1912年到1913年，他读的书范围极广，包括诗歌、杂著、画谱、杂记、丛书、牍、史书、汇刊等等。
后来，提倡新式教育的蔡元培被迫辞职，他更是感到在旧思想传统盘根错节的中国社会，提倡一点新东西，太艰难了。
这时，一个叫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他在家乡的好友范爱农被旧派人物排挤失业，生活窘困，竟不幸落水身亡了。因为鲁迅深知他是游泳的好手，所以决不相信他是失足而亡，而认定他不是自杀，是被黑暗的社会吞噬了。他悲愤极了，提笔写了《哀范君三章》。
他陷入了更深的忧郁、苦闷之中，为了不使生命虚度，就把业余的所有时间都用来辑录和校勘古书。每天夜晚，伴着昏黄的灯光，不停地抄写着、校勘着，为自己建造一座高墙，同这个令人失望和厌恶的社会隔离开，以换得内心的安宁。
他又开始钻研佛经和抄写古碑。从1914年4月中旬起，鲁迅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佛学书籍，还常常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甚至为了庆祝母亲60寿辰，还捐资银元60元刻印《百喻经》上下卷40部。
1915年到1916年，他继续批阅佛经之外，又研读造像、画像、拓本、墓志、壁画、金石、瓦当文字等。
正当他经历着一生中最寂寞的这一段时间时，中国大地上一种新的东西正在萌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于1915年创刊，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开始提倡文学革命。
鲁迅静观着，而且是带着怀疑的眼光静观着。
他每期都要阅读，还在1917年，给周作人寄去了10期。自己曾经呐喊过变革，但是没有用；现在别人又在呼喊了，会不会同自己一样呢？
但从这一年夏天起，他购买碑帖画册的数量减少了，一些外国书籍大量地出现在他的案头，他对鼓动自由与反抗的外国文学的兴趣复活了。
而这都在喻示着，一颗不平凡的心灵即将在沉默中爆发！
控诉吃人的社会
曾几何时，屋里昏黄的灯下留有鲁迅勤奋耕坛的身影，那是他正在描写古老的碑帖。
长夜就此逝去，他感到生命也慢慢地消逝了，一种在混沌的人世找不到出路的难耐的寂寞攫住了他。
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钱玄同来了，一坐就坐到三更半夜。鲁迅称这位同学为“爬翁”，因为他们一起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时，钱玄同很不安静，喜欢在席地上爬来爬去。钱玄同则因鲁迅不修边幅，喜欢凝神冷坐，给他起了个绰号“猫头鹰”。
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深，是那种可以倾心谈笑的老朋友。钱玄同留日回国后，在浙江、北京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不久就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又兼任《新青年》的编辑。
这天晚上，他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子上，脱下长衫，在鲁迅对面坐下，翻看他的那些古碑的抄本，发出质问道：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他的意思了，钱玄同正在和陈独秀办着《新青年》，需要寻求支持的力量，希望鲁迅也能参加到他们的战斗行列中去。
可是鲁迅心底是有疑虑的，他很恳切地告诉钱玄同：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的，并不感到将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想得总是那么深沉，在这个传统、腐朽的国家里，把人们关在密不通风的铁屋子里，想把酣睡的人们唤醒，是那么容易的吗？就算是唤醒了，也不一定能打破这铁屋子，获得生的希望。那么，清醒地意识到行将死亡，会更痛苦。
然而钱玄同想得似乎比鲁迅要乐观一些，他说：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他的这种乐观情绪感染了鲁迅，因为事实上他从来没放弃过自己的希望，尽管他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他想，或许《新青年》就是这样的希望，于是他答应了写稿子，并加入这个编辑部一起商量工作。
那时候正是白话文学刚刚提倡，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希望以此来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但是封建守旧势力是强大的，文言文和白话文正在对垒中。
鲁迅开始酝酿自己的小说了！
他小的时候在读《二十四孝图》和《鉴略》的时候，就对里面很多令人恐怖的记载惊讶，结果这些东西却被一直当做是合乎道德和礼法的。后来看了《资治通鉴》等大量正史和野史，里面有不少“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描写。他在反复的思考中发现：“中国人简直是食人民族”！于是，他要用笔控诉这个吃人的罪恶的封建制度！
这时，他的那个发了疯的姨表兄弟阮久孙的影子又在他眼前晃动起来。阮久孙本在山西一带做小官，但后来得了“迫害狂”症，总觉得一些外商、同僚们要谋杀他，这实际上是一个在封建势利场上快要被别人吞掉的牺牲品。
其实，在鲁迅身边，除了阮久孙这样被迫害而疯的人之外，还有着不少的叛逆者。比如他年轻时的老师、革命家章太炎，当他因《苏报》案入狱，刑满释放后，赴东京流亡时，就自称“疯癫”、有神经病。
鲁迅怜悯无辜的被迫害者，也更尊敬勇猛的叛逆者。被迫害发了疯的狂人，以及自称是“疯癫”的叛逆者，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他胸中开始融到了一起。
1918年4月，他写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笔下的主人公狂人形象，既显示出封建制度对人残暴的迫害，又展开了不屈的抗争，并且紧紧地扣住了“吃人”的主题。
1918年5月，刊载《狂人日记》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以一种惊雷骇电般的激情横空出世，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吃人”历史，这是一篇对封建主义充满正气和勇敢的宣战书。
除此之外，鲁迅还发表了一批新作，如《梦》、《爱之刘》、《桃花》，抒发了他对新的理想的追求，与诅咒和诬蔑新诗创作的国粹派针锋相对。
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创作了不少小说，还写了很多论文和杂感。
这年冬天，他又创作了小说《孔乙己》并发表于次年4月的《新青年》评上。孔乙己是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在以传播孔孟之道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的长期毒害下，他养成了好喝懒做和自视高人一等的坏思想。但他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却使他无以为生，越过越穷，甚至沦为窃贼，但他仍然忘不掉自己的身份，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
小说以鲁镇的咸亨酒店为背景，每当满脸皱纹里夹着伤痕的孔乙己出现在门口，便引起一阵阵哄笑的声音，原来是喝酒的客人们嘲笑他又去偷窃了。孔乙己涨红了脸，绽出了额上的青筋，竭力争辩着，说自己是个清白的人。
最后是他偷了丁举人的东西，被这个孔乙己羡慕的、受封建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打断了腿，终于无法生存而死掉了。
1919年，伟大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就在这个月的《新青年》上，李大钊发表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期上，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小说《药》和4篇《随感录》，深刻地总结了以往的民主革命的历史教训。
从第4篇小说《明天》开始，他不仅在《新青年》上发表东西，还扩展到了《新潮》、《展报》等许多报刊，又写了很多小说，包括《故乡》和《阿Q正传》等。
1913年，他把自己的十几篇小说，编成集子，题名《呐喊》，在9月份出版。这一声宏亮的“呐喊”是“五四”新文学第一个丰硕的成果，立刻引起了文艺界和青年的激动和重视。
这个时期，他还写了很多随感录，这后来成了杂文这一文学样式的发端。
1921年，鲁迅写成了自己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更完整地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现实人生。
《阿Q正传》是在1921年12月的《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的。当时《晨报副刊》刚增添了“开心话”这个栏目，每周见报一次，登载轻松活泼的文章。
正在编辑《晨报副刊》的孙伏园来找鲁迅约稿，要他给“开心话”写点东西。于是，《阿Q正传》就在这个栏目中跟读者见面了。
阿Q这个形象，多少年以来就在鲁迅心里跃动了，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写，这下子好了，当天晚上他就顺利地写成了《第一章序》，为了配合“开心话”栏目，还故意加上一些诙谐讽刺的话语。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内容过于严肃，从第二章起就被移到了“新文艺”这个栏目。
阿Q是个生活在江南小村镇里的贫苦农民，相当奇特和滑稽。他在被侮辱和迫害的生活中，养成了十分怯懦的习性，却又常常表现出一种荒唐怪诞的“精神胜利法”。这种富有喜剧性的矛盾和纠葛，在鲁迅笔下俯拾即是。
鲁迅通过《阿Q正传》和其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与20世纪世界文学的进步潮流连结起来了。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中国的新文学创作，是从了解鲁迅开始的。
“五四”以后，鲁迅先后在北京的8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之久，其中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在大学里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讲授中国小说史。
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是“五四”以后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他是第一个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他讲课的时候，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治学严谨，眼光敏锐，语言风趣，所以很受同学欢迎。每逢他上课，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连许多不是学文学的学生也来听他的课。
他的课充满了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教室里本来是两个人的座位，这时却挤坐着三四个人，还有很多人站在门边、走道，或者坐在窗台上。人数虽然多，但整个教室却保持着一种严肃的静穆，学生们都被他精彩的讲解吸引得忘了自己了。
他和学生平等相处，从不随便责备人。
鲁迅对待青年学生非常好，有的时候好得都过分了。
有一次，一个北大学生来到鲁迅寓所，往床上一坐，脱下鞋来，让鲁迅替他拿去修理。鲁迅立即照办了。鞋修好了，这个学生不仅没有道谢，反而埋怨修得太慢了。
后来，有人问鲁迅有没有这件事。他回答说：“有这回事，这就是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牵制过我……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鞋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
鲁迅和他过去的学生孙伏园外出旅行时，常常是先生给学生打铺盖。孙伏园把这类事情比作耶稣给门徒洗脚，表现了对后来者的仁厚虔诚之心。
作为老师，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个时期他根据讲稿写成了《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优秀作品。
鲁迅于20年代初期，先后创作了一些刊物和团体，但由于各种原因，结果都不甚理想，令他伤心的是有的他培育过的青年后来却在他困苦的时候落井下石，真是人事沧桑，变幻莫测，令人心痛！
但最叫鲁迅悲痛的是，这种莫测之变，竟发生在家庭之内，兄弟之间，这给他的打击十分严重。
从前，鲁迅的悲哀和寂寞，都是来自个人和社会环境的，现在却来自最亲近的人，几十年长相守的手足，原来一直并肩战斗的“友侣”，这才是最令人痛惜和伤心的！
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龄差不多，从童年的时候一直到“五四”时期，都走着差不多的人生道路。他们都去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都面对着相同的历史任务，而且在日本时期奠定了相当一致的思想基础。他们都热爱文艺，有着共同的反封建、要求个性解放和改造社会的理想。
这些使他们在留日和“五四”时期，能够并肩战斗，成为当时文坛上耀眼的“双子星座”。也正因此，作为哥哥的鲁迅一直很关心周作人的成长，无微不至地帮助他。
周作人，号起孟，从日本回来后，一直在绍兴教书。1917年在鲁迅和许寿裳的推荐下，由鲁迅汇寄路费，来到北京大学成为特聘教授。
一开始几年，他们兄弟间的情谊，已经从少年时的相依为命，青年时的共宿共读，发展到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在事业上携手前进的阶段。
他们共同反对封建思想、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周氏兄弟”，同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是五四文坛上的两颗明星。
在鲁迅居住北京期间，他和弟弟信件往返频繁，共有260多封；鲁迅还经常给他邮寄书刊，可见他对二弟如何关怀。周作人初到北大任教时，总是先写好讲稿，让鲁迅修改，有时鲁迅还给他誊写。自从周作人带着妻子羽太信子回到中国后，鲁迅一直负担他们全家生活的费用，还经常汇款到东京，接济羽太家的老人，资助她弟妹读书。
1919年，为了全家人能定居北京，实现早年曾经许诺的三兄弟共同生活，永不分家的宿愿，鲁迅多方奔走，花了4000元买下并修理了八道湾的房子。这些钱除了有卖掉绍兴故宅所得，还用去了鲁迅多年的积蓄，甚至向银行贷了款。
鲁迅之所以不惜花费巨款，买了这个院子，是因为房间多，空地大，适宜儿童活动和玩耍。这时他自己并没有子女，倒是两个弟弟有子女，而周作人已有一子两女。房子都修好了，周作人才带着妻子、儿女和妻舅一批人，从日本游玩完毕回到了北京，这一家人就这样独占了后院整幢房子。
1919年11月，搬入八道湾以后，为了全家和睦，鲁迅把自己的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那时他们兄弟两人的收入，每月约有600元。但羽太信子挥金如土，雇了许多的男女佣人，什么东西都要去日本商店买，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所以月月亏空，总需要鲁迅到处借钱，而周作人却不闻不问。
有一次鲁迅借到钱，连忙坐黄包车拿回家，却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去，他不免感慨地说：
“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
鲁迅待人热忱、诚恳，但遇有不合理的事，也还是要提出来的，就不免要触犯羽太信子，这也就招来了周作人的不满，因此就受到许多折磨和打击。
鲁迅非常爱孩子。他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吃，羽太信子不让他们接受，而让扔掉这些糖。鲁迅还听到她对孩子的斥责：
“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孩子们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还是要偷着到大爹的房里去。这仿佛又成了鲁迅的罪过。后来鲁迅对增田涉谈到这些往事，说到糖果被扔掉时，十分感慨地说：
“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使听讲者不由想起鲁迅常说的“寂寞”这个词的深沉含义。
在和周作人夫妇的相处中，他大度、无私，却得到了相反的回报，这令人心寒。1923年7月24日开始，鲁迅和周作人一家分开吃饭。又过了5天之后，周作人捧着一封写好的信，走到前院鲁迅的屋里，要求从此跟他断绝往来。鲁迅让他当面作出解释，可是他回过头去，慌慌张张地走了，以后就始终避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