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则天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势力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侵占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之“籍外占田”。由于土地兼并，又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徭役，再加上其他天灾人祸迫使许多自耕农民倾家荡产，纷纷背井离乡、飘寄他处。玄宗于开元十二年（724年）五月发布的《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说：当天册（695年）、神功（697年）之时，北狄、西夷作梗，“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且违亲越乡，盖非获已，暂因规避，旋被兼并”。这些农民被迫放弃了农业生产，回乡又无所依托，遂流亡转徙。这些流散各地的农民，即史书中所说的佃户、浮户、流民，总称为客户，逐渐成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私属”。
到了开元九年（721年），仍是“天下户版刮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间，诡脱徭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监察御史宇文融上疏玄宗，请检查伪滥，搜括逃户。玄宗同意了宇文融的奏请，并任命他做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括。不久，就搜括了大量的伪滥及各种免役、亡丁，受到玄宗的赞赏，提拔他为兵部员外郎，还兼任侍御史。在得到玄宗的赞许后，宇文融的腰板更硬起来了。为了全面展开检括工作，他又奏请玄宗，以慕容琦、裴宽等29人做劝农判官，并假以御史的身份，分赴天下符州县检查土地、搜括客户，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检田括户的工作。
朝廷检括田地和户口的做法触犯了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他们的代表人物阳翟尉皇甫憬、左拾遗杨相如、户部侍郎杨瑒出面表示反对。有的上疏说检括人聚集在人家土地上，耽误了农时，使人受到损害；有的认为括客不利于定居人，征收籍外田税，使老百姓困敝，是得不偿失。玄宗命百官集中于尚书省讨论，绝大多数官员认为利多弊少，赞成检田括户工作。于是玄宗把反对者皇甫憬贬为盈川尉，杨瑒也被贬出京师，继续进行检括工作。
在检括中，凡检括的籍外占田，一律收归国有，招徕无地农民分种；对于账外户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并免除六年赋调，只向官府交缴户税。宇文融所到之处，先召集老幼宣传检括政策，“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为了安定农民，更好地进行检括田地和户口，玄宗特意颁布了《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其中说：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授宇文融田户纪纲，兼委之郡县厘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使丁壮就田，耕耘以时，天无虚施，人无遗力。
宇文融主持的检田括户工作，从开元九年（721年）开始，至开元十二年（724年）结束，前后进行了4年，共括得客户80多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它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一时制止了土地兼并。同时增加了国家的编户，增加了政府赋税徭役收入，对于安定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缓和阶级矛盾，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历代的政治家都很重视兴修水利。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战国时楚相叔孙敖修建芍陂，都被传为佳话。姚崇也很重视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在他的建议下，玄宗在位时期，曾修复与创建了许多陂塘，扩大了灌溉面积；也修筑了不少堤堰，以泄洪抗灾，成效卓著。
开元、天宝年间，修造的陂塘星罗棋布，渠道也纵横各地。关内道的华州郑县西南，于开元四年（716年）诏命陕州刺史姜师度引乔谷水，修造了利俗渠；又引小敷谷水，修造了罗渠，支分溉田；在同州冯翊，由调任同州刺史的姜师度引洛水注入通灵渠，可以溉田400余顷。在河南道，开元年间，县令薛务修复并扩大了蔡州新息西北的隋代玉梁渠，可以溉田3000余顷。在河东道，开元二年（714年），县令戴谦于太原文水县东北分别修造了甘泉渠、荡沙渠、曼长渠、千渠，引谷水注入其中，可溉田数千顷；在河北道，瀛州河间县，刺史卢晖经束城、平舒两县引来滹沱河水修造了长丰渠，可溉田500余顷；在山南道，朗州武陵，刺史李琎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扩建了北塔堰，接通了古专陂，再由黄土堰流入白马湖，分流入城隍及旧永泰渠，这一灌溉水系可溉田1000余顷；在淮南道，开元中，和州乌江丞韦尹于县城东南修建了韦游沟，引来江水，可溉田500余顷。
除了修建这些陂塘水渠用于灌溉农田外，还修筑了不少堤堰，以抗水害。开元四年（716年），玄宗诏令陕州刺史姜师度疏通华州郑县故渠，又筑造堤防以抗水害；又于华阴开凿敷水渠，以利排洪防涝。此后樊忱又继续开凿，使之与渭水相通。开元六年（718年），冀州境内漳水常泛滥成灾，遂在堂阳内的漳水两岸修筑了漳水堤，制服了水患。开元七年（719年），黄河上游的会州凉川县时常发生水灾，刺史安敬忠组织民工修筑了黄河堰，以控制水流。
玄宗还大力表彰兴修水利有功的官员。姜师度一生爱好沟洫，当时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故人们都说他们“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一时成为人们的佳谈。在姜师度任职期间，经常发动与组织民工开凿沟渠。开元初年，他任同州刺史，组织民工进一步修复位于朝邑、河西二县界的古通灵陂，引洛水及黄河水流入其中，种植水稻2000余顷，又置屯田十余所，收获数以万计。玄宗对姜师度兴修水利，变废为宝的做法十分欣赏，特地颁发了《褒姜师度诏》，加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赐帛300匹。
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在玄宗君临天下的45年中，在各地共修建了56项农田水利工程，约占唐朝水利工程总数的20%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4.组织垦荒，扩充屯田
早在唐朝初年，曾建置了一些屯田区，不过规模较小，到了玄宗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元年间的屯田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在边疆地区建置的军屯，二是在内地建置的民屯。
军屯主要建置在民族矛盾比较激化、军粮运输比较困难的地区。史书记载：
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军州边防镇守，转延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咸取决焉。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
军屯的劳动者是戍边兵士，一边戍守，一边生产。
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从武周末年起双方关系紧张，战事接二连三。玄宗也长年对吐蕃用兵，在与吐蕃经常发生战事的陇右、安西、河两、北庭等地设立节度使，并每年从山东征调大批青壮为戍卒，也征集一些缯帛为军资，并“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
民屯设在内地，其生产劳动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如逃户、客户等浮寄人口。开元初年，宇文融主持检括田地与户口时，曾建议将浮户组织起来经营生产。就是每十户以上，共作一坊。每户给5亩作为宅院，造一二间房屋，建立间里组织，并种植桑枣树，建园圃。每一壮丁则另给50亩作为私田，由他耕种。另外，在靠近坊处每十丁给田一顷，作为公田。对于这样的营田户，免除徭役，使之安心于生产，不致流散。宇文融的这一建议，将流亡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既安定了农民，又增加了生产，是一项积极可取的建议。
5.裁汰僧尼，禁造佛寺
唐朝时，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无不崇尚迷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度重生。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权臣宦官从中谋利，造成赋税逃避，危害国计民生。可是在姚崇眼里，那些高居社会上束缚百姓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他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都降居次要地位。
中宗统治时期，公主、外戚都上奏请求度人出家为僧人、尼姑，也有拿出私人财产建造寺庙的人，富有之家以及强壮人丁都想办法逃避赋役，远近大小寺庙中都占满了人。至此，姚崇上奏说：“佛不在于外，在于从内心寻找。佛图澄最为贤明，却无益于保全政权；鸠摩罗什多才多艺，却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何充、荷融信佛，可都遭到败亡；齐襄、梁武二帝也信佛，但也没能免除灾祸。只要慈悲发自内心，得事有益，使百姓安乐，就是佛身。哪里还有乱度奸人，败坏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搜查僧徒，因不实滥度还俗的有12000多人，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
姚崇在实践中还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抑制佛道发展：
一是禁止创建佛寺、道观
姚崇历经三朝，目睹度僧造寺的危害，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崇在拜相时向玄宗提出的《十事要说》中提出：“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钜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玄宗也认识到造寺观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就动情地说：“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见《资治通鉴》（附考异），吴兢《升平源》）开元二年（714年）二月十九日，朝廷下制令：“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以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任经所繇，陈牒简验，然后听许。”
二是禁止民间铸佛写经
姚崇认为，“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于是就说服玄宗在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制书《禁坊市铸佛写经诏》说“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像，……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自今已后，禁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
三是禁止士女施钱佛寺
佛教的三阶教竭力提倡布施。欺骗人说：“夫布施者，今现在世有十倍报，后世受时有亿倍报，不可计数。”他们创立无尽藏教派，骗取财物，积居钱帛。对此，玄宗下《禁止士女施钱佛寺诏》：“闻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阶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法，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兆、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文簿，待后处分。”
四是对僧侣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姚崇秉政，以僧惠范附太平乱政，谋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后不出院，其法颇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见《孝经》）把孝敬父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佛教却认为“识体（灵魂）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辩怨亲？”甚至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孝敬父母是无意义的事。（见范文澜《唐代佛教》）所以，历朝历代的朝廷抑佛都令僧尼致敬父母。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十三日，朝廷下诏书：“自今以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至于丧祀轻重，及尊属礼教，一准常仪。庶能正此颓弊，用明典则。”
这些措施的实施，无疑地对安定国家局势，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税收入，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