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水墨青花,刹那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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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6

阮玲玉面硬心软。大红大紫的时候,追求者众多,她身边有一只小藤箱,填满求爱信。对于这些,阮玲玉既不回应,也不销毁,更没有看低追求者,她把它们锁在箱子里,贴上纸条,上书:小孩子的信。胡蝶跟她正相反。胡蝶表面上柔软可亲,客客气气,内心却颇强势。这强势,来源于自信和乐观。胡蝶是一个女子,她需要男人,但在胡蝶的生命中,她未必需要男人来给她全部支撑。她与林雪怀打官司,打得理直气壮,最终获胜,她的声名非但没有因为官司而跌落,反倒塑造了自己独立女性的形象。阮玲玉却在张达民和唐季珊对自己的抢夺中,失去了自我,两个男人都认为阮玲玉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张达民把她告上法庭,唐季珊对她任意打骂,阮玲玉的精神世界,一下崩塌了。阮玲玉是一个旧女性,不小心走到电影这个新世界中来,她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经济独立了,名气越来越大了,但精神上却一直没有独立起来。她的世界,必须要有个男人来支撑。

阮玲玉从香港回来之后,影坛就已经开始飘起了另一股新空气。随着战事和政治空气的变化,左翼之风开始席卷影坛。盛夏的傍晚,几个青年人夏衍、阿英和郑伯奇,在DD咖啡馆,面见明星影片公司巨头周剑云,进行了一次“相当坦率而又相互间心照不宣的谈话”。既而三人化名黄子布、张凤吾、席耐芳,成为明星电影公司的顾问,左翼电影运动开始。这股风潮很快拓展到了联华。田汉与联华合作,打造了《三个摩登女性》,阮玲玉意气风发,借着左翼的潮流,突破自我,倾情出演青年女工周淑贞这个角色,演艺生涯更上层楼。而后,她又演了费穆的《城市之夜》和孙瑜的《小玩意》,越演越入戏。但另一方面,她的私人生活,却并不十分愉快。唐季珊懂女人,尤其懂得女人的弱点,但他却不够珍惜女人。他是一杯有毒的美酒,旋转在夜场中,香甜诱人,但喝下去,少不了吃痛万分。

1934年,阮玲玉一口气拍了7部电影:《人生》《归来》《神女》《香雪海》《再会吧,上海》《神女》《新女性》。感情失意,阮玲玉寄情工作,寻找精神上的解脱。她是在逃避,逃避内心的困惑,张达民、唐季珊,都是她曾经爱过的人,可爱的全不对。在电影事业上,阮玲玉挑片子,挑导演,严格认真,可到了私人生活中,到了感情的旋涡中,她则像是换了一个人,毫无抵抗,束手就擒。她总是悲观、低落,她看人生,是溺水般的无望的下沉。1934年,中国选派影星去俄国,胡蝶中选,阮玲玉落第。胡蝶去看阮玲玉,谈起去俄国的事,阮玲玉感叹:“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此机缘。”胡蝶有悲剧般的经历,但却有乐观的性格,所以最终悲剧也成喜剧。阮玲玉则是完全的悲观者。她把人生看得很严肃,所以一遇到情感不如意,便深觉怅惘。喝酒喝到半醉半醒时,阮玲玉会问朋友,“我算不算一个好人”,又说,“做女人太苦”,“一个女人活过三十岁,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阮玲玉拍《新女性》时,遇到了蔡楚生。蔡楚生是郑正秋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第二代导演。他们的缘分来得很迟。1932年,蔡楚生拍《南国之春》,找阮玲玉出演,被拒绝。而后,他拍《粉红色的梦》,邀请阮玲玉演出,再次被拒绝。他没有名气,拍的片子也是“粉红色”的,这闭门羹吃得完全在情理之中。但蔡楚生很快就转了运。1933年,他拍《都会的早晨》,在影院连映18天,名气小成。1934年,他拍《渔光曲》,轰动上海,在金城大戏院连映60天,一手捧红了王人美,电影歌曲被灌成唱片,狂卖十几万张。蔡楚生跻身一线导演行列。现在,他要拍好友艾霞的故事,又向阮玲玉发出邀请。阮玲玉接受了。阮玲玉和蔡楚生,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祖籍都是广东,都热爱电影事业,而且,在面对自己的出身时,他们有些“同病相怜”。阮玲玉最怕别人提起她是佣人家的女儿。而在众多留洋回来的导演中,蔡楚生又对自己从电影义工做起的奋斗史有些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