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不得不产生第三个疑问，当美国政府向中国国民政府当局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的时候，除了必须将这些援助用于向美国军火商购买战争物资而外，还有多少其他与战争无关的条件附加在其中？而国民政府当局对此又作出了何种的应对？且这些附加条件的实效期限制在何年何月？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应该作何评价？
（特别鸣谢：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熊学莉少校慷慨提供其在过去一年中，从重庆各大图书馆所搜集的大量史料。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1933—1937年的《电影画报》与好莱坞
胡婧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冲破种种障碍，努力勃兴。在这个语境下，国片与西片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经济上，大量的西片（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好莱坞电影）涌入电影院，对物力相对薄弱的国片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思想形态上，好莱坞电影的“造梦”特色与左翼电影注重现实的艺术追求格格不入，“软性电影”的支持者以好莱坞电影为样本，而左翼电影人恰恰将其看作“反面教材”。《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独特处境和历史命运》（《当代电影》2001年第6期）中，李道新教授指出：“1932年以后，随着左翼电影工作者领导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列宁有关电影政治功能的阐述得到广泛传播；“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也促使中国电影界开始以实际行动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实践。尽管此间进口的好莱坞影片大致仍占进口外国影片的80%以上，但是，在中国人眼中，好莱坞不再是流光溢彩的梦幻天堂，相反，与揭露现实黑暗教育人民大众的苏联电影截然不同，好莱坞电影成为引导人们远离现实、陷入醉生梦死边缘的“迷药”和“毒饵”。揭露好莱坞电影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性质，成为包括夏衍、尘无、凤吾、郑伯奇、凌鹤、唐纳等左翼电影工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必然选择。从1932年到1937年间，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第一次遭遇如此明晰、而又如此大规模的抵抗。”
好莱坞，一方面代表了先进、辉煌的电影王国，作为一个工业奇迹被国人赞颂，拥有大量的观众，另一方面早有清醒的批评家指出好莱坞电影中奢靡、颓废、拜金和脱离现实的一面。20世纪30年代，名目繁多的电影刊物尽管风格倾向迥异，却无不以自己的方式介绍和表现好莱坞，这些刊物传播外来电影讯息、引导观众趣味，推动了电影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电影观众。这其中，画报，以其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优势，尤其受到影迷的关注和喜爱。
伴随着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30年代中国出现了办报、办刊热潮，大量的电影刊物跟随中国电影的勃兴而诞生，并以最直观的方式见证了这段历史。与同时代的电影刊物相比，良友公司出版的《电影画报》依托良友公司的资源和能力，图片精美、信息丰富、趣味高尚，尽管在一系列重要的电影艺术思潮和意识形态辩论中，它不是主要的“战场”（其后期更远离了这个“战场”），但是由一本左翼影评人寄予厚望而创刊的画报到纯粹的好莱坞影迷杂志，这前后截然不同的风格转变，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1933年到1937年中国电影所处的充满矛盾和动荡的环境。通过对《电影画报》这一个案的分析，从该刊对好莱坞的不同呈现方式，笔者试图剖析其风格转变的原因，从而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电影艺术思潮。
历史与创刊
《电影画报》（TheScreenPictorial）是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20世纪30年代发行的一本定期刊物。作为当时畅行国内外的综合性画报，《良友》自1926年创刊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为了弥补大型画报“顾此失彼”的缺憾，良友公司在1927年左右，先后推出了几种定期刊物，其种类和名称先后都有所变更。
1926年7月刊的《良友》杂志对其新近发行的两本定期刊物进行了预告，它们分别是《上海周报》和《银星》，其中对《银星》的介绍是：
这是宣扬国产影片的唯一的艺术杂志。关于照片、文字，业已联络沪上各著名影片公司供给材料，并特约海上银幕艺术界诸子为撰述。纸张则以颜色铜板精印，封面除用银粉精印外，另作三色女明星照片。印刷务求精良，内容务求丰富。较前之出版物，格式不同。编辑卢梦殊君，现已从速策划进行。定于七月前可以出版云云。
《银星》（TheMovieGuide）正式出版日期为1926年9月1日，其广告中称：
我们不敢说是“后无来者”的唯一电影刊物，但在近时代，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了。李欧梵教授称《银星》“此系第一本电影刊物”（《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李欧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北京，第73页）
《银星》共出版19期，期间还以《电影与文艺》之名出过一本号外。1928年第27期《良友》刊登《新银星》广告：
新银星电影杂志，是继银星而起的新刊物，内容取材与银星不同，图画增加，纸质优美，文字富有趣味，文字极为丰富。凡曾阅银星者不可不阅新银星，凡爱阅电影杂志者更不可不阅新银星。
至此《新银星》取代《银星》于1928年8月出版第一期，英文名则改为Silverland，以示与《银星》的区别第31期的《良友》上刊有这样一个启示：“其实本公司之新银星乃归本公司内之新银星社编辑，与上海南市南仓街之银星社殊无关系。今者叠接各地来函，将银星社之事纷纷追问，今以营业名誉关系，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证明当时另有一《银星》存在。，并且由“良友三巨头”之一的陈炳洪主编。从第20期起，与良友公司的《体育世界》合并，改名为《新银星与体育》（Silverlandandsportsworld）。
1933年7月1日，良友公司的《电影画报》创刊，第一任主编是早期“创造社”成员郑伯奇（以郑君平的笔名）。
《电影画报》首先在广告上表明其旨趣：见《良友》，第7期，1926年8月。
电影是新时代的艺术，也是民众教育最重要的工具。跟着物质文明而发达的，电影一天一天成了民众不可缺少的精神上的养料。
中国各种事业，年来呈着消沉的气象，只有电影却突飞猛晋，一日千里。这正指示出电影有很伟大的前程。在这样情势之下，应运而生的刊物，当然不少。但是，或则偏重理论，或则专讲趣味，适合于一般公众要求的刊物，尚不多见。同人等本素来的经验，发刊这《电影画报》自信对于中国电影艺术，可尽相当的帮助。
并表明：
本报的宗旨：提倡国产影片，发扬电影艺术，介绍中外消息，代表观众舆论。
本报的特色：图画则新鲜夺目，幅幅都是明星新照。文字则雅俗共赏，篇篇都是专家杰作。形式则携带便利。定价则特别低廉。
《电影画报》的广告与之前《银星》、《新银星》的广告相比，少了吹嘘的成分，更突出了一份社会责任感，这是左翼影评人带给刊物的新风气。该刊自1933年7月1日~1937年7月1日共出版41期。根据《中文期刊大词典》，电影画报的出版时间是1933年7月至1937年4月，共40期。根据笔者研究发现，该刊出版日期应为1933年7月1日~1937年7月1日共出版41期，第40期出版于1937年4月，第41期为五、六月合刊，其后很可能因为战争爆发而停刊。自第七期开始，《电影画报》从半月刊改为月刊，售价仍然是大洋二角（与《良友》一样），同时改为16开大本，第十一期以后全部采用彩色封面。
郑伯奇主编的《电影画报》创刊伊始，受到了中国电影界的极大关注。在创刊号上，郑正秋题字：
电影画报出版你是整个电影界间接的大导演
卜万苍发表文章，并称《电影画报》为“电影界的火车头”；蔡楚生、沈西苓、史东山、陈玉梅、胡蝶等都在这期创刊号上留下了赠言。可见其创刊，寄托了中国电影人，尤其是左翼电影人的厚望。
郑伯奇在“登场的告白”中写道：
当这东北沦陷，平津告危的今日，我们来刊行电影画报这样一个袖珍式的图画杂志，虽然是这大千世界中一件极渺小的事件，却也并不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我们不须打起“电影救国”“图画救国”那样冠冕堂皇的招牌。
……我们现在做这样渺小的工作，我们也只能话不离题，就电影本身，说几句渺小的。
谈到《电影画报》的宗旨：
我们这刊物虽然篇幅狭小，但，对于电影艺术的普及，和观众鉴赏程度的提高，我们自信可有相当的功效的。
《电影画报》的创刊号以“中国之部”和“外国之部”划分，在占了大多数篇幅的“中国之部”中，刊登了胡蝶、陈燕燕、黎明晖等影星的照片，以及《脂粉市场》、《前程》、《春潮》、《母性之光》、《追求》、《生机》、《还我河山》、《寂寞的牺牲》等影片剧照，另有周克、卜万苍、邵醉翁等“影界名人照片”和影星的工作生活写真。同时，在文字方面，刊登了卜万苍的《国难期中电影应负的使命》、《电影界对于中国电影之意见》等文章，表现出了鲜明的左翼文艺特色和立场。
相比之下，“外国之部”除了几组好莱坞影星照片和外国影片剧照之外（其中包括一部德国电影），没有更多的报道了。这种“厚此薄彼”的特殊安排，一方面是创刊号的特殊意义所决定的，既然是以宣传国产影片为宗旨的杂志，《电影画报》在创刊伊始就急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旨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好莱坞影片和影星的篇幅必不可少，这是尊重读者趣味和符合商业诉求的行为。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好莱坞影片和影星是“养眼”的，因此紧跟在创刊号的目录旁边就刊登了美国女影星卡洛·朗白德的照片，这也是电影刊物吸引读者注意的手段。
从创刊号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电影画报》不可回避地呈现好莱坞景象，但其态度与其说“不重视”倒不如说是“不严肃”的（“严肃”一词一向很难与好莱坞影片挂钩），刊登大量由电影公司提供的好莱坞影星照片，而并不专注于文字的书写与介绍，所呈现的好莱坞形象是关于美女和时装的，充满现代感和戏剧性的，和端庄、保守的中国女影星相比，好莱坞女性在照片上更加光鲜性感，似乎是“眼睛吃的冰激凌”的图解。
在创刊号上，引起笔者注意的还有一整版醒目的新书广告。这本良友公司的新书名为《好莱坞巡礼》，广告上称：
本书是将好莱坞的影戏创造情形，用图片解释，洋洋大观，一读是书，好比身游其境。
广告上还引用孙瑜的题序，称：
无疑地，现在出版这一部好莱坞巡礼，至少他把我们中国的许多在宫墙外面垂涎观望的影迷，一一地带入了那一座宫门，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去参观那座美丽的艺术之宫。”见《电影画报》创刊号，1933年7月1日出版。
确实，在当时电影观众中，对好莱坞痴迷的不在少数，如何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引导他们对好莱坞影像世界的认识，既而表达批判的声音，是郑伯奇主编的《电影画报》面临的问题。
郑伯奇与左翼影评人的《电影画报》本文认为该刊的前两位主编对于刊物风格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杂志风格的转变以两人任期为界。遂以第一任主编郑伯奇编辑的第一到第十七期（1933年7月5日~1934年12月25日）这段时间称为《电影画报》的前期，其后至结束出版称为后期。
了解《电影画报》，须从了解它的编辑者开始。《电影画报》创刊的初期，因为人手短缺，排版不及屡次出现“脱刊”《电影画报》的脱期问题，见该刊第3期“编者的话”。，也正因为从收集稿件到排版，主编都直接参与，所以画报的风格倾向也可以说是直接表达了主编的意志。《电影画报》的前两位主编以各自迥异的思想观点给刊物的风格取向带来了转变，这种转变富有浓郁的时代特色，不仅表达了两位主编的趣味和美学观，也揭示了时局的变化过程。
《电影画报》第一任主编郑君平，原名郑伯奇，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赴日本留学。1925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系，后在该校研究院攻读一年，并加入创造社。1926年回国，在广州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任教。1927年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同时参加创造社活动，撰写剧本、小说、评论和理论文章。1929年创建上海艺术剧社，任社长。1930年参与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后当选为左联常务理事。同年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曾主编《文艺生活》、《北斗》等刊物。1932年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主编《世界画报》、《电影画报》、《新小说》等刊物。《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陈玉堂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杭州，第616~617页。以及《郑伯奇——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先驱者》朱天纬，《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中的相关资料。他与夏衍联合翻译了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系统介绍了蒙太奇理论，并著有《两栖集》、《参差集》等。他1932年进入良友公司，以“虚舟”为笔名每期撰写一篇国际时评，被评价为“给良友公司和《良友画报》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使良友公司和《良友画报》获得了新的生命”。见赵家璧先生在《重印全份旧版〈良友画报〉引言》相关表述。
郑伯奇负责编辑了第1至17期《电影画报》，从最初的图文排版混乱随意、频频延期（创刊号即为延期出版），到后来的主题明确，划分有致，他的贡献良多。他主编的初期，刊发了大量富有责任感的文章，如叶秋心的《谈谈电影与社会的关系》（第2期）、张家琳的《现代中国电影所负的使命》（第10期）等，并且从第二期起，连续介绍苏联电影和理论，如《普特符金给中国导演众的提示》（许幸之文，第2期）、《苏联的电影》（黑婴文，第4期）、《苏俄电影旅行记》（许幸之译，第5期）等，可见其趣味与好莱坞格格不入，对于好莱坞的文字报道少之又少。在画报最重要的图片选择上，以第二期为例，刊登的中国影星、导演照片为14幅，影片介绍4部，刊登的好莱坞影星照片6组18幅，影片3部。好莱坞影星的精美照片仍然是画报中重要的部分，然而作为吸引读者最重要的图片——封面，在郑伯奇主编期间，始终由中国女星占据（第二期封面女星为阮玲玉），这一时期的《电影画报》大张旗鼓地为国片摇旗呐喊。
而好莱坞，更多地时候，是作为中国电影的参照物，以好莱坞的成功对照出中国电影的薄弱，或者以好莱坞电影的浮夸对照出中国电影的清新。第十期的《电影画报》中刊登了一组好莱坞电影剧照，名为“伟大的场面，细腻的动作”，照片中呈现了几部好莱坞影片中的宏大场面，跨页刊登，极富视觉效果。在题名之下，注有几行字：
中国电影真可怜。稍微大一点的场面，就没有力量摄制。像上面“WonderBar”这样伟大的场面，中国电影有过吗？再看看各个演员的表情，这样周到的注意，中国电影能够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