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这里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老师，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老师。同时，这里还有日本老师上课，鲁迅就又兼任了生物学科的翻译。
虽然他热爱文学，但现实生活的逼迫，当教师的工作又使他不得不把对文学的热爱暂时埋在心底，重新拾起了自然科学。
但他深知教师这一职业的神圣，每天都认真地备课，为学生批改作业到深夜；清晨的时候，总是能在他的房间里发现成堆的“强盗牌”香烟头，他不能不用它来驱逐熬夜的疲劳啊！
他不仅学识渊博，精通生物学、生理学，而且尊重科学，严肃认真。在讲授生理学的时候，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禁区，给同学们如实讲述人生殖系统的器官组织结构和生理机能，赢得了师生们的敬佩。
他平时在学校里是很少讲话的，但这年冬天，学校里的一场风潮，却使他对封建旧势力的憎恶如火山般爆发了出来。
1909年冬季，沈钧儒被选为省咨议局副议长，辞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浙江巡抚便趁机派出效忠于清王朝的老顽固夏震武兼任学堂监督。这个顽固派到革新派的新学堂来，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他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摆出一副虔诚的圣徒的样子，要求监学许寿裳陪他去“谒圣”，即去谒拜孔夫子。许寿裳听说要谒圣，心里一愣，不过马上找到了借口：
“开学时已经谒拜过了，这回就免了吧！”
“哼！”
夏震武很不高兴地瞪了许寿裳一眼，突然，他出乎意料地发现，监学也是没有辫子的假洋鬼子，心里十分懊恼。于是，他在向学生训话时，大肆诬蔑学堂这些改了服装，剪了辫子，提倡西学的人，造成了中国的危机，说他们离经叛道，没有廉耻。教员们听了他的话，更看清了他的面目，都非常气愤。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按两级师范的惯例，新任的监督应亲自去拜会住校的教师，而他却大摆臭架子，只差人给每位老师送了一张名片了事。这种不礼貌行为，令教师们更加不满。
许寿裳拿着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联系时，他又很不客气地说将另有指示，待许走后，下了一张“手谕”，说自己将在礼堂与教师相见，但所有教师必须要按自己的品级穿戴全副顶戴，也就是穿红缨帽、硬领、开叉袍、衬衫、外褂、高底缎靴，总之，要一应俱全。
但是当时，教员中很少有人有这一套家伙的，就是有，也不愿意穿戴。更何况鲁迅和许寿裳，不但没礼服，连辫子也早没有了。因此，他们一听说夏震武这样执意欺人，一下子愤怒起来了。
教员们感到这种像下属谒见上司的“庭参”侮辱了他们的人格，十分生气，许多人主张不去见他，看他怎么耍威风。鲁迅却主张去，看他耍什么把戏。
第二天，夏震武果然全副顶戴地来到小礼堂，小礼堂里没有声音，只有一副副冷脸，没有人穿礼服，而且一大半连辫子也没有。大家沉默着，没有一个站起来和他打招呼。
夏震武看到教员们的打扮和一张张冷冰冰的脸，自己又受到冷落的待遇，顿时气得脸色发白，他颤巍巍地坐下之后，就对着许寿裳训斥说：
“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
听了这话，穿着西装，留着短发的鲁迅站起来责问说：
“怎么不好，你说！”
“说，说，怎么不好！”愤怒的教员们也都站起来了，一起质问这个老顽固。教员们如此激愤，大大出乎夏震武意料，他一时心慌意乱，又气又怕，竟不知所措。
一张张愤怒的脸孔，一双双犀利的眼睛威逼着他，这个色厉内荏的老家伙威风扫地，在陪伴他的人的保护之下，夺门溜走了。
不久，怀恨在心的夏震武写了一封信骂许寿裳，说什么“离经叛道，非圣侮法”，并写了“你不能一日立于教育之上”的不通的句子，逼着许寿裳辞职。
这引起了教员们更大的不满，他们立即向浙江省提学提出集体辞职。接着，鲁迅和住校的十几位教师一起，带着行李、书籍搬出了学校。
老师一走，学生们无课可上，他们就向提学请愿，提学在下令教师复课无效后，请一个绅士来调解，又耍了提前放假的花招，但老师们一致坚持，夏震武不走决不回学校。
学潮坚持了两个多星期，有人劝夏震武辞职，而他却执意不走，非要见个真章。
但在两级师范师生的斗争下，浙江的提学无计可施，只好叫他辞职了。
斗争结束后，胜利了的鲁迅和其他20多位教师，在湖州会馆的院子里照了一张相，并在大并巷一个饭店里聚餐祝贺。聚餐会上，在这次斗争中被夏震武称为“拼命三郎”的鲁迅，格外高兴。
不久，上面又派一个御史出身的旧派人物来担任监督，鲁迅很不满意，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回绍兴去了。
回故乡后，他到绍兴府中学堂教博物学，接着又当监学。当时正赶上有新思想的学生反对旧派的监督，闹了学潮，由于鲁迅积极支持学生反对旧势力的斗争，学生对他很敬重，喜欢同他接近，向他请教。
在一阵剪辫子的潮流中，许多学生来找他商量。鲁迅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劝他们说：
“不剪上算，……等一等罢。”
“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不理解鲁迅用意的学生诘问道。
“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鲁迅支持学生的革命精神，但不同意他们单凭热情而招来无谓的牺牲。
学生没说什么，撅着嘴走开了，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剪掉了辫子。啊！不得了了，人言沸腾了。鲁迅却只装作不知道，任凭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课堂听讲。
这剪辫子的风气传开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也剪下了6条辫子，晚上便被开除了。结果这6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吃尽了“无辫之灾”的苦头。
鲁迅早就知道，一剪辫子，大家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这个人的脑袋上，各种流言蜚语也会随之而来。鲁迅正是备尝了这种遭遇，所以他才劝学生的。
鲁迅平时就忙于读书，写作，再加上学校的工作也很繁杂，因此，他就很少回家。
他的家距离学校约有5里，中间有一条较近的路，但要经过一个坟冢。这里长着长长的蒿草，坟堆、瓦砾堆高低不平，夜里很少有人敢从这里经过。
这天，天已晚，鲁迅从学校回家，因为时间晚了，就决定走这条近路。
正走得起劲时，忽然看见远处一个东西逐渐走来，忽然间又停住不动。这样深夜，不会有人在这里走动吧？但那又是什么东西呢？鲁迅有点踌躇不定，莫非这就是“鬼”？
但他是不相信鬼的。那么，是迎上去呢？还是往回退却？他决心迎上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时鲁迅穿着一双硬底皮鞋，他决定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
当他走到那东西的旁边时。这东西忽然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一个坟堆。鲁迅就看准对象，用皮鞋使劲地踢了一下。结果，那东西“哎唷”一声，站起来慌慌张张地向远处逃走。
原来不是鬼，而是一个窃贼。
1911年，鲁迅与几年未见的留日同学范爱农不期而遇，两人彼此默视了一会儿，都道出了对方的姓名。鲁迅看着眼前这个留日时的同学，过得很寒伧。他从日本回来后，到处受轻蔑、排斥、迫害，现在躲在乡下，靠教几个小学生糊口，每日借酒消愁。
从这以后，范爱农每一进城，就来找鲁迅聊天，谈些不满现实、离经叛道的“疯话”，连鲁迅的母亲听了也不禁发笑。
不久，也就是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起义的火焰很快就蔓延到了鲁迅的家乡，11月4日，杭州光复了，绍兴城立即沸腾起来。鲁迅更是特别兴奋，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他曾为推翻这个王朝呼唤过反抗的英雄们，如今，他期望的革命在现实的土地上发生了。
学生们乘着革命形势，将已辞了职的鲁迅重新请回府中学堂当监学。不久，清朝的败兵要渡江来绍兴的消息传来，街上顿时人心惶惶，店铺也关了门。
鲁迅认为，要维持革命秩序，首先要稳定人心，立即组织演说队，印好许多油印的传单，到街上去张贴、宣传，破谣言，宣传革命的道理。
演说队有的背着很重的毛瑟枪，有的手里拿着指挥刀。学生中有人忽然提出问题：
“万一有人来阻拦，怎么办？”
“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鲁迅立即反问道。他知道要维持革命的秩序，不能单靠口头的宣传，还要有手中的武器。
鲁迅和全校师生，手执长刀，到街上游行。他精神饱满地带着武装的队伍，在这个古老而沉寂的小城里一走过，人们竟以为革命军来了。这次游行，在鲁迅故乡人民的心目中，便是绍兴的光复。
革命的游行训了谣言之后，谣言家转眼变成了“革命派”，他们来摘取光复的果实了，杀害秋瑾的幕后操纵者章介眉，竟成了治安科科长。
“光复”的第二天，范爱农进城了，他一见鲁迅就摸着自己没有辫子的光头，哈哈地笑，觉得人间真的变了，一切都成功了。然而，鲁迅比他清醒，他知道有些表面上革命的却在骨子里是旧的，革命成功的道路是漫长的。
不久，听说在杭州起义的革命党人王金发的军队，就要到绍兴了。鲁迅很高兴，他们在日本时就认识了，鲁迅知道他是真的革命党，马上组织人去欢迎。
王金发毕竟是革命党，他一来，全城都剪了辫子，革命气氛更浓了。并且，他马上宣布建立新的军政府，自任都督，发表演说，告诉群众他是来维持秩序的，遇事不敢独断，要和大家商量。他还捉住了杀害秋瑾的主谋章介眉，要为秋瑾报仇，并实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
鲁迅和带着笑容的范爱农，第二天就去见这个他们早已熟悉的都督，范爱农见到王金发的头皮剃得精光，就摸着他的头说：“金发大哥，你做都督哉。”
王金发此时还很随便，见到老朋友也很高兴。他还委任鲁迅为师范学堂监督，范爱农做监学。
可是，没多久，权力和地位就腐蚀了王金发。他被胜利模糊了双眼，以为江山已定，再没有反对的人了。
其实他不知道，反对的大有人在，他们只不过表面上开始恭维，却又换了新方法。他们今天给王金发送衣料，明天请吃饭，后天拜会。那个恭维，捧得王金发忘乎所以。他革命政府里的人员，在天不太冷的时候，就脱下身上的布衣，换上皮袍子了。
大恶人们和章介眉都被轻易地放过，“王都督”也开始动手刮地皮，革命者要变质了。
王金发这种倒退和腐化，是辛亥革命后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使鲁迅感到非常失望和痛心，他为此而进行着深沉的思索。
几个青年学生看不下去了，他们来找鲁迅，建议应当办一种报纸来监督这个新政府，并请鲁迅做发起人之一，鲁迅觉得这样也许可以给胜利者注入一点清醒剂，便答应下来。
12月下旬商定后，新年的1月3日，《越锋时报》创刊了。“锋”字是警钟的意思，从第一天起，这个警钟就敲得很激烈，鲁迅为它草拟的《出世辞》声明，报纸就是为了监督政治，使王金发等人回到正道上来的。
报纸攻击了军政府，攻击了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一点也不留情面。
2月中旬，王金发受贿，竟将秋瑾案的告密人，绍兴城的大劣绅章介眉释放，这引起了《越锋时报》的义愤，次日，鲁迅就发表文章，进行尖锐地揭露和抨击。
王金发看了之后，非常恼火，说鲁迅骗取了他的钱，还骂他，扬言要杀鲁迅。鲁迅的母亲很担心，叫他不要出门，而鲁迅倒不在意，他了解王金发杀人没那么容易，况且钱是堂堂正正的校款，并不是“诈取”的。他依旧在夜间提着写有“周”字的灯笼去学校住宿。
所谓“诈取”，鲁迅起初以为是指学校经费而言的，后来才从社外编辑范爱农那里知道，指的是送给报馆的另一笔款子。
原来王金发被骂了几天后，采取了一个新办法，表示愿意资助报社2000元的经费，并马上送去500元。范爱农当时是社外编辑，知道后主张拒绝资助。
编报的青年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是：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是：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鲁迅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去报馆查问，略说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当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鲁迅知道这些青年的脾气，他不再说下去了。因为他们入世未深，自以为热心革命，动不动就会讽刺别人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敢为社会而牺牲自己。
这些幼稚的革命者不知道旧势力是如何庞大，不知道如何讲策略地对付黑暗，这种幼稚的挣扎令鲁迅寒心，革命落到这个地步，有希望吗？他怀疑了，心情沉郁起来了。
鲁迅身边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了，王金发对他的态度比过去冷得多了。鲁迅写信去要学校的经费，王金发竟大发牢骚：
“怎么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钱送到我这里来，你们反而要拿走。”
正在他满心惆怅时，在南京教育部工作的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聘他到教育部工作，鲁迅怀着对故乡的失望，第二次踏上去南京之路。
在去南京之前，即1911年冬天，鲁迅写了文言小说《怀旧》，描写在革命军将要来时，社会上下各阶层的不同表现。在取材和写法上都与中国传统的小说不同，已具有现代短篇小说的特点，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声”，成为“五四”时代鲁迅个人创作，以及整个现代短篇小说的开始。
鲁迅到达南京时已是1912年2月份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南京，距上次整整有10年了，鲁迅的心情很是压抑。
然而，南京的情况也不怎么好，原来反革命的绅士们竟然都摇身一变为革命党了。此时，时髦的革命，只剩下一块时髦的招牌了。
2月15日，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鲁迅曾经为之呼号的一场革命，就这样半是闹剧半是悲剧地蜕变了。鲁迅不愿再深想这一切，既然来了，就试着往前走吧！反正背后的故乡是晦暗的，没有出路的。
聘请鲁迅当教育部部员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虽然是真正的革命党人，但这个部也实在可怜得很。只能借房子成立衙门，人员也没几个。
鲁迅来到教育部后，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日子很冷清。幸好在这寂寞无聊的生活中还有好友许寿裳，他们白天在一个桌子上办公，晚上一起谈心，互相议论着，对时局悲叹着。
这一年4月，委屈求全的革命派再次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同意把新政府迁往北京。
5月5日傍晚，鲁迅随着教育部的搬迁，到达北京。第二天便住到绍兴会馆的藤花馆内。
这是一座古旧而沉寂的房子，当天晚上，鲁迅躺到床上还不到半个小时，就觉得浑身不舒服，爬起来一看，床上竟有三、四十只臭虫。鲁迅大吃一惊，连忙把被褥抖了一抖，搬到桌子上去睡。
5月10日他第一次正式上班，主管文化、科学、美术。然而，照样是没什么工作可做，也没有人想做好什么工作。
他每天在暮气沉沉的部里干坐一天之后，晚上又回到死气沉沉的小院内。到处都寂静得像要死去一样，这就是北洋军阀政府各部的共同点。
一批前清的小官僚掺入到教育部来，大家每天品茶抽烟，读佛经，用拂尘有节奏地掸着身上的灰尘，在百无聊赖中消磨一天的时光。
鲁迅感到一天天的光阴白白浪费掉，生命中仿佛遗失了什么东西。他每天都是去签个“到”，就干坐一日，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可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