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找到原始铜鼓之前，关于铜鼓从那里发祥也展开过许多讨论。铜鼓起源于何物，直接关系到铜鼓起源于何地。皮鼓说当然从中原内地找其发源地，象脚鼓说只能在西南边疆地区找其发源地，木臼说只着眼于越南北部，铜釜说都立足于云南中部地区。
此外，铜鼓起源地还有印度说，柬埔寨说等等。
主张铜鼓是从皮鼓演变而来的人，当然都是从中国内地去找源流，认为皮鼓传到南方多雨地区，因气候不适应，才用铜仿造，同时把创制铜鼓之功归之于马援或诸葛亮。
南宋范成大说过一句铜鼓为“伏波所遗"的话，后人就以此为蓝本编造出马援造铜鼓的许多传说。如南宋《舆地纪胜》卷一六邕州条说：“铜鼓马援所制"。《大明一统志》曰：“武宣县西十里，亦有铜鼓滩，或谓马援铸铜鼓于此。"明代以后，在马援造铜鼓的传说以外，又增加了诸葛亮创造铜鼓的传说。朱国桢《涌幢小品》就说“蛮中诸葛铜鼓"“必诸葛倡之，后人仿式而造"。《明史·刘显传》也说“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西清古鉴》在著录铜鼓时也说：“今世多谓之诸葛鼓，盖武侯渡泸后所铸。"连大金石学家朱彝尊也认为“伏波将军平交趾，诸葛丞相渡泸，始铸铜为鼓"。所以清人戴朱弦的《铜鼓歌》就说：“蛮溪雾毒苍虬舞，土夫架阁悬铜鼓，问是当年谁所留，尽说传自汉武侯。"
后来西方一些学者也沿用这些说法，认为铜鼓是马援和诸葛亮创造的。戈鹭波在《铜鼓的起源和传播》一文中主张越南的铜鼓为马援南征以后移居该地的汉人制作的。
正是因为如此，在广东、广西的伏波庙中，在中南、西南广大地区的武侯祠里，总有铜鼓陈列着，把它们作为马援或诸葛亮的遗物，让人们顶礼膜拜。正如清人郑定《伏波祠怀古》所述：
荒祠衰草已凄然，犹有居人话昔年。
铜鼓苔生秋雨后，石墙花落夕阳边。
但是这些传说是与历史真实相违背的，文献已清楚地记载，早在马援之前，铜鼓已经出现并发展成熟，《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得骆越铜鼓乃铸马式"，并不是说马援铸骆越铜鼓。说明在马援之前，交趾地区的骆越就有铜鼓了。正因为交趾已有铜鼓，马援入交趾才有铜鼓可得，并将得来的铜鼓熔化后铸成他的马式。既然马援之前已有铜鼓，更不用说等到比他晚200年的诸葛亮去创制了。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早已指出。比范成大稍晚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按《广州记》云：俚僚铸铜为鼓，唯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不知所铸果在何时？按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或谓铜鼓铸在西京以前，此虽非三代彝器，谓铸当三代时可也。"清代学者谢启昆在《粤西金石略》中指出：“自石湖(即范成大)有‘伏波所遗'一语，后人遂误为伏波所制，且因伏波附会于诸葛，至谓大者为伏波鼓，小者为诸葛鼓，真误中之误矣。"张祥河在《粤西笔述》中也说：“马援既得铜鼓铸为马式，若以鼓为援所制，何以自铸而自销之？"
其非援物可知。铜鼓出于诸葛武侯未生之前，以为孔明所制，亦属附会。檀萃《滇海虞衡志》也说：“铜鼓，粤人以为伏波；滇人以为诸葛，而实蛮之自自铸也。"所以黄春谷在《梦陔堂诗集》载《铜鼓歌》同戴朱弦唱反调：“漫说南征如巧制，非关伏波美骆越。"日本学者松崎复在《谦堂遗文》中也说出了同样的道理。
前节已经论及，从铜鼓本身，也确实找不到来源于皮鼓的痕迹。中国内地发源说是不成立的。
西方学者研究铜鼓，是很注意追溯它的发源地的。德国学者迈尔和富瓦在1897年出版的《东南亚的铜鼓》中提出铜鼓起源于柬埔寨沿海地区的说法，他们的根据只是印度尼西亚塞卢发现的4面铜鼓，鼓身上有象和孔雀形象的图样，但并无其他证据，这种推论就是在当时也是很轻率的。事实已经证明，柬埔寨发现铜鼓的数量很少，而且时代都是偏晚的，没有早期铜鼓，绝无发源地的可能。在中国，因为《新唐书·礼乐志》说过：“天竺伎有铜鼓"，马端临《文献通考》也说：大铜鼓“出于南蛮天竺之国"，小铜鼓“唐乐图所传天竺部用之"。有人就主张铜鼓发源于印度。近人梁岵庐《铜鼓渊源》，甚至将铜鼓上的纹同佛经上的梵文联系起来，把它作为铜鼓是从印度传来的根据。其实，这些有纹的铜鼓不是早期铜鼓，而是11世纪以后的铜鼓。把天竺国简单理解为印度也是一种误会。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已指出，古籍所载出铜鼓的“南蛮天竺之国"实际上是指中国云南西部和南部，并非今日的印度。《云南备征》载《云南纪游》说，大理即古时天竺妙香国。这与后来铜鼓发现的事实是相合的。地处南亚的印度，不但历史上不曾创造过铜鼓，就是直到现在为止，也从未发现过古代铜鼓，根本就在铜鼓的分布地域之外，当然谈不上是发源地。
铜鼓起源于印度说，柬埔寨说，由于与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不符，已为中外学者共同抛弃。至于奥地利学者海涅？革尔登主张铜鼓连同所属的青铜文化导源于欧洲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几乎从来就没有人附和。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还是出土铜鼓集中而年代又偏早的地区，无非是云南中部、越南北部、广西东南部这3大块。
1901年，格罗特在《东印度群岛和东南亚大陆的古代铜鼓》一文中主张铜鼓为中国西南蛮人的创制。1902年，F？黑格尔出版《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时，没有具体指出铜鼓的起源地，但他认为，铜鼓应产生于巨川大河流域，而不是滨海地区。后来，由于越南东山文化中发现一批铜鼓，学者们便把注意力集中到印度支那半岛。
铜鼓起源于越南北部说是本世纪初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获的铜鼓资料多来自越南，对中国早期铜鼓了解甚少，以为越南出土的玉缕铜鼓是最古的类型，其他各地的铜鼓都是从这类铜鼓发展而来的。后来越南的部分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发挥，认为越南是铜鼓的发源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先后发现了大量的早期铜鼓，极大地丰富了铜鼓研究的内容。其中云南楚雄、祥云、弥渡、昌宁等地出土的铜鼓形制古朴，是全新的资料。这些铜鼓大部分是科学发掘品，有大量共存物可资断代，加上碳素年代测定，时代是可靠的。黑格尔确定铜鼓分类时，还没有见过这么古朴的铜鼓。这些铜鼓的发现，已突破了以前的分类系统，日本学者今村启尔把这些新发现的铜鼓称之为“先黑格尔Ⅰ式"。越南部分学者认为，时代早的铜鼓是越南的玉缕鼓、黄夏鼓、沱江鼓和从中国云南传出的开化鼓。然而这些铜鼓大都胸部较高，形体较大，结构稳定，面、胸、腰均有各种图案花纹，主题图象有房屋、舞乐、羽人、竞渡等内容，工艺水平很高，远非铜鼓的原始形态所能有。这些铜鼓不但比上述云南中部偏西地区发现的铜鼓进步，甚至比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贵州赫章可乐、广西田东锅盖岭、西林普驮屯、贵县罗泊湾等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鼓还要进步，应是比较成熟和晚出的作品。越南一些学者也认为，要制成玉缕、黄夏、沱江、开化那样精美的铜鼓，需要经过许多世纪的经验积累，在这些铜鼓之前，必然另有一些开创期的铜鼓，但这种开创期的铜鼓在越南本土上还没有找到。越南北方的红河流域确曾有发达的青铜文化，但一直到门丘期，也只能铸造出个人使用的工具和装饰物等小件青铜器，没有发现大件的青铜容器。当地的铸造技术还停留在以砂石范为主的阶段，还没有掌握泥型铸造法，不具备铸造大型青铜容器的技术条件。只有到了东山期，才出现上述所说的那种精美的铜鼓。因此，说越南北部是铜鼓的起源地，证据不足。
广西东南和广东西南连接的地带是东北一西南走向的云开大山，岗峦起伏，森林密布，也是铜鼓发现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个地区的铜鼓有别于云南和越南，自成一个体系，有一定的地域性，有人认为它是土生长的，推论这个地区也是铜鼓的发源地之一，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系统的铜鼓是滇系铜鼓东传与北方来的汉文化融合的结果，只是滇系铜鼓的歧出类型而已。这个系统的铜鼓多是分散埋藏的，出土资料十分零碎，目前还没有见从古墓中出土的。由于共存情况不明，断定其时代还比较困难，上述两种推断都缺乏坚实的时代根据。但看得出来，这个地区的铜鼓是大起大落的，发生得较迟，来势汹涌，一出现就是形体硕大，纹饰繁杂，铸造技术精良的铜鼓，消失得也快，一进入唐代后期就去向不明。究明其来龙去脉还是铜鼓研究中的一大难题。
铜鼓起源地应从发现早期铜鼓较多，而且青铜冶铸技术又足以能铸造铜鼓的地区去寻找。云南中部地区正好具备这些条件。
云南中部，云贵高原被许多呈折扇状分布的河流切割成平顶的高山和陡峭的河谷。
丘陵和盆地交错并存，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和水力资源。在这块地方，很早就有人类生活，在距今3100年前的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开采铜矿和使用铜器。
从楚雄、祥云古墓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滇池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间很早，到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发达的青铜文化，这种青铜文化所具有的青铜冶铸业足以铸造出巨大而复杂的铜棺和容器，为铸造铜鼓创造了必备的技术条件。铸造铜鼓需要有大量的青铜原料，从《汉书·地理志》记载可知，云南中部的江川、玉溪出铜，通海、河西、个旧、蒙自、峨山出锡，在西汉以前就已著名，楚雄万家坝一批西周至春秋时代墓葬，既出了铜鼓，又出了铜釜，已获得铜鼓起源于铜釜的直接证据。这个时代，大致相当于越南青铜文化的门丘期，反映出来的铸铜技术却比门丘期高超，具备了使用陶范铸造较大型容器的能力，这种铸造技术是创造铜鼓的必要前提。另外，从目前发现铜鼓的情况来看，原始形态的铜鼓都集中发现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区，如楚雄、弥渡、祥云、昌宁等好几个县，在这个地区以外，很少发现过这么古老的铜鼓。这种早期铜鼓往后发展，就是石寨山型铜鼓。云南中部地区出土的铜鼓从早期到晚期可以排成队列，自成系统，发展脉络清晰。
而原始类型铜鼓又从当地出土的铜釜、陶釜的形态上可以找到渊源关系，证明它们完全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由此可见，铜鼓最初发生于云南。
铜鼓起源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能达到这一步，是中外学者经过长期努力的结果。随着新的资料的不断涌现和新的研究手段的不断提高，有关结论亦将更具体化和明朗化。