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水墨青花,刹那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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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7

阮玲玉和蔡楚生的感情,是在《新女性》的拍摄过程中升温的。他们相遇而产生的感情,不是激情迸发式的,而是疗伤式的,是带着苦痛的过去,却忽然找到了一线清泉。他们都处在事业的巅峰,但身处静悄悄的片场,轻言细语中,他们又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他们的相恋安静、温暖,伴着眼泪和诉说。此时的阮玲玉,是一片冰河,蔡楚生便是冰层下的一股暖流。她觉得自己又有救了。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蔡楚生已有妻室。更何况,阮玲玉生命中的暴风骤雨很快就到来了。

1935年是阮玲玉的流年。年初,张达民和唐季珊的官司让她陷入无可阻止的“丑闻”中,而《新女性》因为新闻记者一角而产生的上映波折,也让阮玲玉深感绝望。小报记者向她围攻,借着她打官司的风头,狠挖她的私人生活史。阮玲玉跟黎民伟等人说:“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无罪,不过报上登得太难听了。”她还说:“还有马路上卖报的小孩,嘴里乱喊着看什么什么,更叫我听了难堪。”据说,阮玲玉曾经向蔡楚生发出过求救信号。但蔡楚生的回答是,沉默。他或许有他的难处:妻室不能不管,而且,未来还要拍电影,不能因为卷入丑闻,而自毁前程……那时候的蔡楚生,没办法勇敢。她敢于突破现实,寻找爱的港湾,他却不敢与整个社会规则作对。如果早遇上几年,他或许敢于拥抱她,接受这份情感。可人生没有如果。

1935年,阮玲玉也遭遇了事业的尴尬。她似乎走到了一个瓶颈。1930年,胡蝶便在明星公司的《歌女红牡丹》里牛刀小试,发出声音,拍了一部有声片。因为影院院线系统设备来不及更新,默片在国内还有一定的市场,可是到了1935年,这一“延迟”终于快走到了尽头。有声片以一种剽悍的姿态,挤走了无声片的位置。作为默片女王,阮玲玉面临着事业的新考验——她必须发声。在好莱坞,默片女王嘉宝那略带瑞典口音的英语发声,让世界为之疯狂,但阮玲玉却没有那么幸运。她的声音过细,而且广东籍的她,国语也不是那么标准。她开始苦练国语,期待转型。相比之下,胡蝶就幸运得多,从无声到有声,对她来说,不过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她正常的声线、标准的国语,都让她的转型显得那么轻松自然。阮玲玉压力更大了。

阮玲玉等不到爱,看不见未来,心灰意冷,外面官司又打得满城风雨。1935年3月7日晚,黎民伟设宴请客,阮玲玉早早到席,全程谈笑,仿佛心事全无,散席之后,她还吻了女主人和黎铿、黎锡,八小时后,阮玲玉服安眠药自杀……1935年3月8日,妇女节,下午6点38分,阮玲玉与世长辞。在她身后,是一个无声、辉煌又渐渐远去的默片时代。阮玲玉是默片时代的一朵花,无声地开,又无声地败。而阮玲玉的电影,一头一尾,像两个巨大的影子,隐喻着她的人生。阮玲玉的第一部片子是《挂名夫妻》,她和张达民、唐季珊,都曾是挂名的夫妻;她的最后一部片子《新女性》,以女演员艾霞的自杀为原型,演完此片,阮玲玉竟也走向自杀的结局。阮玲玉背着“挂名夫妻”的十字架,终于没有走进“新女性”美好的明天。

阮玲玉死前,留下遗书,前后有两个版本,孰真孰假,也成为谜案。第一个版本是唐季珊提供的,影印件,发表在《良友画报》1935年第103期;第二个版本在阮玲玉自杀后一个半月,发表在《思明商学报》上。阮玲玉留有遗书几乎是肯定的。当天她从黎民伟家中回去,已经将近夜里12点,“阮即对唐说腹饿,于是嘱女仆为煮面一碗,一面命唐先睡,唐不欲独眠,强阮同睡,阮云,记好零用账,即来同睡,唐乃上床,呼呼入梦”,阮记零用账是假,写遗书是真。两个版本的遗书出来,内容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涉及张达民、唐季珊、唐的情人、小报的无耻、公司对她的欠款以及她母亲和养女的未来安排,信息量非常大。但无论真遗书、假遗书,遗书和伪造遗书本身,就反映了当事几方对话语权的抢夺。阮玲玉临死一场天鹅之歌,固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到底也令人叹惋。

阮玲玉是凛冽的,相比之下,胡蝶是朦胧的。阮玲玉是清清爽爽一场雪,胡蝶是氤氤氲氲一场雾。阮玲玉是有一说一,不打含糊,临死了还留一封遗书,把自己和张达民、唐季珊那些事,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她没料到有人会伪造遗书)。阮玲玉活得太清晰,太透明,对自己要求也高,所以公众的压力一来,她便扛不住了。因为是从底层起来的,阮玲玉格外好面子,做人、恋爱、演戏,她都把面子放第一位。她是努力想活得好,演得好,但却总是坠落,她心思太细腻,做人又太认真。而胡蝶却是“难得糊涂”。阮玲玉是把什么都说清楚,而胡蝶却是知道也不说。阮玲玉是清水一杯,容不得一点污,胡蝶却是一锅酸辣浓汤,五味杂陈,说也说不清楚。看客们想知道?无可奉告,自己去揣摩,自己去体会。胡蝶的私生女,胡蝶与戴笠的三年,至今仍然说不清、道不明。人们问起,胡蝶只是一笑而过。说不清楚就不说。时间是最好的稀释剂。历史的谜团,像一个美味的泡芙,胡蝶一口吞下去,独自消化,独自忧伤,独自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