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对哲学和宗教的探究，以及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托尔斯泰最终在《忏悔录》等著作中表明自己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更前进了一步。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1881年成为他从内心上改变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他虽然出身于俄国上层贵族，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传统观点，背叛了自己的本阶级，最终站在了家长制农民的思想立场上。
夫妻间思想决裂
1881年秋，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上学，托尔斯泰举家移迁莫斯科，那里上流社会的奢侈腐化与人民的饥寒交迫使他感到震惊。他去访问贫民区，成千上万难民的眼睛盯着他。他看见那些衣衫褴褛、迎风哀号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心都碎了！就在当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情景时，禁不住号淘大哭，一边挥动着拳头，一边连连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接着开始去深入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主动参加了贫民区人口调查，并访问监狱、法庭，参观新兵收容所……这使他更深刻地认清了建立在对广大群众奴役基础上的整个沙皇制度的罪恶的本质。为此他竟然抛弃了所有社会地位——“伯爵”头衔、县贵族长职务、法庭陪审员职务。
生活方式上托尔斯泰决定走平民化道路。他放弃了打猎，改吃素食，戒烟，戒酒，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在莫斯科居住时，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收拾房间，然后劈柴、打水、生炉子，并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坐在小房间里缝鞋、打鞋掌。夏、秋季节，他又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耕地、割草、施肥……为了帮助多子女的困难家庭运草还砸伤了自己的脚，一连三个月卧床不起。他还给贫困的农民购买木料，把森林分给农民使用。他越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贵族生活，要求自己的儿女和妻子离开他的庄园，永远居住在农舍里。
很明显这个决定令索菲雅很难接受，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她辞退全部佣人而包下全部沉重的家务负担：做饭、缝纫、洗刷、带孩子……好让托尔斯泰在那里忏悔、赎罪！而她有什么可忏悔的呢？她的大半生都是为他而生活的。她还要为他、为子女而继续生活。于是，她以托尔斯泰和体弱多病的子女都离不开物质保障为由，不肯遵从丈夫的意愿，抛弃一切财产，离开庄园走进农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早在70年代末就潜伏着的家庭危机，这时越发加深了。索菲雅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在那里苦苦地折磨自己，然而，托尔斯泰却拒绝她给予的一切温存与体贴。索菲雅感到她生活中失去了某种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托尔斯泰对她的信赖和对创作的热情。她为失去的这些东西常常大声地哭着、争论着，结果不但不能弥合已出现的裂缝，反而把它撕扯得更大了。
托尔斯泰的家庭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就连孩子们也像被遗弃了一样。后来，托尔斯泰采取了妥协的办法。1883年，托尔斯泰把自己经营全部财产的权力和他在1881年以前发表的全部著作的出版特权授予了妻子。这种退让显然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因此，他常常为此而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特别是从全家移居莫斯科后，他目睹这种都市的家庭生活比在乡间还要奢侈，更使他无法继续忍受。而妻子并不理解和这样一位勇于反抗的伟大的艺术家生活在一起所经历的全部复杂的、矛盾的、痛苦的生活实质，因此，对自己丈夫的信仰毫不理睬，甚至常常向他发火。
这种争吵愈演愈列，直至1884年夏的一天，当夫妻之间再次发生冲突之后，托尔斯泰准备远走他乡，永不回来。但是，他在途中突然想到妻子即将分娩，这样离开有悖于自己的道德信条，于是才从半路上又折了回来。妻子忍着腹中的阵痛，来到丈夫身边，3个小时后，生下了最小的女儿莎萨。托尔斯泰最后30年，就是在这种时而温馨、时而冰冷的家庭气氛中度过的。
然而，这种背判自己贵族阶级的平民化生活并没有扭转托尔斯泰在他学说中的根本矛盾。因为，根本问题不在于平民化，而在于如何领导千百万农民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891年后，灾情开始蔓延俄国大部分地区。为了引起社会对人民灾难的关注，深深热爱自己人民的托尔斯泰带领着大女儿沿村募捐，创办饥民食堂，著文介绍防止饥荒的办法，同时上书沙皇，陈述灾情，呈请赈济，拯人民于水火之中。这一壮举深深地打动了索菲雅，因此到后来，她带着儿子也参加了由丈夫发起的这项活动，并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加盟。
批判的杰作《复活》
世界观的“激变”对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他甚至走到了否定艺术的地步。做出了舍弃文学的惊人决定。这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屠格涅夫临终在给他的遗书上写道：“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答应我的请求吧！”托尔斯泰这时虽然已把主要精力都用到哲学研究上，但是，生活本身向他提出的课题，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些重大课题，表达自己新的观点的愿望，都在召唤他回到艺术创作上来。
因此，他在除创作充满宗教道德倾向的政论性作品和民间故事的同时，还写出了剧本《黑暗的势力》、喜剧《教育的果实》、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尔奏鸣曲》、《哈泽·穆拉特》以及抨击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文艺论著《艺术论》等。这些作品和论著进一步显示出了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战斗力量，但也使托尔斯泰在世界观中的弱点暴露无疑。
托尔斯泰在对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中越来越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想到了检查官柯尼于1887年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的诉讼案件。当时，托尔斯泰对柯尼讲的故事很感兴趣，并劝科尼照它的原样写下来。事隔两年，也就是1889年底，作家知道科尼并没有写，于是决定亲自动手，写下了以道德忏悔为中心的《科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此后，他一直为自己寻找不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苦恼。他的创作踌躇不前、数易其稿、前后迥异，最后终于演变成了不朽的，以对社会空前批判而著称的创世杰作《复活》。
对于托尔斯泰全部作品来说，《复活》第一次不用贵族而由一个普通女人来充当主角。它以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喀秋莎·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这个生在牛棚的农奴私生女，母亲死后便过着寄人篱下的半养女、半家奴的生活。还在少女时代，她就被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后遗弃。她到处漂泊，屡遭凌辱，最后沦落为娼，被诬告落狱判刑，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作品围绕玛丝洛娃悲剧性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国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的全部罪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作了空前尖锐的批判，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局限，使他在作品中暴露出许多尖锐的矛盾。他通过广阔的艺术画面，从法庭、监狱、政府、教会，一直到经济、道德、伦理，严酷地暴露了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到了最高峰。与此同时，他又大肆鼓吹“不以暴力抗恶”，要人们跪倒在上帝面前进行“道德自我完善”、“饶恕一切”、“爱仇敌”，甚至期望“好老爷”把土地恩赐给农民。在这部作品里，作为“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暴露热情达到了最高潮；作为千百万俄国宗法制农民利益代表者所持的立场也表现得最明确；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开出的救世药方所显示的软弱无力及反动实质也最清晰。显而意见，这是托尔斯泰全部文学活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
在持续了60年的创作活动中，托尔斯泰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用它一生的心血换来的。他的处女作《童年》有4种稿本；《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章节有7种稿本；《安娜·卡列尼娜》许多章节有20种稿本；《复活》的开头部分有20种稿本。特别是他为《生活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竟多达105种稿本。
虽然在1901年和1902年中托尔斯泰曾重病缠身，但是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壮，70岁仍能溜冰，75岁还能参加自行车运动，直到82岁还能骑马。
遗嘱带来大风暴
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在19世纪末成了独特的文化中心。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从俄国和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上两位巨人——年迈的托尔斯泰和年轻的高尔基会见了，并留下了广为流传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