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发展，也使美国电影在上海市场的发行遭遇相当的困难。恶性通货膨胀使物价变动频繁，而根据电影发行拆账制的方法，票款回收有其周期，这势必导致账面收入小于实际收入。为了减少风险，美商曾经提出上映影片票价以美元计价，再换算为法币，但影院方面觉得这种方法会影响上座率，不愿实行。再加上当时政府对电影票价的严格管制，使上海电影票价的上涨远不及物价上涨的平均水准。美国影片商认为这种情况大大影响其收入，因此而减少了对上海的电影输出数量。1947年美国向上海输出影片393部，为1946年的44.6%；1948年输出272部，只及1946年的30.9%。国民党政府实行货币改革后，因为完全无法控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发展，导致1949年1—5月，上海进口的美国新影片只有1部，各影院放映的美国影片均靠库存旧片维持。《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597页。因此，美国电影在战后上海市场的占有率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票房拆账制已难以正常运作。
2.文化因素
进入上海市场的美国影片最初多是风光、滑稽、打闹内容，情节简单易懂，观众有很大的新鲜与好奇感。随着故事片的兴起，情节日益复杂，又没有中文配音，对没有西方生活与文化背景的观众而言，观赏兴趣自然随之下降。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对外交往的中心，有众多的外国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白领阶层和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他们较一般市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较多，对美国影片的发行是有利的。可以说，美国电影在上海吸引观众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文化差异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电影的发行，毕竟普通市民仍占上海人口的大多数。对他们来说，美国影片的题材“和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不符合，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美国影片的节奏较快，“使得落后的观众，不易接受”；美国影片没有配音翻译，“水准较低的观众，很容易混乱了片中情节，使他们的兴趣减低”。吴道：《论中国电影的倾向和路向》，《电影与戏剧》第2期。因此，我们对美国电影在当时上海市场的反响似不宜予以过高的估计。
3.政治因素
由于电影的再现性、大众性、集合性效应，其对受众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艺术门类，因此较易引发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关注，从而导致对电影实行检查的呼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连集侦探片输入中国起，美国影片的内容与表现方式——尤其是盗匪片、中国题材片和关于男女关系的描写——与中国传统道德文明和民族感情时有冲突，被国人斥为“邪恶”——“轻薄险诈，甚为风俗人心之害”；“色情”——“徒以声色于先务，是以外人淫靡奢侈之风，以诱惑我国之青年也”；“辱华”——“作丑恶之宣传，作迷惑之麻醉，淆乱黑白，混人听闻”；要求“迅订检阅取缔之章程，颁行全国，以抗薄俗。”程季华前引书，第1卷第9页；《总商会电请取缔影片》，《新闻报》1923年3月18日；联华电影公司编：《联华年鉴》（民国廿三年—廿四年），上海1935年版，第15—16页。迫于社会和舆论的压力，北京政府教育部曾制订电影审查规则，将有碍治安、有伤风化、影响人心风俗、侮辱中国及有碍邦交者列为应予查禁的有害影片。戴蒙：《电影检查论》，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年版，第70页。不过由于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力难于伸展到各地，电影检查实际上未能实行。
1927年国民党政权登台后，自上海开始实行电影检查制度。1928年8月，上海市戏曲电影审查委员会成立，从此，美国影片在上海的放映受到检查制度的影响。1930年，美国影片《不怕死》被上海电检会以“侮辱我华人处，令人发指”为由禁映，并由出品者美国派拉蒙公司和上映者大光明影院登报道歉、罚款。
1931年2月，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实行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根据1930年11月通过的《电影检查法》的规定，将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违反三民主义、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提倡迷信邪说等列为违禁影片。《国民政府公报》，第614号。电检会“对外国进口片检查尤为严密，如稍有违背检查片者，均予禁演，或加以修剪后准演，即浪漫及富于肉感等不适合于我国淳厚风尚之影片均严予取缔。”《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影片情形》，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中国电影年鉴》，南京1934年版。影院老板出于赚钱的生意经，故意将美国影片片名翻译得颇具诱惑性，更加重了一般人对美国影片“肉感”的印象。如1935年获奥斯卡5项主要大奖的《一夜风流》（HappenedinOneNight），是一部描写穷家子和富家女终成眷属的风俗喜剧，直译应为《发生在一夜间》，结果被翻译成现名，而“风流”两字在中国人心目中往往具有非常暧昧的含义。在大部分情况下，所谓美国影片的“肉感”不过如此。虽然如此，美国电影被删剪和禁映的数量与其进口总量相比并不大。1931年2月至1934年3月，共检查进口影片1923部，其中美国好莱坞八大公司被禁映42部，只占被检总数的2%。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编：《电影检查工作总报告》，南京1934年版。由此可见，相较于美国电影进入上海市场的数量而言，电影检查制度对其影响不大，远远不足以动摇其在上海的市场地位。
五、简短的结论
关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在中国（包括上海）的市场定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批评者认为，如此大量的美国影片在中国上映，一则传播了西方不健康的文化观念，二则从中国赚取了大笔利润，三则阻碍了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这三种情况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放映的美国电影中。不过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何谓西方“不健康”的文化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亦在变化，例如所谓“黄色”影片，可能过去见到影片中的泳装即目为“黄色”，而今天的标准显然与过去已有天壤之别，因此不可一概而论。用人类普遍文明的标准衡量，美国影片尽管并非十全十美，其中也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但也使中国观众得以领略西方文化独有的方面，从中得到愉悦，使中国电影人有所借鉴，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自有其地位。美国影片商赚取的利润，如果在平等的市场条件下理所当然，而不平等的市场条件则是大环境的产物，后人不必为此过于苛求先人。至于是否阻碍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并不像人们以往估计的那样严重，因为早在1920年代中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国产电影产量已经超过了百部，并在1930年代上半期和1940年代下半期出现过两次高潮，而这种发展是在美国电影对华输出并无限额的情况下实现的，可见电影市场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理路，外来电影输入的数量多少未必简单地与国内电影的发展成对应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中美之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美国影片照常在各地上映，不过观众数则有了明显减少，也不再有新片进口。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影片的生存空间也大为缩小。11月中旬，包括上海在内，中国各地先后停止上映美国影片。从此以后，在近30年时间里，除了极个别例外，美国影片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才又重新出现在中国包括上海的银幕上。
20世纪前期好莱坞影片汉译传播初探
张伟
一、简单的回顾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影片毫无疑问占有最大的份额，若以平均每年300部计算，其输华影片总数很可能达到惊人的万部左右。这么庞大的一个电影数量，是通过怎样的手段乐于让中国人接受的？汉译传播在其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又走过了一段怎样的路程？在我们尝试对其作初步探索之前，似乎先有必要对好莱坞影片在华放映的历史略作一番回顾。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电影业尚处于蛮荒时期，几乎没有电影生产，影院放映业是外国影片的一统天下；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中国电影制片业刚刚起步，不仅影片数量少，质量也低劣，故基本被排除在电影院正规商业操作之外。因此可以说，在电影发展的最初时期，也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这约三十年间，是外国影片绝对占有中国电影市场的时期。当时中国电影市场上主要以欧洲影片为主，放映最多的是法国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所拍摄的电影，美国片只占很少一部分。一次大战期间，欧洲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开始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电影的崛起。最初是大批如《黑衣盗》、《蒙面人》等侦探凶杀类影片的涌入，这些多集连续影片情节曲折，故事性强，销路颇好。随后，以卓别林、格里菲斯、刘别谦、范朋克和丽莲·甘许等人影片为代表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全面进军中国市场，不但大受欢迎，而且对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和广大观众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这时起，虽然中国国产电影也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但就电影放映市场而言，主力阵营始终是以好莱坞影片为代表的外国电影。有资料显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电影胶片在1913年时是189，740英尺，而到一次大战结束时的1918年已增加到323，454英尺。一次大战以后，好莱坞加大对中国的出口，到1925年达到了5912，656英尺。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美国对中国的输出总额从1913年的2100万美元剧增到1926年的9400万美元，而从比例上来看，1913年美国对中国的电影出口额仅为美国出口总额的0.04%，而1925年就增加到了0.16%。沃伦·科恩《美国回应中国：中美关系史》，转引自萧志伟、尹鸿《1897—1950年：好莱坞在中国》，刊杨远婴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第14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1月。
由于市场广大，利润丰厚，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好莱坞的各大电影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立办事机构，处理影片输出业务。上海是美国影片在华发行的重镇，米高梅、派拉蒙等八大公司均在沪设有办事机构，如环球公司驻沪办事处，1926年8月设立；派拉蒙，1929年12月设立；米高梅，1930年7月设立；福克斯，1931年4月设立；华纳兄弟，1932年设立；哥伦比亚，1934年5月设立；雷电华，1935年设立；联美，1937年8月设立。这些办事机构均设在外滩附近的市中心区域，其中环球、米高梅、哥伦比亚、雷电华和联美等五家办事处设在苏州路400号或404号，派拉蒙、福克斯、华纳兄弟等三家的办事处则设在博物院路。《上海电影志》，《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
进入30年代以后，美国影片对中国的影响从一些数据上就可以一目了然：1933年，全年摄制国产片89部，而输入的外国长故事片多达421部，其中美国片就有309部，占全部输入量的73.4%。1934年，全国摄制国产片84部，输入的外国长故事片407部，其中美国片为345部，占84.8%。美国片的输入量为这两年国产故事片产量的4倍左右。萧志伟、尹鸿《1897—1950年：好莱坞在中国》，刊杨远婴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第14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1月。1935年，全年开映影片412部，其中美国片为364部，占87%。《二十四年度外国影片进口总额》载1936年5月1日《电声》第5卷第17期。1936年，全年开映影片389部，其中美国片为339部，占87%。《1936年外片进口数，截止11月底止》，载1937年1月1日《电声》第6卷第1期；《民国廿五年度（十二月份）上海公映外片一览》，载1937年1月8日《电声》第6卷第2期。
在1937年到1945年的这八年间，由于战争原因（爆发了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具体电影数量目前尚难找到可靠而完整的数据，但急剧下降则是可以肯定的，从1942年下半年起，美国片在上海更遭到了禁映。二战结束后，美国电影卷土重来，迅速恢复进入中国市场，1946年在中国上映的美国影片达到创纪录的881部，1947年为393部，1948年为272部，1949年为142部。萧志伟、尹鸿《1897—1950年：好莱坞在中国》，刊杨远婴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第14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1月。这些数据中，1946年的超量上映是由于前几年积压拷贝的井喷释放所致；1949年则情况比较特殊，那年电影发行数量的下跌是因为政局动荡的关系。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大致估算出，20世纪上半期美国在中国平均每年发行电影超出了300部，这个数字占到中国电影放映市场每年总量的80%左右。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外片市场，如何消化肯定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时的中国民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绝大多数人不谙英语，根本无法看懂好莱坞原版影片；而且，即使是知识分子，能很好理解原版外语片内容者恐怕也不会多。因此，在进入20世纪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外片经理商和美国的电影制片商先后尝试过多种华语译配方法，想让好莱坞影片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本文将尝试对20世纪前期好莱坞影片汉译传播的进行历程略作探索。
二、早期默片时代“活的说明书”
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都是默片，虽然没有声音，但在情节曲折，内容复杂这一点上却丝毫不逊于以后的有声影片；而且默片都有外文字幕，一部普通故事长片的字幕，通常都在百条以上，关键时刻看不懂字幕难免着急上火，于是就有了翻译的需求。在这方面，我们已知早期比较习用，且现在还大量存世的是影片说明书，上面登载有剧情说明和演职员表，非常实用。但在1920年前，这种外国影片的中文说明书还较少流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1920年左右的电影说明书，大量都是外文排印，显然是为洋人观众服务的，而中文剧情一般都是另外印在一种极薄的纸张上，然后再粘贴到相应的外文说明书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临时”性质；笔者甚至还收集到一些粘贴在外文版说明书上的中文手抄电影说明书，这就更带有强烈的个人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