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不大，国土面积仅618平方公里，人口却有217万（1992年数据）。既无矿山又无农田；几条小河最长的也不过15公里，而且无鱼可捕，利用价值极小；饮水要靠马来西亚提供。所以，当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预言，没有资源、没有市场的新加坡将很难生存下去。然而，担任总理的李光耀却不气馁。一上台便和他的同僚们分析新加坡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世界形势。他们在仔细地研究了瑞士和以色列这两个在人口和面积上与新加坡相似的小国经验后，得出的结论却相当乐观：新加坡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又是天然的良港，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完全可以实现繁荣和强大。
当然，李光耀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加坡工业落后，仅限于对转口产品的初级加工工业和为港口服务的机械、车船修理等小型工业，经过二次大战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整个新加坡满目疮痍。
新加坡面临几乎没有工业又缺乏发展条件而且人口密度高的困境，新成立的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解决就业问题。只有解决了就业，人民的收入才有保障，人民的生计才有着落；只有解决了人民生计，社会才能得以稳定，经济发展才有保证。而要求得经济的长足发展，则必须改变殖民的、畸形的经济结构。由单一型经济发展成多元化经济结构。在这种认识下，李光耀政府推行以迅速实行工业化为主要内容，以多元化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
1959～1967年为第一阶段，经济处于恢复阶段。新加坡政府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进口替代”工业为重点，以此来改变单纯依赖于转口贸易的畸形经济结构，发展多元化的国民经济，并藉以解决就业问题。
1968～1979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处于扩张阶段。新加坡由“进口替代”转向发展出口工业化时期，也是新加坡经济的起飞时期。1965年8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迫使新加坡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上作出新的选择，实行“出口导向”方针，即利用外部经济力量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以此带动外贸、交通、通讯、金融等行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到1979年，李光耀执政已是第20个年头。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新加坡的国民经济结构起了根本性变化。新加坡城市也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都市变成了一个人均国民收入达8291新元，仅次于日本的闻名遐迩的新兴工业国家。
1979～1986年是第三阶段，经济处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时期。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处于滞胀状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也竞相走上工业化道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原有优势逐渐丧失。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如果继续以大量劳动密集型工业存在下去，势必处于不利地位。审时度势，新加坡必须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1979年7月，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为期1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鼓励发展技术集约型工业，采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工业企业的技术层次，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对此，李光耀充满信心，他认定：“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定会成功。”
1980年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05亿美元，人均收入达4600美元，这时新加坡经济已被世界确认为战后亚洲经济奇迹之一。1981年，新加坡政府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精神，制定了“十年经济发展计划”，新加坡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虽然有石油危机的冲击，新加坡经济仍取得一定的进展。并且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时，新加坡的发展是首屈一指的。
从1959年李光耀执政到1992年退出政界的几十年中，新加坡的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与令人瞩目的成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19.68亿新元增长到1992年的644.2亿新元，增长了32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404.5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14714美元，增加了35倍。以建立多元化经济结构为中心的经济战略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从一个以转口贸易为基础的、殖民地的、畸形的经济结构转变成了一个以制造工业为中心，商业贸易、交通运输、金融、旅游与国际服务业全面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制造工业内部结构也从一个以初级产品初步加工与为港口海事服务的造船修船、机械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变为一个以电子电气工业、炼油工业、工业用化学材料工业为中心的门类比较齐全、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的制造工业体系；贸易结构从以转口贸易为主转变成为以出口本国工业产品为主；在原有的转口贸易与自由港的基础上，目前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等国际服务中心。纵观几十年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成功地由“虾”变成了“龙”。
“如果诺贝尔奖设最佳国家领导人奖的话，李光耀一定是得主，而且可能不只得奖一次。”这是香港《亚洲周刊》罗伯特·乌德卢在1984年11月对李光耀的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