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皇帝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和压力。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不好的大事。玄宗立即召见宰相宋璟、苏颐，问他们什么缘故。宋璟等人报告说：“陛下三年服丧期未满，实在不能出行，凡事发生了灾害变故，都是上天用来申明教训和警告之意的。陛下应该更加尊崇正道，以回报天意，姑且停止东都之行的打算。”玄宗又召见姚崇询问道：“我就要从京师出发，太庙却无缘无故倒塌了，恐怕是神灵在告诫我不该东行吧？”姚崇回答道：“太庙的殿堂本来是苻坚时所修造的，隋文帝创建新都后，把宇文氏朝廷旧殿的材料用来建造了太庙，唐朝又延续隋朝的旧制，继续作为太庙，年代久了便因腐朽虫蛀而毁坏了。山有朽土，尚且不能避免崩塌，年久的枯木，自然会要折断的。只是偶然与您出行的日期相吻合，并不是因为出行才倒塌的。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长安、洛阳两京连接，陛下因为关中地区收成不好，往来转运粮食又要劳民伤财，所以，才为了百姓出行洛阳，哪里是没事自找烦劳的？东都的多个部门已经安排好了接待方案和供应计划，您可不能失信于天下。依为臣愚见，旧的太庙已经朽烂，没法修好，希望把太庙神位移至太极殿，重新改建新太庙，以表示对先帝的忠诚敬意。您的车驾应按照计划马上出发。”皇帝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的话正符合朕的心意。”赐给姚崇200匹绢作为奖赏，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恭敬地把七个神位捧到太极殿安置，又改建新太庙。于是皇帝出发去东都，命姚崇每五天一次上朝参见皇帝，依旧入阁中供奉，姚崇得到皇帝的恩惠礼遇很多。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子少保，因生病没有受拜。
开元九年（721年）九月三日，姚崇在东都洛阳慈惠坊里与世长辞，享年71岁，朝廷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定谥号为文贞。姚崇在临终之前先划分好田园家产，让子侄各自守住自己应得的份额，并写下《遗令诫子孙文》的遗嘱以告诫子孙，大致意思是说：
“古人说：‘富贵会招致人们的怨恨，贵则招致神灵嫉妒你的满盈，人们讨厌你位居其上；富则招致鬼来窥视你的家，奴仆也贪图你的钱财。’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按书籍所记录，那种德行浅薄、承担重任却能长寿无罪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范蠡、疏广之流，明白适可而止和知足的尺度，前代的史书都称赞他们，何况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却长期窃得荣耀和宠任，地位越高越害怕，皇帝赐予的恩惠越厚就越增添我的忧虑。以往在中书任职的时候，患病体弱，虽然始终不敢懈怠，可各项政务还是多有欠缺。推荐贤人代替自己，多次真诚祈求天从人愿，终于承蒙皇上的哀怜和同意，我悠然畅游在园林池沼之间，放浪形骸，人生一世，能这样也就满足了。田巴说‘百年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到达’，王逸少说‘仅在俯首举头之间，一切已成为过去的陈迹了’，这些话都是正确的。”
“近来看到各位达官死后，子孙们失去庇护，遂大多落入贫寒，为了一斗一尺的家产，也要互相争夺。不仅只是玷污自己，而且更辱没祖先，不论谁是谁非，都受到人们的讥笑和非议。庄田和水碾，既是大家共同拥有的，由于互相推诿依赖，有的则导致荒废。陆贾、石苞都是古时贤明豁达的人，所以在死前先分定家产，以杜绝身后子孙的争夺，我静心考虑这些，对他们的做法深表赞叹和佩服。”
“昔日孔丘仅次于圣人，母亲的墓坏了却不修复；梁鸿是大贤人，父亲去世却用席子裹尸埋葬。从前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是当世杰出而通达的人，他们通晓古今之事，都有遗言，嘱咐后人薄葬。有的身穿洗干净的平常衣服，有的用单层的绢来束发，他们懂得人的真魂离开身躯后，以快速腐朽为最好，子孙都遵照他们既定的主张，至今人们还作为美谈。凡是厚葬的人家，一概都是不明智的。有的是沉溺于流行的习俗，不辨善恶贤愚，都以为奢侈厚葬才是忠孝，而节俭薄葬就是吝啬爱财，以至于让死者招致戮尸暴骸的惨祸，生者陷于不忠不孝的责难。真是令人痛惜啊！死者没有感觉，自然如同粪土，何必费力厚葬，造成原有家业的损害。如果死者也有知觉的话，他们的灵魂不在棺材里，又何必违背君父之命，耗费可供衣食之用的钱财。我死以后，可用平常的衣服来收敛，一年四季的衣服各一套罢了。我生性不喜欢做官穿的衣服，一定不要放入棺墓，紫衣玉带，穿在身上足够了，你们不要违背我的意愿，而且神道也讨厌奢华，阴间崇尚质朴，如果你们违反我的决定，让我在地下尸体遭戮，你们能安心吗？请你们考虑。”
“现在的佛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姚兴手执经本和他一起对应翻译，姚兴在永贵里建造佛塔，竭尽府库的资财，广求装饰美盛，可他却没能延年，国家也随之灭亡。另外，齐国横跨山东，周围占据关右，周就大量除灭佛法而整治军威，齐却广泛安置僧徒，依靠佛的力量。等到两国交兵时，齐国灭亡了，国家既不存在，还有什么佛寺呢？求福所换来的报应，是何等轻视！梁武帝以皇帝的身份作寺庙的奴仆，胡太后用皇后的身份入寺为教徒。结果只是身死名辱，都导致了亡国败家的结局。近来孝和皇帝发遣使者去放生，倾国所有来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这些人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被天下人耻笑。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会一段段折断，火坑会变成水池’，近来因持善乐道不自放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先前的事容易知道，尚且感到没有回应，身死之后难于推求，谁见到这些有什么征验。况且五帝的时候，父不葬子，兄不哭弟，是说人们都长寿，没有夭折和遭横祸致死的。三王之世，国运长久，人们休养生息，身为臣子的彭祖、老聃之类，都享受长寿高龄之福。在当时，还没有佛教，哪里是抄写佛经、铸造佛像的功力和设斋施舍的功劳？《宋书·西域传》中有位知名僧人，撰著了《白黑论》，道理论证得明确清楚，足以解除深疑，应该阅读照办。”
“况且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如果有自然一切事物景象的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做善事不做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何必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符合实际的记载，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乃至于舍身也在所不惜，这才是大糊涂啊。也有人为死者造像，称为追福，因人施教，诱导人们领悟佛的真义，办法虽然多种多样，然而诸如念佛布施等事情都必须发自内心，靠别人相助难道应该得到善报吗？这样互相欺骗，渐渐形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假如有通达多识的人，也被时俗所限制了。如来广施慈爱，目的是利于万物，而损害资财不足的众生，增加豪僧富裕的资财，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死的常规，自古以来不能避免，制作的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你们应各自警惕。只要正法在心，不要效法那些儿女之辈，终生不能觉悟。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不能全部按照正道去做，必须顺应俗情，从第一个七日到最后一个七日，任凭你们请僧人设七日斋会。如果斋会的同时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的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
“道士原本是以衍生万物来源为宗旨，最初没有逐利、竞争的教论，而没有见识的人羡慕僧人有利可图，就照佛教的做法去做。恭敬地追寻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例，错得很远。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以后，也要教导子孙照我的做法去做。”
姚崇遗嘱说的看上去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唐代的社会风气。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教育后人，批评厚葬之风，痛斥社会时弊，实际上也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檄文，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也被后人传为佳话。
开元十年（722年）二月，根据姚崇生前的遗愿，他的子侄们把他安葬在洛阳之南伊阙万安山之南原（治今河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和他的母亲葬在一起，永远陪伴着他的母亲刘氏而长眠于河洛大地。
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宋璟等人辅佐唐玄宗，前后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直到至德元年（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当得知唐肃宗任命房琯为将时，他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姚崇的“宏才远略”。
欧阳修和宋祁在编撰《新唐书》写毕《姚崇传》后写下这样的赞语：“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己。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法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下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此时姚崇已逝世330年了。
继汉代司马迁《史记》后，可与司马迁《史记》相媲美的又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48年）问世了，同为陕州直辖的宋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唐代宰相时说道：“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能比焉。”充分肯定了姚崇为唐朝四大贤相之一，此时姚崇已逝世360多年。
毛泽东在认真阅读了《新唐书·姚崇传》之后，在传记的天头上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当毛泽东继续阅读到姚崇的“十事要说”时，又乘兴批注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此时姚崇已逝世1300年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