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璮，生辰不详。中国金末山东军阀李全之子（又说养子）。小字松寿。1227年李全降蒙古，被任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又称益都行省）。1231年李全死，不久李璮袭为益都行省，拥军自重。宋开庆元年（1259年），李璮加速准备反叛蒙古，一面进犯南宋，取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四城；一面积极加固益都城，储存粮草，截留盐课。
1262年，正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杀得难解难分之时，忽报汉地变起，李璮在山东叛乱，尽杀蒙古戍卒，率五万余人自海上北归登岸，攻打益都、蒲台、淄州等地。忽必烈一听，即疾驰南返。他知道，李璮是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他这一反，比阿里不哥祸乱还要危险，这是关系到整个汉地政局安危的头等大事。
忽必烈认为整治汉人还得听取汉人的意见，在回大都的路上，忽必烈与姚枢商讨如何对付李璮的谋反。姚枢认为李璮摇摆不定，不能获信；狂妄自大，不能恤人；奸邪狠毒，没有帮手；头脑简单，缺乏计谋。
对于李璮，忽必烈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以地处蒙宋之间的地理位置和自己的势力为借口，多次向忽必烈要钱粮、要兵权，忽必烈多次调他出征，他都不听调遣。他岁赋不输，私市军马，这些忽必烈都有所耳闻。但是，忽必烈那时认为，大定之初，恰是用人之时，因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格外迁就，不但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尽专兵民之权；还把他的岳父王文统提拔为中书省平章政事，成为新朝廷的第一代宰相；甚至还劝说塔察儿王爷，把他的亲妹妹也嫁给了他。这些只是期望他能为朝廷出力，为汉人立个榜样，不想他却背叛了自己。
李璮借保宋驱蒙为口号，企图拉拢那些汉人世侯一起用事，趁蒙古主力北征漠北，皇上亲征、内部空虚之时，能振臂一呼，群起响应。殊不知，辽金以来，以宋为正统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特别是忽必烈，禁止杀伐，减税负，课农桑，已成万民拥戴之君。而大部分汉人世侯，他们不会跟着李璮去冒险，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只是在观望；如果李璮真的有所作为，也许他们会出手。要是忽必烈发兵平叛，他们一定会向忽必烈示诚，派兵派将大邀其功。
姚枢认为李璮进攻元朝，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上策是从水路进攻燕京，占据居庸关，切断元军南退后路，扼住元军的咽喉。元军便陷入阿里不哥和他的包围之中，进退不能。这势必引起人心惶惶，造成混乱。中策是不进攻元军，而是与宋朝联盟，固守自己的地盘，并多路出兵袭扰蒙古边地，使蒙古大军忙于奔救，疲于应付，尚能自保。下策是，他起事后，向北攻击，等待各地声援响应。李璮要进攻，必定要先拿下济南府，并在此等待各部声援。而济南坐落于盆地之中，属于弹丸之地，李璮有五六万人马，一旦被蒙古大军围困，便外无响应，内乏供应。姚枢认为李璮狂妄自大，好大喜功，再加上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属于那种野心大、本事小、目光短浅的人。所以，他必取下策。
忽必烈接受姚枢的建议遂命史天泽、合必赤、阿术各率所部进军山东讨伐李璮。果然不出姚枢所料，李璮既没有北上“濒海捣燕”，也没有“与宋联合”，而是选择了姚枢料定的“下策”，他趁蒙古大军未到，迅速从益都出兵，攻占了济南。占据济南后，南宋朝廷封他为齐郡王。
是年三月，阿术带领的蒙汉军队首先到达济南附近，李璮率军出城迎战，抢夺元军辎重。回城途中，他们遭到了元军截击，结果大败，被杀者四千余人，李璮只好退守济南城内。五月，蒙古十七路大军先后抵达济南，史天泽和哈必赤负责全权指挥，督战各路兵马。
济南城外，看到尚未完工的济南城异常坚固，史天泽对哈必赤说道：“李璮心多诡计，兵亦甚精，我们不能与之硬拼。我看济南四面环山，犹如一个羊圈，我们在城外挖沟筑城，团团围困，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把他们全部圈在羊圈里。时间一长，他们必定供给耗尽，到时便可不攻自破，擒拿李璮便易如反掌了。”
哈必赤十分赞同此计，于是就下令士兵开河筑城，“开三河，筑三城”，将济南城围得铁桶一般。同时下令，各部不得攻击作战，只是严密防守，防止敌人突围逃窜。
李璮一看被团团围住，于是就屡屡出城挑战，但蒙古大军不与之接战，只是用弓箭远远地射击，用密集的炮火把他们压了回去。他们侥幸冲过箭网，却发现早被城墙圈起，如水桶一般，丝毫不能得手，无奈只好退缩城内，坐以待援。
再说南宋王朝看到李璮献城投降，便给银五万两犒劳璮军，并遣提刑青阳梦炎（青阳系复姓）领兵增援。谁知青阳梦炎赶到山东，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阻击，被迫节节南退。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孤军境地。
蒙军围困济南城已经四个多月。此时的济南城内粮尽援绝。为稳定军心，李璮竟“取城中女子赏将士，以悦其心”。看到市民不愿意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他就下令把将士分到各户，每户养两三名军人。不久，全城粮食告罄，能吃的东西都吃掉了，最后竟然就着盐粒吃人肉。这些行为使李璮更加失去民心，将士也沮丧至极，李璮本人情绪低落到极点。
七月十三日，李璮勉强整军出战，希冀突围。但因缺粮乏力，被元军捕杀大部，只好仓皇退回城内。济南守军看到坚守是坐以待毙，于是就纷纷“缒城以出”，哗变出降者不计其数。
七月二十，他便下令军队解散，各人各讨出路，各自求命去。他自己提着宝剑，手刃妻妾子女，自投大明湖，可是水浅不得死，为元军所获。
抓住李璮后，史天泽恐牵扯自己的隐私，遂命立刻把他杀死。回朝后则以“擅杀自劾”。忽必烈虽未加罪责，但李璮与汉地世侯们私下交通，他心里显然是十分清楚的。现在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如果过分追究，可能会把他们逼到公开与朝廷对抗的局面，那样会对政权危害更大。因此，忽必烈把李璮的岳父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处死之后，很快停止了追究。在政治上，他继续优容各地世侯，同时也充分利用他们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他们的权力。从史天泽自请解兵权始，元廷先后在北方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罢世侯、置牧守、行迁转法，易置汉人将领部属、将不擅兵等制度，陆续把这些专制一方的军阀变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文武官僚。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璮之乱失败，进一步促成了忽必烈政权对华北各地的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这次平乱，从战法上也有可取之处，史天泽巧妙利用地形，围而不攻，使其亏粮自败，不仅有效地保存了自己，而且创新了战法，为军事家们所津津乐道。
李璮是一个“反叛的逆臣”，因为他最终倒戈反对忽必烈。从而，他被看成为是一位反叛而不是一位献身建立中国王朝的忠臣。李璮的确对忽必烈自称为中国皇帝构成了直接威胁。早期，在对宋朝的战争中李璮和蒙哥合作并且袭击过几座滨海城镇。当忽必烈1260年登上中国皇位时，看来没有理由怀疑李璮对蒙古的忠诚。另外，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而王文统刚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省的平章政事，这是政府里最有影响的官职之一。
1260年和1261年，忽必烈送给李璮金银，作为对宋战争的费用。但在1261年下半年，李璮准备和忽必烈决裂并且实行与南宋的一项和约。由于可以从山东贮藏的盐和铜得到巨大财富，李璮拥有向蒙古统治发起重要挑战所需的资源。他可能已经得到宋朝给予支持的保证并且必然认为和南宋的贸易以及其他经济关系要比与蒙古的友好关系更有实利。另外，在种族上作为一个汉人，他可能具有忠于宋朝的感情。不论出于什么动机，1262年2月22日他背叛了他过去认可的君主。忽必烈立即对此作出反应，派出几支最信任的军队来对付这位麻烦的汉人领导人。忽必烈的两位主要将领史天泽和史枢以及儒士幕僚赵璧前去粉碎李璮的反叛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在几个月之内就显示出来，8月初李璮被击败并被抓获。朝廷的士兵按通常为贵族施行的处死方法，把李璮放在一个袋中用他们的马把他踩死。他的岳父王文统在此之后很快也被处死，并且为了对王文统受到的惩罚提供法律根据，公开宣布了王文统在叛乱中的造反及“叛迹”。
李璮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统治中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疑。在一个重要经济地区发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汉人领导的并且得到一位受信任的最高层汉人显贵隐蔽支持的叛乱肯定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从这个时刻开始，他自然地对仅仅依赖他的汉人助手统治中国产生怀疑，作为替代他从非汉人幕僚中寻求协助。即使在他成为大汗和中国皇帝之前，忽必烈已经招募出身于不同种族的幕僚。但是，李璮的背叛更大地引起对依赖汉人的怀疑，忽必烈更强烈地意识到需要非汉人的幕僚和官吏。
汉人世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力图保持中原地区原有的农业生产和封建生产关系。他们原有一批依附人口，这些人亦兵亦农。在形成势力范围后，他们又进一步把战乱中的流散人口召集起来，分给他们土地、耕牛、房屋和农具，恢复农业生产。他们修建谷仓，积累粮食，甚至用武力来保护收获。由于蒙古统治者需求量巨大，又没有一定的赋税制度，世侯擅自征收赋税，因而征求繁重。世侯又往往提倡且耕且战，兵士屯田耕种，农民要备御盗贼，一旦战事需要，世侯就响应蒙古统治者的征召，大批农民被他们送去出征。这些依附人口不能随意迁离，世侯甚至可以任意处置他们。很显然，在中原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世侯势力范围内的农民的身份地位不及以前了。
除了大量召集农民外，汉人世侯还受蒙古游牧贵族的影响，把战争中掳掠到的人口当做奴隶驱使。为了应付蒙古统治者的兵役和差役，世侯占有的驱奴往往多到几百甚至几千。平时这些驱奴也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制约下，在役使一段时间后，一般会被遣放为良，转化为一般的依附人口。
有见识的世侯为了有效地统治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保存中原封建文明的传统，纷纷开设幕府，把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招揽到自己帐前。在金朝衰亡过程中，残留的士大夫大多数陆续投身于世侯幕下，成为世侯幕僚。世侯依靠这些幕僚治理辖区内各种事务。他们聚集在一起，尊崇和扶持儒学，讲究经史，推行治道。在世侯幕府中的这些“秀民贤才”后来一个个效忠于忽必烈，为忽必烈建立元朝立下了重大功劳。他们所培养的新的儒士，许多人后来也成了元朝的重臣。
汉人世侯获得的特权地位，是汉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与蒙古早期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存在本身也是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相对立的。
李璮在山东专制三十余年，在对宋、对蒙的关系上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故技，或借攻宋的名义向蒙古要钱要粮要官，或假名联宋反蒙，但其真正目的在于“尽专兵民之权”。
李璮虽与张柔、史天泽等同为投降蒙古的汉族封建割据武装，却时时怀有二心，妄图利用两大国的争斗，来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李璮为了割据山东，紧抓自己的兵权不放，蒙古曾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以各种借口推托了。宋宝祐六年（1258年），李璮攻下南海州、涟水等城，得涟水相连四城。他邀功请赏，大肆夸张胜利之功。宋景定元年，忽必烈即位后，果然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李璮报告说：“最近抓到俘虏，得知宋正调兵准备向涟水进攻。我方侦察人员看见射阳和许浦湖中战船密集，宋军可能进兵胶西，攻打益都，请求修缮城堑，做好防备。”元世祖下诏授予李璮十个金符、五个银符，用来犒赏有功将士，并且赐给三百锭银元，降诏奖谕。还规定李璮可以节制驻扎在边地的蒙古军和汉军。李璮发动兵变经过了长期的处心积虑，三十余年间，他前后向忽必烈上奏了数十件事，恫骇虚吓忽必烈，用敌国来要挟朝廷，以使朝廷替他修城增兵。他又与当上中书平章政事的岳丈王文统里应外合，准备时机一到，即发动兵变。
李璮联宋其实并非真心实意，而完全是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尽管南宋授予他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的封号，但李璮对南宋有杀父之仇，对南宋的作战十分卖力，甚至快把宋军给杀光了。这次兵变，是为了避免受到蒙宋的夹击，所以到了事件即将来临之时才去约宋，结果南宋只给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衔，并未真正给他物质和兵力上的援助。李璮反蒙后，老百姓也不支持他，听说李璮叛乱，都据守城郭，或逃窜山谷。所以从益都到临淄数百里地之间，老百姓都逃光了。虽然李璮曾四出联络，但是只有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少数几人响应他。
李璮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认为当时忽必烈正忙于与阿里不哥交战，无力调兵镇压他，不料阿里不哥很快就失败了，忽必烈迅速抽兵南下镇压；他认为北方汉族军阀都心怀叛志，起兵后会积极响应他，结果响应者寥寥无几。宋景定三年（1262年）二月一日，在发动兵变前，南宋对他尚在迟疑之中，他在三日那天发动兵变，占领益都，不久又占领济南。
李璮受围时，作了一首词《水龙吟》：“腰刀帕首从军，戍楼独倚阑凝眺，中原气象。孤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叹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此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李璮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起兵如此快就完蛋，他也未料到本人的结局竟是那样的凄惨！至元元年（1264年），李璮残余部队毛璋又兵变，也以兵败被杀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