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女星登上《电影画报》封面的1936年，好莱坞电影进一步占领上海电影市场。根据1936年5月的一个数据资料显示，上海当月放映的45部电影中有40部来自美国。根据《好莱坞在中国：1897—1950年》萧知纬尹鸿，何美译《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第69页中的相关数据秀兰·邓波尔的童星身份和她的影片更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因此《电影画报》的这个试探是成功的《美国第一份中国电影市场的官方调查报告与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萧志伟尹鸿，《电影艺术》2002年第1期）中指出“作者还注意到三角恋爱和两代冲突之类的题材，因违反传统伦理而不受中国人欢迎。但一般爱情片和历史题材的影片，尤其是喜剧片和儿童作主角的影片都很卖座”。可见秀兰·邓波尔的受欢迎是符合当时中国民众欣赏趣味的。另外，根据同一期上刊登的“万有书库将出《秀兰·邓波尔》画传”的广告推断，此举也是推销宣传的一个举措。。
陈炳洪主编的《电影画报》，以轻松易懂的介绍文章、深入有趣的明星逸事和评传为主，对于好莱坞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介绍和报道，翻译自国外电影刊物的文章也增多了。这一时期，《电影画报》总的氛围是轻快的，对好莱坞的态度也是充满向往的。1936年9月号上郑伯奇发表了《论国防电影》，但是这篇严肃的文章与整个画报风格格格不入，前后也没有响应的文章。
陈炳洪对于电影的观点与郑伯奇有所不同。他认为“人生本是戏，何必太认真！”见《电影画报》第19期编者语他对于国片的期望更是与郑伯奇相反，“现时我们的国人在重重压迫之下，要找寻出路时候，有知道社会人心提倡民众教育的电影，就不能疏忽这种责任。国片制作人，自后应注重积极的，乐观的剧章摄制，否则国片前途就会和消极一样，只有消沉下去而至于自灭”，他反对国片的“悲观化”，认为一批卖座影片“都现出民心的不安，社会的不良，使观众看了只有悲郁，衰颓，烦闷，恐慌的反感。”同上在他看来，国片也应该如好莱坞影片一样让国人逃避现实，忘却烦恼，如此才能受到观众的支持，使国片更加发达。
他的这种观点，贯彻在画报的编辑中，就是对于好莱坞的更加推崇。后期的《电影画报》对于轻松的明星话题非常热衷，好莱坞明星的银幕魅力和私人生活都在画报中有大量的展现。一批翻译和撰写的文章，对好莱坞明星的婚姻爱情生活关注有加，标题如《巴里穆亚离婚是好莱坞的一端恋爱惨剧》（第25期）、《明星们结婚后不能长久的理由》（第25期）以及《女明星演中的罗密欧》（第35期）等文章几乎是每期的必备。对于好莱坞明星的热爱，还表现在大量传记或自述类的文章，有些甚至以漫画的形式灵活表现。好莱坞明星的照片是每一期画报的重中之中，刊登了各个电影公司的当红女明星（她们的名字中英文对照，还特地标明了其所属的电影公司），好莱坞影星的剧照、生活照，甚至童年照片都以不同主题进行刊登，标题及说明（如“光芒四射的美国电影明星”“倾国倾城典型”）都洋溢着影迷的崇拜和热情，亲切的语言让人觉得与这些银幕上的“情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此外，好莱坞女星引领时尚潮流，她们的服装造型也成为刊登的重点。对好莱坞影星的推崇，以对其外貌的推崇为主，男星裸露上半身的照片和女星大胆裸露背部、大腿的照片表明了新的西化的审美取向（第23期上，分别用两位好莱坞影星的照片来定义“男性美”和“女性美”），甚至一组名为“香烟美人”的女星照片还透露了对女性吸烟形象的迷恋。《电影画报》知道对明星的崇拜所延伸出的就是热烈的“明星梦”，因此还刊登了《倘若我们成了明星》（第36期）这样假想性的趣味文章。
好莱坞影星中，除了女星以外，一些性格男星和特型演员也是描述的对象，而喜剧明星卓别林和童星秀兰·邓波儿被提及的次数也很多，这与陈炳洪欣赏轻松“积极”的影片趣味不谋而合。《电影画报》为秀兰·邓波儿制作了特辑，在1936年卓别林到上海期间，更是大幅追踪报道，热情之至。
陈炳洪对于中国影人“走出去”和外国影人“走进来”，尤为热心。他自己两赴好莱坞游历，对于其他中国影人的国际活动也极其关注。1935年7月15日《电影画报》出版的《电影画报》为《胡蝶女士回国特辑》，对胡蝶的海外之旅做了详尽的报道，1936年3月1日又出版《黄柳霜回国特辑》，对在好莱坞影片中演出的中国女明星黄柳霜回国之旅跟踪报道。陈炳洪在《胡蝶女士回国特辑》的“编者话”中认为胡蝶的国外考察，使国片《姐妹花》能够在国外共映，“博得外人的好感”，“在私，这次周胡二氏的观光考察，足资借镜之处很多；在公，他们负着宣传中国艺术，联络中外影界感情的使命，已完成他们的任务了。”他感到，出国考察，“看看人家，比比自己，对于贫乏的中国电影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后期的《电影画报》在“看看人家”这一点上做得是足够了。这一时期的《电影画报》刊登了大量的介绍性文章，包括《特写》（李支影文，第23期）、《漫谈“音响”》（李支影文，第19期）、《电影的气候制法》（吴自由文，第34期）、《五彩影片的成功》（姚赛瑛文，第22期）等对于当时电影的技术和拍摄技巧都有所涉及，由于有声片和彩色影片的出现，对于这些新的现象都有所报道，这种关注一方面表现出《电影画报》的国际视野和紧跟时代的眼光，另一方面，其中许多对好莱坞电影制作内幕的揭露，是介绍与猎奇的结合。
这些文章中呈现出的好莱坞是一个工业奇迹，一个“理想王国”。第二十期上描写好莱坞明星子女的学校时，形容“这是一个最完善的学校，那里面的学生也是幸运儿”，第四十一期《到好莱坞旅行去》将好莱坞提供的舒适和享受仔细介绍。对于好莱坞的批判，更加侧重的是对其资本主义商业性环境下所产生的问题的揭露，如《好莱坞临时演员的悲惨生活》、《影圈里以人为货的经纪》等，因为多为译作，可以提炼的观点和批评都有限。
通过这样的对比呈现，自然只能比出国片的“贫乏”和不足来。事实上，1936年至1937年，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开始了“国防电影”运动，一批革命题材的影片出现，对于电影界的震动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后期的《电影画报》上几乎感受不到国民族电影运动的热潮，零星的文章被更多的好莱坞报道所掩盖，《电影画报》成为了专门报道好莱坞电影的影迷刊物。
陈炳洪将国片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增进国际交流、借鉴学习好莱坞之上，他的想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追逐虚幻的好莱坞影像，而不能提出有效的促进国片进步的方法，最终失去自己的声音，与时代主题相背离。
《电影画报》1937年7月出版了最后一期刊物，之后可能因为战争突然爆发，无疾而终。
从重国片到重美片，《电影画报》的转变，从表面上看，两位主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透过他们迥异的背景、视野对好莱坞的呈现，表达了不同的电影艺术观念。相较于同时期创刊的其他电影刊物，《电影画报》的影响力不是最大的，迄今为止，它几乎没有进入到其他电影史研究者的视野中，相关的记录甚少。然而，笔者认为，作为一份电影画报（名副其实），它短暂的4年（在当时的刊物中，可能算是比较长寿的了）贯穿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见证了国片的勃兴和好莱坞片的流行，见证了软硬电影之争，也见证了好莱坞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它前后截然不同的风格倾向，恰恰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着眼于电影刊物对思想传播和观众引导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希望以《电影画报》为起点，将更多的早期电影刊物引入电影史研究的视野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