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虽不识字，但是善良、聪明的女子，终生忍受着寂寞和痛苦，承受着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礼教加给她的悲剧。虽然从一种天然的中国女子传统的坚贞，对鲁迅怀着情意，但却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来了解鲁迅是怎样一个不平凡的人。
她一直孝顺地陪伴着鲁迅的母亲，甚至鲁迅辞世之后，也仍然守在周老太太身旁，终身伴随着这个怜爱她的老人，一直到老人逝世。
她没有文化，只是认定自己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快要忘却了，在为了取函领款而刻的印章上，只写着“周朱氏”三个字。
鲁迅深深地懂得，他和朱安只不过是封建礼教下的千千万万个牺牲品中的一个，像他们这样牺牲的人又何止这些呢？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毕业于南京水师学堂，在获得了清政府江南督练所的同意后，于1901年与鲁迅一同前往日本，离去的那天为鲁迅的新婚第11天。
这个时候，东京已经成为中国反清民主革命运动在海外的一个活动中心。1905年7月，当孙中山由欧洲来到日本，留学生即派代表前往横滨迎接。8月13日，在东京开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讲，盛况空前。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原来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同盟会成立后，还发刊《民报》，大力宣传三民主义，民主革命的思潮汹涌澎湃，拨动很多爱国青年的心弦。
但是，日本政府却应清政府的要求，在1905年颁布条令，禁止中国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东京的留日学生8000多人，就聚集起来，罢课抗议。
革命派的陈天华投大森海自杀殉国了，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学们坚持斗争。同盟会成员秋瑾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进行反清活动，并把一把小刀猛插在桌上，说：
“如果回国投降满虏，卖国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许多人都表示了要同日本和清政府斗争到底的决心。
但当时留学生的情况也是复杂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已经变成了保皇党，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章太炎等人则撰文和他们论战，在留学生中产生巨大影响。
鲁迅一回到东京，就置身于这个政治环境之中，于是马上投身于反对改良派的斗争之中，这对他后来的革命思想形成和文艺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刚返回东京时，他仍住在原住的旅馆。由于厌恶那些住在同馆里的热衷于升官发财、语言无味的留学生，1902春天，就搬出来了。
第二个寄居的地方叫中越馆，地方十分清静，可是房租饭费比较贵，伙食却十分糟糕。
1908年春天，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结束了在东京高师的学业，准备去欧洲留学，就在本乡区西片町找到了一所房子，那里是原来一个日本绅士的家宅，庭院广阔，花木繁茂。但是由于费用大，非拉几位朋友合租不可，鲁迅也被拉去了。
因为一共是5个人，这个住宅就叫做“伍居”。鲁迅从4月搬进去，住到了1909年初春，差不多有10个月。
1906年秋冬，因为偶然的机会，鲁迅认识了日本著名进步人士宫崎寅藏和界利彦。他们谈话之后，觉得非常投机。
因此鲁迅就购买了界利彦编辑发行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共5期，其中的第一期载有《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第4期还译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套书鲁迅在东京一直保存着，算是他早期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条重要线索。
同盟会成立后，他认识了许多革命派的人物，比如徐锡麟和秋瑾，还有陶成章。他们交往密切，这些朋友，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鲁迅的住处来，彼此畅谈理想，交流革命活动情况。
有一个革命者叫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副会长，他经常用草绳做腰带，穿着草鞋，在乡间来往，计划起义，被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么称呼他。
陶成章十分愿意在鲁迅的寓所中眉飞色舞地谈话，口讲手划，讲什么地方不久就会“动”起来。他曾为了防止日本警官搜查，把一部分会堂文件托鲁迅保管。
其中有一个空白的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笑着对鲁迅说：
“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
据有人考证，“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是仅次于“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
这表明了他对鲁迅的信赖，认为鲁迅是意志坚定的革命同志。
有时陶成章和鲁迅开怀畅谈，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身边有钱，就添一样菜，否则就吃普通饭。
后来，鲁迅曾说：
“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
这里所谓的“强盗”，就是鲁迅戏称革命党人的话，说明他当过革命党。
还有一个人，叫做蒋智由，来到日本很多年了，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维新派并主张革命的人物。鲁迅和许寿裳曾去拜访过他。
他为了参加光复会，一度把“智由”写成“自由”，以表示他革命思想的激烈，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投机分子。
在他留日之前，很受梁启超赏识，当了革命党后，写过送给陶成章的诗，还在革命派人中颇传诵了一时。
在他还没变节的时候，鲁迅有一次见到他，谈到服装问题，他说：
“我觉得还是满清的红缨帽看起来有威仪，而我现在穿的西式礼帽就无威仪。”
鲁迅和许寿裳听了，感到很奇怪。告辞出来之后，在路上鲁迅便说：
“他的思想变了。”
许寿裳点点头，表示同意。从此他们就再也不和他来往了。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蒋智由就改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了。鲁迅鄙视这种人，送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
1907年7月，消息传到日本，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了，刺客是徐锡麟已经被抓到。不久，消息又传来，秋瑾女士被害了。徐锡麟和秋瑾的死，激起了鲁迅的万分悲痛，他们都是革命者啊！
当徐锡麟的案子波及到秋瑾时，大家都劝她快逃走，但是她不愿丢下自己的学生们一走了之。终于血洒绍兴轩亭口。
当时听说徐锡麟死得很惨，心被挖出来，给恩铭的亲兵炒着吃掉了，大家都很愤怒。在日的绍兴籍留学生就开会，讨论对徐、秋两案的处理方式。蒋智由主张发电报给清政府，要求不再滥杀党人。革命派大力反对，认为说话无用处，顶多是痛斥清政府无人道而已。
在会上，双方辩论得很激烈，蒋智由说：
“就算是猪被杀的时候，还要努力叫几声呢！”
鲁迅反驳说：
“猪才只能叫一叫，没别的本事。人可不能就这样罢休了！”
会后，鲁迅就仿照蒋智由写给陶成章的诗，写了打油诗，以表示愤怒和嘲讽。蒋的原诗中说：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大有以“此心”酬革命的样子。
鲁迅只改动几个字：
“敢云猪叫狗，要使狗心存。”
于是活生生地描绘出了蒋智由的原形。这类保皇派，变节分子，在青年鲁迅的心目中，就是一群猪狗。
但鲁迅与那时的革命党人也有分歧，并不同意他们一时意气用事地搞暗杀、冒险活动，认为这些冲动、幼稚的行为，是不会带来真正的胜利的。
有一次革命党人命令他去暗杀，他就说：
“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
他们说：
“你总担心死后的事情可不行，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去了。”
其实，鲁迅有强烈的爱国心，但他主张脚踏实地的持久战，不大赞成逞一时之勇。他自谦地说：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听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他也批评说：
“光复会非失败不可，它可以说连能够称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
同时也以嘲弄的口吻说到他自己：
“我可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
他经常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去观察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怎样经历幼稚而曲折的道路，最后逐渐走上胜利的坦荡大道的。
孤寂无助的救国心
这段时间鲁迅深受革命家章太炎的影响，站在革命派立场，开始了对维新运动的批判。
他弃医从文后，渴望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为祖国的新生而战斗。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得新生。
因此，他决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商量办一个文艺性的杂志，以此来作为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理想，为祖国尽一点力量。
鲁迅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活力强劲的文学充满了好感。所以用但丁的一本诗集的名字《新生》作为这个刊物的名称，取“新的生命”的意思。
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有不少学习法政、理化以及警察、工业的，但学习文学和美术的却非常少。就在这冷淡的气氛中，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人，于是开始着手准备了。
鲁迅为这刊物做了不少工作，约了一些稿子，连封面、插图都选好了，稿纸也印出来了，《新生》就要诞生了，鲁迅激动万分。
出版的日期快到了，但先就走掉了一个作者，接着能给这个杂志拿钱的人也走了。鲁迅返乡结婚之前，答应支持这个刊物的有许寿裳、陈师曾、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可是这次到东京后，虽然多了一个周作人，但袁文薮却到英国留学去了。袁文薮对于这个杂志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原来要由他垫付创办刊物的款项。他这一走，就只剩下一文不名的三个人了。
虽然刊物没办成，但他仍不放弃，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时候，他开始投稿了。
最初他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稿子寄出去之后，他便焦急地等待着，期望有一天登载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
过了很久，上海给他来了邮件，但不是登着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
但鲁迅没有灰心丧气，他依然一如既往地追求下去。他把新写的稿子又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可是不久又照样被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来了，这很使鲁迅感到失望。
不过鲁迅还是继续写文章，然后寄出去，他以这种坚韧的性格，开始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这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胜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坚持写作的他，从1907年底到1908年，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其中包括《人间之历史》，介绍生物进化论；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他的救国思想表现得更明朗、更强烈了。
在鲁迅的心目中，尼采和拜伦是敢于蔑视一切偶像和权威，是能激发人们战斗不息、顽强进取精神的战士。他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但内涵与整个尼采哲学的核心是不同的，他更喜欢拜伦。
《摩罗诗力说》就是鼓吹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士，这是他弃医从文后所作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的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
鲁迅返回东京的时间是革命党人章太炎出狱的时间，章太炎先生一出狱，同盟会就派人把他接到日本，主办《民报》，又站在了斗争前列。
鲁迅特别敬重他，一直是他文章的热心读者，而且在思想和文字上深受他的影响，章太炎不仅是个学者，更是个有思想的革命家。
由于章太炎女婿的介绍，鲁迅成了章先生的学生。《民报》被禁后，章太炎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由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很想听他讲课，时间又与他开课的时间冲突，于是先生就为他们单开了一个班，设在《民报》的报社，每周日午前上课。
1908年7月21日，星期天，鲁迅等人来到太炎先生寓所，开始向这位学识与胆识都超群的老师学习。
在狭小的寓室里，师生席地而坐，中间是一张小矮桌。一到8点，章先生就准时开讲了。讲的是音韵学，先讲36字母和22部古音大略，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言词深奥，但是没有一句空话。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每逢星期日，鲁迅和其他几位同学都要到民报社听讲。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知识。
据说太炎先生喜欢发脾气，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和蔼可亲，随便谈笑，就像家人朋友一样。
鲁迅凝神谛听，很少发言。有一次，章太炎问文学的定义是什么，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先生听后说：
“这样区分虽略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比如郭璞的《江赋》虽然是文学作品，却没什么原因能让人哀乐呢。”
鲁迅沉默不语了，回去后对自己的朋友说：
“先生解释的文学概念，范围过于宽泛了。实际上，文字与文学是应当有区别的。《江赋》这一类的作品，很难有什么文学价值。”
这反映出鲁迅虽然很爱自己的老师，但是更爱真理的态度。他后来能够公正地评论章太炎的功过，与始终坚持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章太炎先生那时生活贫困，一天仅吃两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双目炯炯。他广博的见识，高超的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
1908年，鲁迅开始了翻译工作，他和弟弟周作人努力介绍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到中国，共同编译了《域外小说集》，但是当时并没有卖出多少本。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大潮洗礼后，《域外小说集》的价值终于被人们认识了。
这时，在日本立教大学读书的周作人，同日本女人羽太信子结婚了，费用大增，周作人和老家的母亲都希望鲁迅在经济上能有所帮助。他便顺从了亲人们的意思，做出自我牺牲，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历史的脚步迈到了1909年，其时，鲁迅已年方28岁，面对阔别已久的祖国，不禁感慨万千。
他回国的时候，尽管清王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毕竟还是存在着。那个愚昧、落后、保守的象征——驴尾巴似的长辫子，依然拖在男人们的脑袋后面。那时候没有辫子的人很少，被大家视作异类。
鲁迅的辫子早已留在日本做了纪念物，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留给了理发师。
那时候上海有一个专门装配假辫子的名师傅，虽然装一条要收大洋4元，实在是太昂贵，但是装得非常巧妙，不仔细看，是看不出异样的。但是，戴着这样的假辫子在人群里行走，却要提防被挤掉或挤歪。
鲁迅就是戴着这样的假辫子回到上海，又回到家乡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母亲倒是没说什么，但是其他人一见面，却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先是研究一番这条辫子，等到辨出了是假的，就冷笑一声，在心里说：
“这是要被杀头的！”
有一位本家甚至准备去告官，只是因为担心革命党的造反也许会成功，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鲁迅这才知道缺少一条辫子还要招惹到许多难听的辱骂，小则说与别人家的女人关系不正常，因为那时候捉住了这种人，首先要剪掉他的辫子；大则指为“里通外国”。
鲁迅十分愤慨，他想：
“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路上走，大约未必会这样受苦，而缺少一条辫子却要受到社会上这样的侮辱，多么愚昧，多么可怜啊！”
回国后不久，许寿裳就介绍他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这是一个新建成的、仿日制的师范学校，教员也大多是留日学生，学校里有一些民主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