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既和鲁迅的时代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又有巨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既面临着并未退出历史，并具有时代新特色的东方专制主义，同时，又要面对日趋严重的西方工业文明病，也即现代文明病。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经典概括：“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替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随感录。五十四》）。——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现实：我们正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摩肩挨背的存在”，“缩在一时”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界所要面对的，也必然是把几个时代的问题“缩在一时”的充满悖论与混乱的状态。就今天我们讨论的“五四”传统问题而言，我们就有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的任务：面对“前现代”的专制主义，我们必须坚持“五四”科学、民主、启蒙传统；而面对“现代”文明病，我们又需要质疑科学、民主、启蒙；由于我们必须有坚守，又要对消解性的“后现代”的质疑进行再质疑。这样，“鲁迅‘五四’”，鲁迅式的“既坚守又质疑”的复杂态度，特别是鲁迅式地在肯定的同时进行质疑，又在质疑的同时作出肯定，在质疑与肯定的不断往返中深化自己的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既反对专制主义，又批判现代文明病的“横战”立场，在今天就具有了特殊的启示意义。
有意思的是，正是鲁迅立场的双重性，在今天就遭到了两个方面的质疑和挑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实际上是面临着两种思潮的：一个是否定科学、民主、启蒙的思潮，一个是科学、物质、民主崇拜，将其绝对化的思潮，而这两个思潮都会导致对“鲁迅‘五四’”的否定，我们今天要坚持、发扬“鲁迅‘五四’”传统，也还是必须“横战”。
对科学、民主、启蒙的否定，来自三个方面。一些人在“批判普世价值”的旗号下，将科学、民主，以至自由、人道等理念通通送给“西方资产阶级”，而加以拒绝。一些人则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立场出发，指责“五四”启蒙主义输入西方科学、民主理念，批判儒学，导致中国传统的“断裂”，是“文化大革命”的源头，有人甚至因此给鲁迅戴上“汉奸”的帽子。还有一些人也用后现代的理论来批判启蒙主义。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辩明。首先是如何看待“五四”启蒙主义对儒学（即所谓“孔家店”）的批判。我在很多场合都讨论过，不妨再重申我的两个观点：一是“五四”对儒学的重新评价，其批判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和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和诸子百家平起平坐，这才是真正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二是“传统的断裂”确实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却不是“五四”造成的。事实上直到我们的老师辈——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很高的传统文化的修养，真正的文化断裂是从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的。而这正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推行的“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化”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其背后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体制问题。如果把责任推给“五四”那一代人，就不仅会客观上形成对体制弊端的掩饰，而且还会把其内含的“思想专制”的逻辑继承下来，这是必须警惕的。
其次是如何认识鲁迅的启蒙主义。确实，有一类“启蒙者”，自命为“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以“导师”以至“国师”自居，他们的所谓“启蒙”，是要向“芸芸众生”宣示“真理”，强制灌输：这样的“启蒙主义”是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而这正是鲁迅所警惕，所要批判和反对的。他一再声明：自己绝不是、也当不了“导师”，更不是“国师”，道理也很简单：我自己都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如何给别人指路？因此，鲁迅写文章，演讲，总是把他自己的困惑，没有想清楚的问题，同时告诉我们：他要和我们一起探讨、追寻真理。他绝不试图“收编”我们，他只是要逼我们独立思考。——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主义；我们今天也还需要这样的鲁迅式的启蒙主义。
也还有些人，因为鲁迅在坚持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而给鲁迅戴上一顶“反民主”的帽子，据说这也是鲁迅和专制主义“合谋”的“铁证”。我说过，这是一个可悲的隔膜，恰恰暴露了批判者的民主观的浅薄：实际上陷入了“民主崇拜”。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鲁迅对民主、科学、物质的批判性审视，是和他对现代文明（他当时称为“近世文明”）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他明确指出：绝不能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以路矿为文明”，“以众治为文明”，而同时必须“立人”，也即必须把“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在“立人”的基础上“立国”。——在今天这个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一时的时代，鲁迅的“立人”思想的意义，我想不用多说，同学们都是很清楚的。而他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呼唤，更是提醒我们：在关注多数人的“民主”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少数人的精神“自由”。此外，鲁迅在三十年代还特别提出了社会“平等”问题，强调要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这都是对“鲁迅‘五四’”的重要发展，在今天的中国，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当然，还是我们今天的演讲一开始就说过的那句话：鲁迅的思想传统（还有鲁迅的文学传统，那是需要另作讨论的），仅是“五四”传统的一个方面；他所发表的许多意见，可以给我们巨大的启示，但并不具有“方向”的意义，也是可以讨论，包括质疑的。我个人最看重的，还是背后的精神，一是彻底的怀疑、批判精神（包括对自我的怀疑与批判），一是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我以为，这也就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我们今天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最应该继承的就是这样的“五四精神”。因此，我就把这八个字奉献给诸位，以此结束我的演讲，这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
2009年3月24—25日整理
面对我们共同的困惑
——在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8年10月18日）
我读本书，首先关注的，是木山先生《致中文版读者》中谈到的他面对周作人这样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感情：他的“新鲜的感动与惊讶”，他的“矛盾”与“承担”，他的“贴近”、“重构”与“安魂”的研究目标，他的“一言难尽”，以及“犹豫不决”。——这是一切真正的学者面对复杂的历史，必然有的困惑，心态；何况又是周作人这样的一个更为复杂，更容易牵动民族感情的研究对象。
作者希望“以更自由的心态来阅读周作人”。我要说，这“自由”是很困难的。周作人把我们大家都置于尴尬，我们有太多的“负担”。对木山先生来说，一方面是对“知日家”的周作人的感动，惊讶与亲切；另一面是周作人的“失败”的选择和命运，又联结着自己作为日本公民而负有侵略战争之共同责任、承担。而我们中国学者，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周作人是我们最为珍贵的“五四”传统的开创者之一，另一面，他在民族危难时期的选择，却对我们民族以及我们自己都造成了伤害。这背后也同样有一个对中国自身历史和自我的认识问题。木山先生以及我们中国学者两方面所感到的困惑，同时也形成了对话的某些隔阂，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但我又对木山先生提出的“今天是否具有不存在隔阂地进行对话的条件”问题感到兴趣。木山先生说，我们应该“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我同意这样的分析：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超越国界，超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新思维；另一方面，同样是全球化又强化了“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以至造成了“排他性的高昂”，这确实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两种都是由全球化引起的，相互关联的潮流。据我的观察，围绕着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这两股潮流都有突出的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它使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的年青一代，对“地球村”的概念有了亲身的感受，开始有了超越于狭隘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全球性的眼光与思维。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这次奥运会上“国际中国军团”得到了中国观众的充分理解与欢迎，郎平领导的美国排球队打败了中国姑娘，却同样赢得了中国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热烈喝彩，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当年何智丽代表日本打败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曾经引起全民公愤的。这大概是能够说明，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年青一代在“全球化”趋势下，观念、思维、情感的一些变化吧。但我们更不可忽视的，是北京奥运会所激发起来的中国民族情绪新一轮的高涨。当然，对这样的民族情绪高涨是应该有分析的，正当的民族自豪、自尊感是应当肯定并珍惜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也掺杂着木山先生所说的“排他性”的狭隘民族主义，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这样的狭隘民族主义其实这些年一直存在，这里也举一个例子：我几乎在每一次有关鲁迅的演讲中，都会有年轻人向我提出鲁迅“是不是汉奸”的问题，其“理由”无非是鲁迅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下，还提出要向日本学习，鲁迅始终坚持批判中国自身的弱点，包括中国国民性，批判中国的民族自大，中华中心主义。鲁迅批判“爱国的自大”，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不爱国”。
应该承认，面对这样的两种潮流，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我对这两种潮流中内含的“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都有认同的方面。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观念，思维，当然应该超越单个的国家、民族，而要有全球、世界的眼光，而且要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其实，这样的世界眼光和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本身就是“五四”开创的传统；明年就是“五四”九十周年，我们是应该继承和发扬这样的传统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又遭遇到木山先生所说的“市场资本主义称霸世界，又无有效替代”的问题，面对国际霸权主义，我们又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立场，而且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国家利益。但在我看来，或者说我总是如此警戒自己：无论是“全球意识”，还是“民族意识”，都应该是有限度的，两者之间要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张力。因此，就必须警惕将“全球意识”推向极端，变成对民族意识的根本否定，以至认定“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同时又要警惕将“民族意识”极端化，走向“中华中心主义”。于是，就必须两面作战，就像鲁迅说的那样，要“横战”。
而我更为警惕的，是木山先生说的“排他性”的狭隘民族主义。因为在我看来，这样的打着“新爱国主义”旗号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危险，而且在年青一代中特别有影响。在准备这篇发言的时候，我正好读到《粤海风》2008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精神需要》（作者：赵瑞），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无妨在这里作一个介绍。作者认为“精神信仰危机是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根源”，并作了这样的分析：“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矛盾积累了大量不良情绪，加之旧的价值体系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造成信仰危机的真空，以至不良情绪得不到缓解和释放，使中国社会成为孕育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因为“民族主义会凝聚更多的精神需求，成为人们发泄情绪，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途径”，而“在强烈的精神依赖之下，走向狂热是必然的”。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必然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带有明显的情绪宣泄特征，往往是完成情绪宣泄后销声匿迹，等待下一次的喷发，从而呈现出间隙性喷的外貌”，二是“语言和行为暴力，辱骂，恐吓和抵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我看来，这些分析都是十分到位的。
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木山先生的著作此时介绍到中国，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记得前几年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介绍到大陆来，我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同时又指出：“但它的意义也正在这里”。木山先生的书大概也是这样：它将迫使我们思考，以更加复杂的态度来审视民族主义，思考“国家，民族，文化和个人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样的关系的链条“达到了紧张的极限”，今天其实也是如此。
以上，算是我对木山先生写在书前的《致中国读者》的一个回应。
下面，我准备就木山先生书中所提出的两个重要命题，谈谈我所受到的启示。
（一）木山先生提出的“周作人之失败主义式
的抵抗”问题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周作人之失败主义的抵抗”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应如何看待？
这是木山先生给自己定的目标：“试图尽可能贴近周作人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这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设身处地的去理解”的意思吧。
而木山先生的方法，不仅是对“事件整个过程”的实证的考察与事件背后的“深层思想和心理动机”的极其周密、体贴入微的分析，而且还注意到周作人思想的一贯的内在一致性与联系，进行历史的追溯。于是就追溯到章太炎那里去，说周作人“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义者”最终还是“无法超脱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也就是说，周作人是不可能没有民族意识，“不可能与一般的民族主义完全背离”的，他是始终“欲站在中国民族思想感情”立场上行事的，即所谓“未免人间太有情”。其实，周作人自己也强调他和俞平伯那样在民国成长起来的“非政治性一代”之间的差异。木山先生因此想到，俞平伯与周作人同处沦陷之下，却最终没有成为与敌合作者，是否与此有关呢？——这是木山先生论证的基础。
木山先生同时又强调：周作人“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就是说，周作人是超越了民族国家思维框架来思考民族主义的，是将“国家主义相对化”的，他所坚守的，是一种强调民族文化同一性的“文化本位民族主义”。这是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识，国民政府的意志，共产党的意识，以及民众的意识都不同的另一种选择。如木山先生再三强调，这是显示了周作人的“异端性”的。——这是木山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
木山先生又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文化本位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基石。一是汉字：周作人“民族性的主张之基础，筑就于汉字这一具体而根本的层面上”。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周作人“从固有传统中选择一脉思想，并将中国民族精神中的同一性根据置于其上”，这就是“儒家人文主义”和民间、异端中的“禹稷精神”。木山先生指出，周作人对这样的中国民族精神的同一性的坚守，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抵抗”，而且是“在实际行动的余地已然被剥夺，自己亦放弃有实效之行动后形成的文化抵抗”，这就是所谓“失败主义式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