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养生学除了与医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之外，还深受宗教、哲学、伦理道德及民风习尚的影响。在中华传统养生文化中，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佛教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不仅为中华养生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华养生实践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养生方式，至今仍被人们所喜爱。
1.道教的养生理论与养生方式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是中华民族原始宗教的延续。道教的最高理想：“长生不死，常欲乐生”，其内涵把长寿、最佳养生之道作为自己的道义。
道教的最高境界：“形与神俱，飞升成仙”。其含义把精神修养，形体锻炼，形神合一视为与养生观密不可分。
道教把人体视为“小宇宙”，把自然界视为“大宇宙”，大与小运转要协谐，要顺乎自然造化之道，不可违拗。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尽享天年的人伦之乐。
道家养生方式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最上乘者是先秦时代老子倡导的清静无为，中乘者为秦汉方士的神仙服食，最下乘者是东汉末期的张道陵等。明、清以来，道家的养生学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在精神、呼吸、形体、食物等修炼方面形成了整套方法，其中许多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作为道教的精华传习至今。
道家特别强调精神方面的修炼，把“清静无为”、“离境坐忘”作为养神的核心。道家认为，自然界博大无边，欲望又无有止境，要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物质名利，势必会劳神伤身，损害健康。要做到“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志”，就必须“去物欲，简尘事”。
道家所提倡的这种心理上、精神上的“清静无为”，虽是不现实的，但对生活在快节奏、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中的人们，如若在紧张喧闹的现代生活中，有那么片刻的时间，使整个身心回归到自然状态，进入上乘修道境界之中，对消减疾病、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恐怕会有裨益的。道家养生的另一核心方式是注意呼吸修炼。其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服气法，它与现代气功中的调息、吐纳、内视功法、内守丹田法很相似。道教认为吸入天地间的四时正气，日、月、星辰的精气，就可以长生。结合呼吸修炼，道家也很讲究形体修炼。其主要内容有按摩、导引、拳术。按摩，即循行一定的经穴，用按压、揉摩、捏推等手法作用于人体导引、拳术则是引导四肢百骸，做各种屈伸俯仰运动，达到疏通经络、理气止痛的治疗效果。
道教的养生，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为最终目标。这种对于长生不老向往的思想，早在老庄著作中就有阐述。在《庄子》的《逍遥游》和《齐物论》等篇中，有关于神仙的描述：“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意思是神仙的肌肤光滑洁白得如同冰雪，姿容美丽婉转得如同少女。不吃五谷，只是吸风饮露。乘着天上的飘浮的云气，驾驭着飞龙，行游在四海之外。《庄子》还说到这些神仙，大火烧着不觉得热，江河冰着不感到冷，雷电飓风打着它也不会惊慌。《战国策·楚策》中有奉献不死之药的故事，尽管它是讽刺楚王、揭露进药人“欺王”的，但它反映我们祖先早就在寻求长生的方法，探索生死的奥秘了。
《史记·始皇本纪》和《汉书·郊祀志》里都有秦始皇和汉武帝热衷于寻求仙药的记载。秦始皇在位12年，就千次派遣方士携带童男、童女，入海求取长生药。汉武帝时，方士又以炼制黄白药作为获取长生之药的手段。
综观道教的养生方式，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种：
（1）守一之道
守一之道指的是在身心安静的状态中，将意念集中对于“一”（即“道”）的信仰，以求得长生的养生方法。约在东汉时就广泛流行过。魏晋以后，逐渐同存思、吐纳、导引等融合在一起，成为后来内丹修炼的一个重要环节。
（2）存思之道
存思之道指的是在高度入静的情况下，将意念存放在体内或体外的某处，以求得到长生。魏晋时广泛流行。有的称体内各部分各有神灵居位，将意念存于体内，称为存神。存神而与神合一，即可登临仙界。有的主张存思中，应以意念内观自身脏腑，就可获得自身脏腑之形象，这就是内观。但值得注意的是，存思类文献，一般有较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3）导引之道
导引之道指的是伸屈、俯仰、行卧、倚立等多种人的肢体运动。它与气息调节配合，求得血脉畅通、延年益寿和祛除百病。大约在秦汉时已有流行。其后，导引之法越来越多，并与气息调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后来的内丹修炼的一个内容。
（4）吐纳之道
吐纳之道指的是呼吸调节中，吐出胸中的浊气，吸进新鲜空气，以长生延年。大约在秦汉时已有流行。后来的内丹功法也重视气息，强调在呼吸中获得先天之气以补后天之气。
（5）胎息之道
胎息之道指的是呼吸调节达到一定程度时神气相结，鼻息若有似无，呼吸似在脐部进行，如同胎儿在母腹中一样。大约在秦汉时已有流行。魏晋以后，逐渐同吐纳、导引等方法融合一起。调节呼吸达到似胎之状，成为后来内丹功法的一个重要环节。
（6）服食之道
服食之道指的是通过服用特定的食物或药物来求长生成仙。战国时期就已流传，魏晋和唐代两度成为养生的主要方法。服食的对象大致又有两类，即草木药和金石药。草木药的功效在于补救“亏缺”，就是中医家们常说的补养元气，调理五脏，滋养精血，治疗疾病的意思。金石药因为来自天地之间，古人以类附比，认为服金石药即可长存不朽。
（7）外丹之道
外丹之道指的是用炉鼎烧炼铅、汞等矿石，炼制不死丹药，以求长生。大约成于西汉时，到唐代达到鼎盛。由于服食丹药致死者甚多，因此一直受到朝野的批评，唐以后即衰微。从历史实际和现代科学的角度审视，矿物烧炼的丹药，对于人的长寿延年是没有意义或者意义极微，有些丹药则是有害的，过量即导致死亡。但是它在道教养生方式的发展史上却是一项有影响的客观存在，并在客观上对于中国古化学史和古医药史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8）内丹之道
内丹之道指的是人体作为炉鼎，以人的精气神作为对象，运转意念，经过一定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聚成丹，以求长生。内丹与外丹相对。内丹之说约起于南北朝的后期。在外丹术衰微以后，内丹术逐渐成为道教养生主要方法。从元直至明清，道教内丹术内容逐渐丰富，融会贯通了古代的守一存思、导引、吐纳和胎息等种种方法，并形成了南宗、北宗、中派、东派和西派等派系，各派功法也各有侧重。
（9）房中之道
房中之道指的是男女生活节制和谐，还精补脑等房中方法，以求长生。战国时期，房中术已形成。西汉时就有较系统的理论。早期道教并不禁欲，遂将房中术纳入道术之中。后流于淫靡，在南北朝时期被排斥出道术。从现存少量文献看，其中包含的性卫生的内容，至今仍不失其科学意义。
（10）起居之道
起居之道指的是人生活方式和环境要求，包括饮食、言语、作息、穿着、房舍等等，要求取法自然，适应变化，顺乎天时地利，以求健康长生。上述几个方面的养生术是整个道家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养生方法的主干。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高度评价说：
“道教思想中从一开始就有长生不死的概念。而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这种不死思想对科学具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
正因为如此，道教的养生方式就成了世界传统养生方法中不可代替的宝贵财富。
2.儒教的养生理论与养生方式
儒家之教是崇奉孔子学说的一大学派，其思想主要是以孔孟学说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儒教本不以养生为专务，然而其思想观念及道德行为规范里也含有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同样对中华养生学有深远的影响。
“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一部《论语》，“仁”字的出现有百余处，其含义之广远非仅仅是《说文》所谓的“仁，亲也”的意思了，更深层的则是其所谓“仁者爱人”，也即“泛爱众”。
儒家的仁爱思想也包括了孝悌、宽、信、敏、俭、恭、谦、温、刚、毅、勇等道德行为规范，是将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如《论语》所谓“仁爱”，要求做到“忠恕”，待人以宽，赐人以惠对己则应“罕言利”，节俭而谦恭有礼。儒家的鼻祖孔子不仅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弟子颜回大加褒扬，自己也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这种思想品行的修为，从养生学的角度来看，也属于致寿之道。
所谓“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以及“仁者寿”等，反映了“修身”与“长寿”之间的内在联系。《春秋繁露》对此是这样认识的：“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其身。是且多且治。”
至于《孔子家语》中说“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家乎”以及《孟子》中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之类，则尤具有养生学的意义。
“孝悌”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诸如《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说法，固然反映了忠孝的封建伦理观，然而其中毕竟也有些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尊奉的美德。
儒家所强调的“孝道”，主张对待父母尊长不仅要“养”，而且还要做到“敬”。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世间皆以不孝为耻，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道德风尚。儒家影响所及，就是像张仲景、孙思邈等这样的名医方家也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为己任。寿亲养老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养老之学蔚然大观。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有“养老大”“养老食疗”等专论宋元有《养老奉亲书》、《寿亲养老新书》等明清有《寿世青编》、《寿养丛书》、《老老恒方》等等，对养生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当今老年医学的研究很有帮助。
儒家十分重视“礼仪”，包括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各种礼节仪式等。儒家的“礼治”，是其施行德政的保证，十分繁琐，而涉及日常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的一些制度，同养生有较直接的关系。
如生活起居，尤其是包含卫生方面，《论语》谈到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食不语”等等。
在睡眠方面，提出了“寝不言”以及“寝不尸，居不客”等等，这些认识是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
此外，《论语》还记载了康子馈药而孔子以“丘未达，不敢尝”为由拒服的故事，显然当时对药性不明的药物未可轻用已有所认识。古谚有所谓“不服药为中医”者，也许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婚姻嫁娶上，也有礼制。且抛开那些封建等级名分及繁文缛节的仪礼不谈，孔子所说的“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礼记·哀公问》）以及“娶妻避其同姓”（《国语·晋语》）等，却具有优生学的意义。
《论语·述而》载鲁昭公娶呈国女为妻，鲁、吴二国皆姬姓，昭公为饰其同姓通婚的非礼行为，将吴姬氏改姓名为吴孟子。于此可见“礼”的约束力之大，即使位居公卿者亦受其制约。
类似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近亲婚配的陋习。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母系为了维持其家庭中的地位，时有采用中表联姻方式，以获得娘家的某些依靠。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局限了“同姓不婚配”的优生意义。
“中庸”是儒家的思想行为准绳。所谓“中庸”，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和处事不偏不倚，“允执其中”而礼则是衡量太过或不及的标准，此即“以礼节之”的意思。
《孔子家语·五仪解》所谓“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便是中庸观念在养生方面的具体表现。其影响所及，养生学中几乎无不循为法式。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之“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淮南子·诠言训》说“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抱朴子·释带》之“人复不可绝阴阳（指房事）……唯有得其弟子宣之和，可以不损”，乃至于明成全《养生四要》之“人食必兼味者，相因欲其和也。无放饭、无流啜者，节之礼，谨防其过也……苟不知节，心餍足而后止，则气味之偏，其中和之气传之迟，斯成菀病之职”等等，莫不以其“允中”之道。
3.佛教的养生理论与养生方式
佛家主张“无生”，以有生为空幻，纵使延年长寿，最终难免一死，形体总要坏的，因此重视精神的超脱，而不在乎形体的存亡。认为精神可轮回再生，所求唯涅清寂。
晋代释道安在《道地经序》中说：“其（佛法）为象也，含弘静泊，绵绵若存，寂寥无言。”释慧安则在《明报应论》中指出：“无明（愚昧）为或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而僧肇则传扬“空洞其怀，无知无识，然居动作之域而止无为之境，处有名之内而它绝言之乡”的佛性，提倡超脱现实世界，而归宿于本体世界。僧肇早年受老庄影响，故对体用的动静问题，反对偏执，主张体用如一，非无非用，即静即动，求静于动，虽静而离动。另外，如释道安还注重禅定止观，认为禅修达高深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不能伤其虑”，同时还能发生种种神变。
佛家极重戒律，认为戒律是断三恶道的利剑，其中有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食肉）及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烟、不歌舞观听、不眠坐高广严丽床坐、不食非时食、不蓄金银宝）等。从养生学角度来看，这些要求和做法，显然有许多是益于身心的修养的。
南北朝时，由于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南北佛教在发展侧重上有明显不同。南方重在理论辨析，北方则重在静坐冥思的禅定修持。隋唐一统后，佛教学风又随之变为理论与禅修并重，其后出现的各宗中，对养生影响较大的是天台宗、禅宗、密宗。
天台宗的最高修养原则是止观学说。开宗祖师为隋代僧智凯。近代气功养生家蒋维乔（号因是子）在《因是子静珠法》中认为，气功静坐者在学会调和功夫后，应进一步修匀“止观”法。他认为“止”就是把心静止下来，不使思想散乱，让心思渐渐收束。但止而又止，不知不觉要打瞌睡，就须用“观”的方法来防止，即闭目返视自心。显然遥承天台宗之“止观”禅法。蒋氏还指出“大妙法门”：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这也是佛家法门的静坐调息功夫。晋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说：“数息守意（调心调意）有四事：一谓数息，二谓相随，三谓止、观，四谓还、净。”后来则称之为“六妙门”，意为通向涅的六种途径。
起于唐，盛行于唐末五代的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其在中国势力最大，影响最广。修禅强调具五缘，呵五欲，弃五盖，调五事，行五法。禅宗最初三代皆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不聚徒定居于一处。第四代道信开始定住一处，过集体生活。第五代弦忍认为，学道应该山居，远离嚣尘，实行生活自给，诸如运水搬柴等一切劳作，都是修禅功课。以后南宗的马祖道一更在深山建立寺院，实行农禅生活，其弟子怀海制禅院清规，规定“一日不行，一日不食”。他本人也“作务执劳，必先于众。”更有“普请”（集体作务）法，上下协力劳作。禅宗的山居、劳作和禅观，客观上对养生长寿是有益的，颇有影响。
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释道儒三教常互相渗透，从而影响着养生学。佛教初入中国，信奉者认为与当时盛行之黄老术相似，也讲清虚无为，神仙变化。
道家本不言灵魂，但北魏寇谦之则吸取佛家轮回转世说：“此等之人，尽在地狱，若有罪重者转生虫畜。”
南北朝时北魏僧人县鸾，因突发气疾，而感生命之短促，慕江南陶弘景精研神仙方术之名，南游茅山，寻访陶氏，得授《仙经》十卷。虽在加洛阳时义受菩提流支的教化，授《观无量寿经》，遂弃《仙经》而专修净业，但其所著《服气要诀》、《调气方》、《论气治疗方》等，无疑是受道家影响的有关气功养生一类医书。《续高僧传》说他能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都。
天台宗祖师智凯的老师思慧，以禅闻名，躬行实践，常持大戒，衣服只用棉布，寒冬添铺艾叶以御风霜，同时还吸收神仙方士之术，在《誓愿文》中宣称，希望“成为五通神仙”，要求长生，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宣传佛法。其谓：“我今人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又说：“愿诸贤圣，佐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愿借外丹力修内丹。”宋天台宗山外派的知圆认为，儒佛其言虽异，其理相通，主张“修身以思想”。明末宗风净土法门的云栖亦主张儒佛调和，说：“儒生治世，佛主出世……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
明末四大师之一的德清，更主张三教调和，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儒佛道三教思想调和的提出虽在宋明，而在养生学这方面则早在陶弘景、孙思邈的时代已开三教合一之先河，且繁衍不息。
佛教的另一宗派密宗，又称瑜伽密教，源出印佛教中之密教，专事行施咒术，在三国时即有咒经之译。天竺沙门耆域来中原也以咒术广为医病。唐代是这密教传入的第二期，北宋初是第三期。第二期时正式成立密宗，又称真言宗，传三密之法，即口诵真言（密语），手结契印（身密），心作观想（真密），认为三密同时相应，便可使凡身成佛。
密宗实际是一种以口诀、姿势、禅观三结合的修炼方式。蒋维乔在练天台宗止观法后又转而练《密宗的开顶法、大手印、十八道次第》等功夫。密教要籍中所谓无上瑜伽密法等与中国伦理思想颇抵触，因而在翻译时被修改失真，甚至被限制翻译，因此对中华养生文化的影响尚不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