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谐辩，就是为了争胜或逗趣，说话人用歪理为自己辩护，因而显得荒唐可笑。一般来说，谐辩都是说话人故意胡乱联系，机械类比，将不同性质的事物拿来作例子，质问对方（见高胜林的博士论文《幽默修辞研究》）。
如徐卓呆的《笑话三千》载：
先生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诸君交友，须要小心。”有一个学生说：“那铁锅天天和红火相近，怎么它反而满面漆黑呢？”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用的虽然是比喻义，但毕竟是从字面义生发出来的，那个学生能迅速地举出相反的例子加以反问，显示出敏捷和机智。即使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也黯然失色。同书又载：
母亲领着两个女儿出外游玩。母亲指着河中的鸭子说：“鸭子为什么能够浮在水上？”
大女儿说：“因为它有羽毛的缘故。”
小女儿说：“不对呀！你看那只船儿浮在水面上，难道也有羽毛吗？”
母亲又指着一颗果树问道：“这树上的果子，为什么一半红？一半绿？”
大女儿说：“因为一面向阳，一面向阴的缘故。”
小女儿说：“那么红的西瓜，难道瓜肉是向阳，瓜皮反向阴的吗？”
小女儿明明是拿不同性质的事物作机械类比，但却很难回答，你不能不佩服她思维的敏捷。
谐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质问式谐辩，一是回答式谐辩。
质问式谐辩
所谓质问式谐辩，就是说话的一方喜欢抬杠，或者是用二难推理，或者是胡乱联系，机械类比，举出相反的事例来质问，以此为难对方。
如明代乐天大笑生的《解愠编》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田巴善长辩论，禽滑厘跟着他学习。一天，路途中遇到一个老太婆，老太婆问他说：“马的鬃毛向上，但是很短；马的尾毛向下，却很长，这是什么缘故？”
禽滑厘笑着说：“这个容易回答，马鬃向上长，逆势而强，所以老天让它短；马尾下垂，顺势而逊，所以老天使它长。”
老太婆说：“然而人的头发往上长，这是逆势，为什么却长？胡须下垂，这是顺势，为什么却短呢？”
禽滑厘茫然无绪，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我学艺不精，不能回答你，我当回去请教老师，请你在这里等着。”
于是就去见老师田巴，拿老太婆所问的话来问他，并且说：“老太婆就坐在门口等着，希望你告诉我好去答复她。”
田巴低头沉思，很久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于是大声地对禽滑厘说：“禽老大啊禽老大，你以后没事的时候少出门给我惹是生非，弄得我无言以对。”
老太婆不愧是一个辩论高手，她列举了两个相反的情况，设计了一个连环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二难推理，先让你肯定了第一个问题，然后再用第二个问题反问你，使你自相矛盾。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举出不同事物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来询问对方，往往让对方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辩论时采用这一连环的手法，必能置对方于死地。
据宋朝苏轼编撰的《艾子杂说》记载：
一营丘人，天资并不聪明，却喜欢与人辩论，说出的话常常不合情理。一天，他专门去找艾子辩论，问：“大车底下，骆驼脖子上，为何都要系上铃铛？”
艾子说：“因为大车和骆驼的体积都很大，又常在夜间赶路，若与其他大车或骆驼在狭路相遇，双方都将无处闪避，而且回头也很麻烦。它们挂铃铛，目的就是要借铃声告知前方来的行人。”
营丘人又问：“佛塔顶上，也往往挂着铃铛，难道佛塔也要夜间赶路，需借铃声告知前方行人？”
艾子说：“这不是一回事。因为鸟雀之类大多喜欢在高处筑巢，寺院中人讨厌鸟雀把佛塔弄得粪便狼藉，故挂上铃铛，借铃声惊吓鸟雀，不让它在上面筑巢。这与大车和骆驼挂铃铛完全不同。”
营丘人又问：“人们豢养鹰、鹞之类，多在尾巴上系上小铃铛，难道也是怕其他鸟雀在其尾巴上筑巢？”
艾子笑着说：“我真奇怪你会提出如此荒唐的问题。人们豢养鹰、鹞，一般是用它捕捉鸟雀，或其他小动物。主人担心它们有时会被树枝挂住或绳索绊住，所以为它们系上小铃铛，以便凭借铃声可以找到它们。这与佛塔挂铃毫无关系。”
营丘人又问：“我发现那些在丧车前面引路的挽郎，往往敲着木铎唱着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怕被树枝挂住或绳索绊住，以便主人可以找到他们。请问他们是怕麻绳，还是怕皮绳？”
艾子被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弄得啼笑皆非，大为恼火，于是说：“挽郎是死人的向导。因死人生前喜欢抬杠，他们所以要敲铎唱歌，使死尸感到快乐！”
营丘人就是用谐辩的方式与艾子辩论，他善于进行对立联想，先问大车、骆驼这些能够运动的事物为什么挂铃铛，得到答案后又机械类比，问佛塔这一静止的事物为什么挂铃铛，然后又由静转动，由地上问到天上，最后又由动物问到人，直问得艾子忍无可忍，指桑骂槐。
据《启颜录》记载：
蒲州一女嫁给山东人，其母患粗脖病。成婚数月，女方父母怀疑女婿不够聪明。为试探女婿，岳丈特地准备一桌酒席，大会亲戚朋友。席间，岳丈问女婿：“你在山东读书，想必懂得许多道理，你是否知道大雁和仙鹤为什么会叫？”
女婿回答说：“天使其然。”
再问：“松柏为什么冬天青？”
回答：“天使其然。”
又问：“路边树为什么会长疙瘩？”
又答：“天使其然。”
岳丈大为不满，说：“看来你是什么也不懂，那又何必要读书？”接着又用戏弄的口气对女婿做解释：“大雁和仙鹤会叫是因为脖子长，松柏冬天会青是因为心里强，路边树长疙瘩是因为被车碰伤。怎么说这都是天使其然呢？”
女婿说：“我可以说说我的见闻吗？”
岳丈说“可以。”
女婿说：“青蛙也会叫，岂是脖子长？竹子冬天也青，岂是心里强？岳母脖子上肉瘤如此大，难道是车碰伤？”
岳丈闻言，深为惭愧，无言以对。
女婿对岳丈戏弄性的解释未作反驳，因为在那个时代，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他巧妙地采用了类比推理，举出具有类似情况的不同事物来反问对方，使岳父哑口无言，赢得了这场智力测验。
这种谐辩在国外也有，如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载：
巴黎某剧院的观众，有一晚要求额外演奏《马赛曲》。剧院经理不允许，于是观众就哄闹起来。一名警察站上舞台去维持秩序，说：“照例凡是没有登在戏的节目单里的东西一律不得演出。”观众之中有一位喊到：“警察先生，你自己呢？你登在节目单上吗？”全场听到这话都哄然大笑。
从逻辑上讲，那个观众的发难并不符合逻辑推理，因为警察只是上台维持秩序，不是上台去演出。但是如果他遵守逻辑，也就没有什么可发难的了，更没有什么可笑的了，因为俗话说得好：理儿不歪，笑话不来。
回答式谐辩
所谓回答式谐辩，就是针对对方的质询，用荒诞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所用的句式一般是陈述句或反问句。如宋朝邢居实的《拊掌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安鸿渐说话幽默诙谐，然而有怕老婆的毛病。他的岳父死了，他在路上就哭了起来。
他的妻子向来就厉害，等到到了娘家后，把他叫到灵堂中责备他说：“路上哭的时候怎么没有眼泪？”
安鸿渐说：“用手帕擦干了。”
妻子严厉地告诫他说：“明天早晨对着棺材时，必须有眼泪。”
安鸿渐说：“好。”
由于无计可施，安鸿渐第二天用宽毛巾裹着湿纸缠在额头，磕头痛哭。哭了一会，他的妻子又叫他到里面来查看，妻子大吃一惊，说：“泪是从眼里出来的，你是什么原因从额头上流出来？”
安鸿渐回答说：“难道没有听说过自古云水出高原吗？”
听到的人都大笑起来。
安鸿渐对于“眼泪”为什么从额头上流出来的问题，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只好用“自古云水出高原”的话来搪塞，由于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显得滑稽可笑。
明代浮白斋主人的《雅谑》中有一个笑话：
有一次，迂公喝酒喝多了，经过鲁参政家门口时，忍不住大吐起来，吐了一地。
看门人骂道：“哪来的酒鬼，在我大门口乱吐？”
迂公斜着眼，没好气地说：“怪谁呀？就怪你家大门对着我的嘴开着，才使我吐了。”
看门人不觉大笑起来，说：“我们家大门早就造好了，难道是今天才对着你的嘴的？”
迂公指着自己的嘴巴说：“老子这个嘴巴，也有多年了。”
迂公在人家门口呕吐，却反而怪人家的大门不该对着他的口，由于他的理由太没有道理了，结果反而打消和化解了看门人的怒气。
有个男人嗜酒如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他老婆一气之下，关起门来不让他回家。他只好向老婆保证：“从明天开始我一定重新做人，再也不喝酒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是醉醺醺地回家。
老婆骂道：“你不是要重新做人吗？怎么又醉成这个样子？”
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唉，真没想到，我重新做的这个人也贪这杯中之物。”
“重新做人”其意是指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那个嗜酒如命的男人把它说成是重新做的另一个人，几分诡辩，几分无奈，让人开怀。
一次会议中，卓别林一直用手赶着围绕他头部飞来飞去的苍蝇。后来，他拿来一只苍蝇拍，拍了几次，都没有拍着。最后，一只苍蝇停在他的面前，他举起拍子，准备狠狠地一击。
突然，他不拍了，眼睛盯着那只苍蝇。有人问：“为什么不打死这只苍蝇呀？”
卓别林耸耸肩膀沮丧地说：“它不是刚才侵犯我的那只苍蝇。”
卓别林真不愧是幽默大师，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显得与众不同。按照常人的做法，一拍子拍下去，打死苍蝇，无任何可笑之处。妙就妙在，拉开架势以后突然变卦，引人发问，再说出一个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理由，让人忍俊不禁。
从以上的例子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1.谐辩不同于诡辩。谐谐往往带有荒诞的成分，而荒诞往往带有自我否定的性质，这种无理之理，无损于真理的光辉，不会混淆是非。而诡辩则是诡辩者为了某一利益，或出于争强好胜、维护自尊，在是非问题上无视事实，强词夺理，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2.谐辩中蕴含着某种机智，或者流露出狡黠可爱之处，因而人们的注意力不再放在是非曲直上，而是转向了一种情感状态，这种情感不是愤慨，而是一笑了之。俗话说：“理儿不歪，笑话不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诡辩意味着偏执，它直接和听读者心目中的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念相冲突，使人感觉到诡辩者的顽固不化乃至于不讲道理，因而人们不仅在理性上反驳它，而且在情感上排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