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逻辑上有一个充足理由律，它要求我们作出判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这一原则在正规的推理时是必须遵守的，但是在日常会话当中，这一原则并非绝对不能违背，有时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场合违反了它，反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如《晋书·明帝纪》载：
晋明帝是晋元帝的长子，小时候就很聪明，有一次元帝抱着他，让他坐在大腿上，刚好有人从长安来晋见，元帝就顺便问他：“你说是长安远还是太阳远？”
他回答说：“长安近，太阳远。因为有人从长安来，但是没有人从太阳上来。”
这么一点大的小孩能说出这样的话，元帝感到很惊奇。第二天大宴群臣时，元帝想让大臣称赞他，便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太阳近。”
元帝大惊失色，问他：“怎么说得跟昨天不一样？”
他回答说：“我们抬头能看见太阳，但是看不见长安。”
元帝和众臣更加称奇。
从逻辑上讲，晋明帝的两次推论，理由都不足，因而能够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合在一起来看，他违反了矛盾律。但这正显示出他超常的智慧，因为他故意不作雷同的回答以出人意料。
这一例子，前提和结论之间似乎还有些联系，给人的感觉仿佛还有些道理，因而这还不是我们所说的强推，我们所说的强推是前提和结论之间毫无联系，完全是说话人主观地将它们拉扯在一起，故意强行地作出推论（见陆宗明的《逻辑与语言表达》）。
例如清代独逸窝退士的《笑笑录》载：
洪稚存因为上书言事而得罪了皇上，当初拟议斩首，亲友听到这一消息后来到狱中痛哭。洪稚存反而安慰他们，随口作了一首绝句，最后两句说：“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
洪亮吉（字稚存）所说的“丈夫自信头颅好”与“须为朝廷吃一刀”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联系，强行地将这一前提和结论拉扯到一起，只能让人感觉荒唐可笑。
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下）》中说：
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
鲁迅先生将屁股跟脚底作比较，认为“不必这么大”，也不是“吃人”的时代，从而推论是“专供打之用的”。这前提和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完全违反了充足理由律，因而使人觉得荒谬可笑。
根据前提和结论先后的不同，可把强推分为结论在前的强推和结论在后的强推两种。
结论在前的强推
如李林之、胡洪庆的《世界幽默艺术博览》有两例：
三位母亲自豪地谈起她们的孩子。第一位说：“我之所以相信我的小彼得将成为一名工程师，是因为不管我买给他什么玩具，他都把它们拆得七零八散。”
第二位说：“我为我儿子感到骄傲，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因为他现在总爱和别人吵架。”
第三位说：“我儿子将来会成为一名医生，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现在体弱多病，俗话说：‘久病成良医’。”
三位母亲分别推断自己的儿子将来会成为工程师、律师、医生，其理由不是调皮捣蛋，便是体弱多病，这种推断只能是一种逗趣，而非真的去推测。再如：
国王与大臣一起吃着肉食。趁大臣不注意，国王将骨头都推到大臣面前。他们吃饱后，国王说：“爱卿，你真是个饭桶！看你跟前的那些骨头！”
“谁是饭桶，可能是陛下，”大臣回答说，“你看，你连骨头都吃掉了！”
大臣针对国王的嘲弄，来了个强推，把国王面前没有骨头当成是被他吃掉了，以此虚假的前提推出国王是饭桶的结论。又如文雅的《世界五千年幽默总集》外国卷载：
侦探小说《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作者，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1891-1976）两度结婚。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因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掘古物出名。
一次，克里斯蒂同丈夫从中东返回英国时，有人问她和一位对古董有浓厚兴趣的男人结婚，感受如何？
她回答说：“一位考古学家是任何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最好丈夫。因为她的年龄越大，他对她的兴趣也越浓厚，绝不会喜新厌旧。”
克里斯蒂将考古学家对年代久远的古董的兴趣扩大化，推定对年老的女人也同样感兴趣，进而借题发挥说考古学家是女人的最佳丈夫候选人。同书又载：
美国钢琴家波奇，有一次在密西根州的福林特城演奏时，发现全场观众很少，还不到半数，他心里感到很失望。
这时，只见他从容地走到舞台前面，向观众说：“你们福林特的人一定很有钱，我看你们每人都买了两个座位的票，真阔呀！”
话音刚落，全场欢声雷动起来。
波奇面对缺席一半的尴尬场面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借题发挥，把这一现象曲解为观众每人买了两张票，进而推断他们很有钱。一句幽默的强推，不仅化解了自己的窘境，而且赢得了观众的理解和欢迎。
结论在后的强推
如相传为苏东坡编撰的《艾子杂说》记载：
艾子喜欢喝酒，几乎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弟子们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就共同商议劝他戒酒。有人认为：“如果仅仅空言相劝，老师未必肯听，必须用一件危险的事来吓唬他，或许能够有效果。”众人认为有理，于是制定了一个方案。
一天，艾子又喝得大醉，吐出一大堆脏物。有弟子把事先准备好的猪肠子放进去，然后指给艾子看，说：“人必须五脏齐全才正常，您现在却饮酒过量而吐出一脏，只剩下四脏，这对身体怎能无害呢？”
艾子看一看，笑着说：“唐三藏都能活，何况我还有四脏呢？”
“三藏”本是指佛教典籍中的经、律、论三部分，泛指一切佛经。“唐三藏”指的是唐朝的高僧，他精通佛经。人们常说人有五脏六腑，艾子在这里就是利用谐音，故意把“唐三藏”歪曲为唐僧只有三个内脏器官，然后以此为前提作出推论，说自己有四脏更能活，以此推脱了学生的劝告。
冯梦龙的《古今谭概》载：
南宋时，有一次宫廷厨师煮的馄饨没有熟，高宗赵构大怒，把那位厨师关进监狱。
宫廷优伶演出节目给赵构消怒。有两个优伶扮成书生，互相询问对方的生辰。一个说是“甲子生”，另一个说“丙子生”。这时第三个优伶对赵构说：“这两个人都应下狱。”赵构询问原因，这位优伶说：“甲子、饼子都生，与那个馄饨没有煮熟的人同罪呢！”赵构听了大笑，赦免了那位厨师。
宫廷优伶为营救那个厨师，精心设计了一个问生辰的节目，利用谐音进行曲解，然后再强行推理，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引得皇帝大笑，从而达到了目的。明代浮白斋主人的《雅谑》载：
丹徒有一个姓靳的阁老，他的儿子没有出息，但他儿子的儿子却考中了进士，阁老因此督促责备儿子。
儿子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我怎么没出息？”阁老听了哈哈大笑，就不再责备他了。
那个儿子说自己的父亲和儿子比父亲的父亲和儿子都强，这并不能推导出自己有出息，相反只能映衬出自己的无能。这一强推引逗得靳阁老大笑，其一是他推理的荒唐，其二是他话中巧妙地称赞了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使靳阁老感受到了被赞美的快慰。
由此可见强推不同于逻辑推理。推理讲求科学性、严密性，前提和结论间有必然的联系，而强推讲求的是情趣性、荒唐性，前提和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越是无关效果越好。
强推也不同于诡辩。诡辩是在是非问题上故意歪曲真理，颠倒黑白，因而人们情感上不能接受。而强推并非是在是非问题上说歪理，它常常是在对方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说出来，而且一说出来，人们便觉得荒唐可笑，因而在感情上便认可了。
戏推：游戏推导的幽默技巧
如果说强推是从前提根本无法推导出结论的话，那么戏推则是从前提可以推导出结论，只是其结论一般人意想不到，因而这样的推导往往能引人发笑。
根据戏推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戏推分为假设型戏推和钻空型戏推两类。
假设型戏推
所谓假设型戏推，就是先假设某一情况发生或成立，然后作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推论。如明代姚旅的《露书》载：
邢进士身材矮小，有一次他在鄱阳湖遇到强盗。强盗不仅抢劫了他的财物，还要杀人灭口，以除后患。
正当强盗举刀时，邢进士对他说：“别人已经叫我邢矮子了，如果砍去头，不是更矮了吗？”
强盗不禁大笑，掷刀而去。
常言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进士遇见盗，讲理也走不掉。在这生死关头，邢进士大智若愚，临危不惧，一句出人意外的不在乎死却在乎矮的自我解嘲之语，使强盗忍俊不禁放下屠刀。游戏性的推理，反而使他幸免于死。同书又载：
沈生予说，有一个人送枇杷给县令，错把“枇杷”写成了“琵琶”。县令笑着吟诗道：“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当年识字差。”恰好有一个客人在座，续了后两句说：“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县令听了，大加叹赏。
客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像前者那样简单地讽刺嘲笑出笑话的人，而是在别人错别字的基础上先假设它能够成立，然后作出推论：既然琵琶能结果，那么，其他的箫管等乐器也都会开花。这种发挥想像力的假设性推理，一下子把人带入荒诞幻想的领域，让人在笑声中领悟其否定的意味。
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卷一载：
有一个县官写字非常潦草。一次，他要筹办酒席请客，写了个条子交给一个办事人员，要他买猪舌。
由于舌字写得太长，办事人员错认为买猪千口，因此遍乡寻找收购，只买到了五百口，回到县衙门报告，请求减少一半。
县官笑着说：“我叫你买猪舌，你怎么认作买猪千口？”
办事人员回答说：“今后如果要买鹅，千万写得短一点，不要写成买我鸟。”
因为古代的书写格式是竖排的，不像今天这样横排，所以这个例子中的“买猪舌”的“舌”字写长了就会变成“买猪千口”。这种误写和误认本身还不是修辞，真正的修辞是那个办事人员的发挥，即运用析字进行假设性戏推，把“鹅”字拆解成“我鸟”（注：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鸟”，这是“鹅”的异体字）。“鸟”字在明清时又可指男性生殖器，所以显得滑稽可笑。
王政挺的《中外奇辩艺术拾贝》载：
美国民主党女议员布赖恩两次参加竞选，都败给了对手威廉·麦金莱。
在第一轮竞选的短暂逗留中，一名布赖恩的支持者自信地宣称，明年的3月4日（即总统就职典礼的那天）布赖恩夫人将在白宫下榻。
这时，人群中的一名共和党人叫道：“如果那样，那她一定是和麦金莱睡在一起。”
那名布赖恩的支持者如果十分干脆地说“布赖恩夫人将入主白宫”，那么便无懈可击了，偏偏美国人喜欢幽默，要换一种含蓄而又俏皮的说法。这一说法在具体的语境中也无歧义，但撇开语境，分析起来，它却有两种可能：一是她当选美国总统，因而在白宫下榻；二是她自己未能当选，但委身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也可以下榻白宫。这后一种可能听众一般不会意识到，经共和党人一语点破，就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机智狡黠，妙语解颐了。
钻空型戏推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工具总是以简单灵便为好。作为第一性的口语，人们在运用时总是力求简洁明快，能省略则省略，能模糊便模糊，以节省心力。由于交际双方都遵循着会话的“合作原则”，加上语境的参照作用，因此听话的一方一般都能心领神会，不会发生误解。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并非人人都遵循会话的“合作原则”，如果都那样循规蹈矩，那便太单一刻板、太索然无味了。在特定的场合，交际的另一方巧妙地利用对方话语中不严密、不确指的地方来钻空子，加以出人意料的发挥，往往能收到讽刺幽默的效果。如明朝江盈科的《雪涛谐史》中载：
一个人儿孙满堂，同事中另一人苦于没有儿子。
一天，前者对后者夸耀说：“你是没有力量，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你看我，子孙一大群。”
后者说：“儿子算是你的力量，孙子不是你的力量。”
听到这句话的人都笑了。
那位子孙众多的人所说的话一般的人也看不出有什么语病，但因他前面嘲笑无后的人没有力量，这便留下一个潜台词，即自己很有力量，那个没有儿子的人抓住这一点加以分析，便得出了“孙子难道也是你的力量吗”的可笑结论。
陈来生、陈斯旸的《名人幽默》载：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骑马出游，路上与随从失去了联系。路旁坐着一农夫，国王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
“听说国王要来，我在等着看他。”
亨利四世对他说：“坐在我身后吧，等一会儿遇上一些人，你看看谁不脱帽子谁就是国王。”
不久，随从赶到了，他们纷纷脱帽致敬。这时亨利四世笑着对农夫说：“这一下知道谁是国王了吧？”
农夫说：“还不清楚。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只有我们俩没脱帽子。”
农夫见到宫中侍从纷纷向眼前的人脱帽致敬时，便已经知道国王是谁了，但是由于他自己没有脱帽致敬，所以便抓住“谁不脱帽子谁就是国王”这句话加以发挥，开一个玩笑。
综观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戏推这种修辞手法受两种心理的驱动：一是玩笑戏谑的心理，一是自卫还击的心理。玩笑戏谑的心理在儿童时期就有所表现，诸如调皮捣蛋取笑或嘲弄小伙伴。由于这些行为往往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伤害了另一方的自尊心，因而为家庭和学校所禁止。但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淘气的男孩是好的，淘气的女孩是巧的，因为他们有智力上的优越感，通过揭别人的短来炫耀自己得到乐趣。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交的礼貌原则制约了人的攻击心理，玩笑戏谑采取社会认可的方式，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幽默的发展是以攻击性的日益间接表达为特征的。而自卫还击心理是由于一方首先违反了礼貌原则，出言不逊，恶语伤人，这势必触动了另一方的心理防卫机制，引发相应的反应。考虑到双方身份地位的悬殊或个人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有的人可能是忍气吞声，忍而不发，有的人可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这两种方式都不大可取。因为前者有损于自己的人格尊严，郁积在心也有损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后者虽然是自卫还击，一吐为快，但直截了当进行人身攻击，也有失身份，不成体统。采用钻空的手法，避其锋锐，击其不足，这样，既进行了自卫，又显得机智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