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军大举南侵，计划渡过长江灭亡南宋。宋军前线将士奋勇杀敌，捷报频传。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率领“岳家军”先后取得了郾城大捷和朱仙镇大捷，刘锜、张俊、杨沂中等也先后取得了“顺昌大捷”和“柘皋大捷”。金军被宋军阻击，老打败仗，不得不慌忙北撤。兀术甚至想放弃中原，退回东北的根据地。如果宋军此时能够乘胜追击，很有可能将金军一网打尽，尽收失地，雪靖康之耻。但此时秦桧惴惴不安，为了避免在以后的谈判桌上金军向他兴师问罪，他便竭尽全力阻挠岳飞等宋军北伐抗金。他利用高宗只想保住南宋半壁江山的心理，怂恿高宗乘胜议和，则金朝必然答应。这一建议正中高宗下怀。因为投降议和一贯是高宗所推崇的。
绍兴十一年七月，秦桧唆使他的死党万俟卨以谏官身份弹劾岳飞，颠倒是非的罪名有三：一是“日谋引去，以就安闲”；二是淮西之战，“不得时发”；三是淮东视师，沮丧士气。第一个罪名暗指岳飞辞职上庐山一事，第二个罪名是指没能及时驰解淮西之围一事，第三个罪名完全把张俊撤除防务的事情栽到岳飞的头上。
岳飞意识到处境的险恶，上表辞位，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他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宫观闲职。但高宗显然不想保全他，罢政制词里说岳飞有“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留下了杀机。韩世忠看清了大势，主动辞去枢密使之职，闭门谢客，口不言兵，以求自保。
张俊受秦桧指使，利用在镇江开枢密行府的机会，胁迫岳飞的部将都统制王贵就范，又买通了副统制王俊，由王俊向王贵告发岳飞的爱将副都统制张宪，诬陷在岳飞罢兵后准备裹挟原岳家军离去，以威胁朝廷还兵给岳飞。王贵把王俊的状词发往镇江枢府，张宪虽受到张俊的严刑逼供，仍不肯屈招。张俊却上报朝廷，诬指张宪串通岳飞谋反。
高宗下旨特设诏狱审理岳飞一案。宋代群臣犯法，多由大理寺、开封府或临安府处理，重大的才下御史台狱，很少使用诏狱的方式。诏狱是用以查办谋反大罪，须由皇帝亲自决定，临时委派官员奉诏推勘。
十月，岳飞与其子岳云被投入大理寺狱，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寺卿周三畏奉诏审讯。岳飞在受审时，拉开上衣，露出早年刺在背上的“精忠报国”四字，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何铸经反复讯问，未获一丝反状，便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辞穷，抬出后台说：“此上意也。”何铸虽然前不久也弹劾过岳飞，但良心未泯，不无义愤地说：“我岂区区为一岳飞？强敌未灭，无故杀一大将，失士卒之心，费舍己之长计！”
秦桧在高宗同意下，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酷刑逼供，锻铸冤狱。岳飞在狱案上愤然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喊出最后的抗议。
听到岳飞将被处以谋反罪，许多朝廷官员都上书营救，连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挺身而出，当面诘问秦桧，所谓谋反证据究竟何在。秦桧支吾道：“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秦桧的妻子王氏却火上加油地提醒道：“擒虎易，放虎难。”高宗也决心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他亲自下旨，岳飞以毒酒赐死，张宪、岳云以军法斩首。
岳飞之死与绍兴和议及第二次削兵权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不过，削兵权并非必然要导致岳飞之死，因为当时三大将的兵权确实已经平稳转移到三省、枢密院手里，也并没有任何反侧动乱的迹象，高宗完全可以对他们“保全于始终”。但高宗与秦桧在议和、削兵权与杀岳飞问题上，是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的。在秦桧看来，岳飞成为他向金投降的最大障碍，不杀岳飞，难成和议；而从高宗角度看，杀岳飞并非主要为了和议，更重要的是所谓“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杀鸡儆猴，以便他驾驭诸将，也因为憎恶岳飞“议迎二帝，不专于己”，替自个儿出一口恶气。在岳飞之死的问题上，高宗、秦桧也都在玩弄“交相用而曲相成”的把戏。于是，岳飞非死不可。
绍兴和议是在岳飞被害前一月签署的，这也证明：即便为屈膝求和，高宗也是完全可以不杀岳飞的。和约的主要内容为：①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②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③宋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运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交纳；④金归还宋徽宗棺木与高宗生母韦氏。次年二月，宋派使节进誓表于金，表示要世代向金称臣，和约正式自效。通过这次和议，金人得到了从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和金帛，宋金之间确定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战争，形成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从当时宋朝立场来看，称臣、割地、纳币，绍兴和议无疑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更何况当时宋朝在对金战争中还占了上风。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绍兴和议是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相对平衡状态的产物，南宋即便在战争中略占上风，也未必就一定在短时间内真能直捣黄龙府，把宋金边境北推到宋辽旧界。而宋金两国都已不堪连年的战争，绍兴和议是对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正式确认。
其后，宋金关系以和平共处为主流，双方虽然也有战争摩擦，但始终没能改变这一基本格局。正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对峙格局下，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南宋则最终完成了社会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钱大昕以为，宋金和议“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绍兴和议的交换条件，绍兴十二年八月，金朝把宋徽宗的梓宫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归还给南宋，高宗上演了一场“皇太后回銮”的“孝道”戏。据说，徽宗棺椁里并无尸身，金人只放上了一段朽木，高宗也不敢开棺验尸，他怕再蒙羞辱。而韦氏在金朝也受尽了臣妾之辱，她被金将完颜宗贤占有达十五年之久，生有二子。高宗煞费苦心地把自己母亲被俘时年龄从三十八岁增大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五旬老妇绝不可能有那号事，种种传闻只是金人的“诽谤”而已。
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附带性条件，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这就剥夺了高宗对秦桧的罢免权，确保其相权的不可动摇。自从“绍兴和议”之后，秦桧专权达十五年。为了架空高宗，他建议高宗立太学、听讲《易经》、耕种农田等，让高宗整天奔波于琐事。为了粉饰太平，他授意同党知虔州的薛弼，造谣说当地一百姓在朽柱中发现了木纹，上有“天下太平”字样。秦桧借此大肆渲染，因而各地官员投其所好，天天有报告祥瑞的奏章。为此，高宗大为高兴，为秦桧粉饰的太平所陶醉，不再议论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