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者的小说给人提笔就写的印象。他写得流畅，利索，也给人写到哪儿算哪儿的感觉。他对自己小说的故事走向有一个总的判断，但未必事先就把一切都设定得清晰明白，他显然不是一个先写提纲后作小说的小说家。
张者是个站在故事之外的小说家，他写的故事是别人的，但又让人觉得他是亲历其中、从故事中走出来后反观而作。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故事烂熟，所以提笔就写，等他写时，故事中的人和事已经尘埃落定，所以他不急不火。他的小说人物大多很中性，对与错，优与劣，认真与玩世，严肃与调侃，似乎看不到划分的边界。没有歌颂，也不追求批判，讽刺的效果倒是在正剧的叙述中不时让人感觉得到。这样的一种说不清、不自觉的状态，让张者小说多了几分意味。他的小说很有个性和风格。两年前，张者出版过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零炮楼》。小说语言充满俏皮，从叙述基调到人物语言，都给人轻松、灵动的印象，但小说主题却是抗战这样一个严肃的、重大的历史内容。这样一种主题与叙述基调的结合，让小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既不是传统的战争浪漫主义的乐观，也不是凝重的透不气来的悲情，小说传达出的是一种当代人的历史观，既有严肃而不可逾越的分量，又不失当代人高远的眼光。
《桃花》是张者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故事背景承接着他的成名作《桃李》的领域：大学。张者写知识分子的确是讽刺笔法。但他不像王朔，王朔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草根对精英的剥皮过程。他紧紧抓住“虚伪”这个最有打击力的武器，对所谓的知识分子竭尽讽刺挖苦之事。不过看得多了，还是能感觉到王朔因阶层不同而产生的偏执。张者写知识分子接近钱钟书的《围城》吗？似乎也不是，钱钟书小说里一张“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已足以见出他讽刺的不是真的知识者，他另有所指。张者面对的是真真正正的大学教授、研究生，小说的叙述者也没有把自己划到另一个类别里，似乎“他”就在其中。但小说表现的却远不是学术、科学、研究等等正业。这是一个被严重腐蚀的领地，它曾经拥有的崇高与纯净难得一见，大学的“围墙”，无论是精神层面的还是物质层面的，都被推倒了。导师已经更名为“老板”，学生之间以“兄弟”相称，这种兄弟似乎已不是学业上的长幼之分，而完全是俗世中、江湖上的称谓。
张者从一开始就让他的人物和社会中的“俗务”相连接，打开了小说故事的更大层面，一个“老板”带领一帮“兄弟”正在江湖上打拼，竭力“捞世界”，如何能不讽刺呢。小说的主角姚从新，是一个暴发的“煤老板”之子，一个热衷于在股市中寻找机会的青年，这同他的研究生身份很不相称。他和他的师弟们，就像是行走在取经途中的那几个僧人，经文始终没有见，一路上的打闹、热闹倒成了全部看点。围绕“师兄”姚从新的是三位女性：钟情、邸颖、刘曦曦。她们交错着、交叉着进入“师兄”的生活，展开了一场情与欲、真爱与利用的故事。这故事有点闹、有点游戏，但作家本人分明想要揭示的是一种世相真实，一种以极端形式出现的常态生活。小说的当下性是作家要努力渲染的环境和氛围。
在物欲和色诱的角逐中，“师兄”姚从新不由自主地灵魂滑落，难以自持。小说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变异的过程。当姚从新和“老板”方正在心知肚明中进行交易，并踏上出国的路途时，小说故事应当止步了。但小说的结尾更具意味。论文的“抄袭”事件被揭发了，揭发者的动机也一样不纯粹、不正义。而姚从新和“老板”两个人在最后时刻却上演了一出悲壮的戏剧。互相抢着承担“抄袭”的责任，一个不惜失去教授身份，一个宁愿被开除学籍。小说的最后是姚从新“毅然”走出校园的背影。目送他的“师弟”一定在内心感觉到了一种道德的“崇高”。这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讽刺，但现实的效果却另有解释。这也是一个聪明的当代小说家最有可能作出的意义选择，把一切都搅得混浊不清，让人欲言又止，欲罢不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桃花》没有超越《桃李》的情境，换个角度说，是《桃李》还没有完成张者所要表达的“大学”。他还得释放一回，这一次味道相近，意味更复杂。不过，我认为张者今后继续“师兄”故事的可能性仍有，但难度更大了。因为个人的招数总要变，而且有很多人已在这个疆场上展示身手，要求新实属不易。
张者属于小说家里聪明的一类，这种聪明让他面对题材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这种聪明也让他难得激发热情，讽刺的笔尖与锋利的刀刃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他的小说好读，有趣，也有味道，但比起“笨拙”的、“一根筋”的写作者，他的写作又让人有一种防止油滑的担心。也许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小说，张者的骨子里也自有他的认真。不过实际的、甚至是表面的效果有时也触及深处的意义。无论如何，有“二桃”和“零炮楼”作底，张者是一位值得人期待的小说家，期待他有更加纯熟的作品问世，免得读者在“桃花依旧笑春风”中空守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